【大紀元9月26日訊】「第一流的知識分子，他的職業就是反對、反對、反對……」——李敖
一個學者所面對的現實就是必須將自身觀點，實現一種根本性的視角客觀化。從實證性的角度對於學術權力場進行一種社會學性的田野考察式的分析。在當下的中國學術界，一個堅持良知與客觀性的學者，勢必要面對那些像征著專橫暴力的學閥學霸們對於堅持客觀公正與獨立思考的個人及研究團體的傷害。面對在中國現實社會中的學閥、學霸，學棍們的專橫壓制，欺世盜名，中國學術界必須要爭取一種具有現代學術精神的自治性的自律、公平與公開化的精神。任何學術研究都不可能脫離其同時代的社會實踐的侷限性，正是通過學術界不正常情形的客觀描述，讓作為獨立思想者的學術人實現其批判性的價值。
對於具有獨立思考的批判精神的學者而言，在這樣一種社會現實處境與實踐中的生存狀態，使得其獨立性的反思變成了一種本身份性的標識，不僅使之與那些掌握著話語權的官方認可的學術集團區別開來，而且也由此形成了真正具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獨到社會分析與理論構成。在哲學和社會諸學科中，反思性的精神曾經由洛克定義為對意識的內在活動的觀察或者稱作內省性的意識經驗。而在黑格爾那裡，反思則佔據了其辯證性的絕對哲學的特殊地位，反思在黑格爾進一步哲學化提升為自我意識，專指思想本身所進行的回溯性的思索。在中國的古代典籍裡，反思同樣表達都會自我省察，反求諸已的意義。關於「反躬」與「天理」在《禮記‧樂記》中這樣記述道：「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對於具有獨立思想與自由批判精神的學者而言，反思性的對象不僅是那個經驗性的主體，而且是作為其批判性對象的社會整體性的意識形態與社會性存在。
由於學術活動本身的日益職業化，身處權力集團掌控內的所謂學術人也就日趨墮落，這使得無論是作為個人的學者還是一般的學術團體都處於一種依附性的，中國的學術研究從根本上變得了維護社會統治階級價值觀的工具，他們的存在只是為了表達那些既定的意識形態與專制集團所認定或認可的價值觀。在這樣一種體制性的壓抑狀態下，那些獨立思想與創造的衝動必然會受到自上而下的壓制，而那些為虎作倀者或阿諛奉承者卻受到專制集團的系統性的保護與利用。如此以來，每當社會出現某種無法預料的危機性的苗頭，例如此次的三鹿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權力集團就會讓那些在現代高度分工的社會中那些具有專業背景的專家以權威的面目出現，告訴憤怒或恐懼中的人們：「三聚氰胺屬於低毒，量少無害；吃了毒奶粉多喝水，還會由尿液裡排出；哪怕是真的腎功能衰竭了，也是可逆的能夠治療的。」在這之後，如果事態還得不到平息，將有餘秋雨之流，類似在汶川大地震之後的醜惡表演一樣，打什麼悲情牌，在博客上發表象余秋雨的帖子那樣的表面假惺惺而內裡又惡狠狠的文章。
在學術失去其獨立性、公開性與創造性的同時，整個社會的倫理道德與精神面貌也都在呈現出一種普遍性的墮落化。所謂獨立的學術與專業性的權威，悲哀地墮落成為了權力集團之謊言的辯護者，這些人及其幕後主使在種種社會性危機前的表演，其目的只不過是在這霸佔著話語權的官方學術圈內部再度進行權力再分配。這就是為什麼每當社會呈現出暴發性的局部危機時，權力集團總是會首先拿異議人士開刀，不僅是在這個圈子之外的那些早已監控或內控的異議人士，也包括去壓服在其話語權集團營內的不同觀點，諸如「三鹿毒奶粉」，或者「汶川大地震」這樣的突發性嚴重事件，於是就成為了這些打著學術人或專業人士旗號的墮落者邀功請賞的機會，專制的權力集團向來喜歡將壞事變好事，而這些善於揣摩主子意圖的文化人或學術人就會不失時機地祭出「將危機變成契機」的大旗。巨大的專業性學術資本和話語權的獨霸變成了一種在數字化時代的龐大控制系統的一部分，如一張巨大的網籠罩住了汶川大地震、三鹿毒奶粉、各種各樣的有毒食品、潰塌的大壩，廢棄的煤礦……
