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6日讯】“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的职业就是反对、反对、反对……”——李敖
一个学者所面对的现实就是必须将自身观点，实现一种根本性的视角客观化。从实证性的角度对于学术权力场进行一种社会学性的田野考察式的分析。在当下的中国学术界，一个坚持良知与客观性的学者，势必要面对那些像征着专横暴力的学阀学霸们对于坚持客观公正与独立思考的个人及研究团体的伤害。面对在中国现实社会中的学阀、学霸，学棍们的专横压制，欺世盗名，中国学术界必须要争取一种具有现代学术精神的自治性的自律、公平与公开化的精神。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脱离其同时代的社会实践的局限性，正是通过学术界不正常情形的客观描述，让作为独立思想者的学术人实现其批判性的价值。
对于具有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的学者而言，在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处境与实践中的生存状态，使得其独立性的反思变成了一种本身份性的标识，不仅使之与那些掌握着话语权的官方认可的学术集团区别开来，而且也由此形成了真正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独到社会分析与理论构成。在哲学和社会诸学科中，反思性的精神曾经由洛克定义为对意识的内在活动的观察或者称作内省性的意识经验。而在黑格尔那里，反思则占据了其辩证性的绝对哲学的特殊地位，反思在黑格尔进一步哲学化提升为自我意识，专指思想本身所进行的回溯性的思索。在中国的古代典籍里，反思同样表达都会自我省察，反求诸已的意义。关于“反躬”与“天理”在《礼记‧乐记》中这样记述道：“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对于具有独立思想与自由批判精神的学者而言，反思性的对象不仅是那个经验性的主体，而且是作为其批判性对象的社会整体性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性存在。
由于学术活动本身的日益职业化，身处权力集团掌控内的所谓学术人也就日趋堕落，这使得无论是作为个人的学者还是一般的学术团体都处于一种依附性的，中国的学术研究从根本上变得了维护社会统治阶级价值观的工具，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表达那些既定的意识形态与专制集团所认定或认可的价值观。在这样一种体制性的压抑状态下，那些独立思想与创造的冲动必然会受到自上而下的压制，而那些为虎作伥者或阿谀奉承者却受到专制集团的系统性的保护与利用。如此以来，每当社会出现某种无法预料的危机性的苗头，例如此次的三鹿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权力集团就会让那些在现代高度分工的社会中那些具有专业背景的专家以权威的面目出现，告诉愤怒或恐惧中的人们：“三聚氰胺属于低毒，量少无害；吃了毒奶粉多喝水，还会由尿液里排出；哪怕是真的肾功能衰竭了，也是可逆的能够治疗的。”在这之后，如果事态还得不到平息，将有余秋雨之流，类似在汶川大地震之后的丑恶表演一样，打什么悲情牌，在博客上发表象余秋雨的帖子那样的表面假惺惺而内里又恶狠狠的文章。
在学术失去其独立性、公开性与创造性的同时，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与精神面貌也都在呈现出一种普遍性的堕落化。所谓独立的学术与专业性的权威，悲哀地堕落成为了权力集团之谎言的辩护者，这些人及其幕后主使在种种社会性危机前的表演，其目的只不过是在这霸占着话语权的官方学术圈内部再度进行权力再分配。这就是为什么每当社会呈现出暴发性的局部危机时，权力集团总是会首先拿异议人士开刀，不仅是在这个圈子之外的那些早已监控或内控的异议人士，也包括去压服在其话语权集团营内的不同观点，诸如“三鹿毒奶粉”，或者“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突发性严重事件，于是就成为了这些打着学术人或专业人士旗号的堕落者邀功请赏的机会，专制的权力集团向来喜欢将坏事变好事，而这些善于揣摩主子意图的文化人或学术人就会不失时机地祭出“将危机变成契机”的大旗。巨大的专业性学术资本和话语权的独霸变成了一种在数字化时代的庞大控制系统的一部分，如一张巨大的网笼罩住了汶川大地震、三鹿毒奶粉、各种各样的有毒食品、溃塌的大坝，废弃的煤矿……
身为一个知识分子，就其生存性的意义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性的概念或职业身份的认定问题，而是涉及到其作为特定社会性角色所起的实际作用与价值伦理体系的精神意义的问题。正如本文卷首语李敖所言，“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的职业就是反对、反对、反对……”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还有批判性的精神，始终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标识。当无论是以集体性面目出现还是个体性面目出现的知识分子，其生存状态本身要附属于权力集团，那么他们就必然会失去对于种种社会不公平现象，种种或公开或潜藏的谎言进行批判的独立性。独立学者式的那种深度批判性思维的模式在这样一种谎言与暴力所罗织的大网中必然会受到拒绝，批判的力量会受到压制，批判的声音也会遭到封锁。与此相应的是这个无形的“过滤器”将那些赞同与应和的声音加倍释放出来，于是象毒奶粉专家那样的“专业人士”还有像余秋雨之流的由官方话语权认可的“大师”就会以说服性的宣传模式占用官方媒介的有效渠道，而进行官方权力集团所认可的所述“热点评述”、“社会观察”之类达到引导舆论的作用。尤其是象余秋雨之流的伪人文学者总是充当着所谓“人生哲理”的宣教者的角色，在一个根本不允许独立思想与多元文化发展的土地上，大谈感悟人生的伪文化假象，伪思想假象，从而进一步压制一般民众的批判性思维的形成与发展。
在这样一种现实性的存在境地之内，要想真正实现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必须表达的批判性的价值，会成为一种很艰巨的挑战：坚持理想与坚守良知本身就意味着使得个体性的存在转变为了现实性的异议者，而惶论这个异议者是处于官方学术界还是以被排异的个人化的异议者而存在。在种种社会危机与谎言的现实界，表达出自己良知性的声音需要一种特定的前提，这就是批判性文化在当代的生存性，务必需要一种由权力话语本身所提供的条件，从而由此而对付专制权力所人为制造的那些社会性灾害及宣传性谎言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因此而言，只当当称得起知识分子的学者能够抗斥那种迎合掌握着话语权的统治集团的意愿