身為一個知識分子，就其生存性的意義而言，這不僅僅是一個物質性的概念或職業身份的認定問題，而是涉及到其作為特定社會性角色所起的實際作用與價值倫理體系的精神意義的問題。正如本文卷首語李敖所言，「第一流的知識分子，他的職業就是反對、反對、反對……」獨立思考、自由表達，還有批判性的精神，始終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的標識。當無論是以集體性面目出現還是個體性面目出現的知識分子，其生存狀態本身要附屬於權力集團，那麼他們就必然會失去對於種種社會不公平現象，種種或公開或潛藏的謊言進行批判的獨立性。獨立學者式的那種深度批判性思維的模式在這樣一種謊言與暴力所羅織的大網中必然會受到拒絕，批判的力量會受到壓制，批判的聲音也會遭到封鎖。與此相應的是這個無形的「過濾器」將那些贊同與應和的聲音加倍釋放出來，於是象毒奶粉專家那樣的「專業人士」還有像余秋雨之流的由官方話語權認可的「大師」就會以說服性的宣傳模式佔用官方媒介的有效渠道，而進行官方權力集團所認可的所述「熱點評述」、「社會觀察」之類達到引導輿論的作用。尤其是象余秋雨之流的偽人文學者總是充當著所謂「人生哲理」的宣教者的角色，在一個根本不允許獨立思想與多元文化發展的土地上，大談感悟人生的偽文化假象，偽思想假象，從而進一步壓制一般民眾的批判性思維的形成與發展。
在這樣一種現實性的存在境地之內，要想真正實現具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所必須表達的批判性的價值，會成為一種很艱巨的挑戰：堅持理想與堅守良知本身就意味著使得個體性的存在轉變為了現實性的異議者，而惶論這個異議者是處於官方學術界還是以被排異的個人化的異議者而存在。在種種社會危機與謊言的現實界，表達出自己良知性的聲音需要一種特定的前提，這就是批判性文化在當代的生存性，務必需要一種由權力話語本身所提供的條件，從而由此而對付專制權力所人為製造的那些社會性災害及宣傳性謊言所造成的不良後果。因此而言，只噹噹稱得起知識分子的學者能夠抗斥那種迎合掌握著話語權的統治集團的意願，並且堅決拒絕專制集權所要求於其充當其統治合法化或社會操縱性工具的要求時，知識分子的良知性或正義性才會得以體現。由學者在其自身內的角色而言，除了因這類由良知及對於社會現實的公正公平的理性訴求之外，他無法借助於其他的方式確立其自身角色的定位。
與此同時那些積極地為統治集團的非正義行為與不合法立場尋找開脫的藉口和合法性的「符號暴力」者，用他們經由官方所認可的所謂「專家學者」甚至是「學術大師」的名號，通過權錢交易的手段或其他更隱蔽的方式扭曲社會道德的倫理性正義從而使得學術連同知識分子的角色一道變成了謀利的工具。從此次三鹿毒奶粉事件的危機到普通民眾對於整體國貨的不信任危機，進一步暴露了那些所謂的行業內的專家學者的謊言與對事實的歪曲。所有身入這樣信任危機的風波中的人，當他們自覺不自覺地充當利益集團代言人的時候，最終也使得作為消費者的民眾拋棄了其所代言的集團。一旦情勢進一步惡化從而表現在社會生活中，就是社會風尚的進一步誠信缺乏的普遍化。
在當代中國這樣一個個人道德淪喪，社會失去了誠信根本，而造假與毒化盛行的社會狀態下，正常社會體系所具有的系統性功能，通過媒介及社會一般民眾參與的信息共享與輿論監督的渠道已經被壓制或扭曲，正是需要知識分子以其良知的定位來重新履行其自身的職責，這就要求學者不僅侷限於其專業化的狹小的學術圈內，更要以其獨立的批判性精神而發揮其社會性的職責。可貴的是，在中國能稱得起知識分子的群體包括有專業技術人士，作家，科學研究者，教育工作者，還有媒體從業者如記者等等，在他們所擁有的話語權之內，依稀還能聽到真理與良知的聲音；這些聲音雖然很微弱，雖然發表在公開的網絡論壇上很快就會遭受到刪貼的命運。然而，當毒奶粉拷問著知識分子的良知的時候，這些具有批判性的良知的聲音一定會傳播開來，正如正義最終必將申張一樣。
──轉自《自由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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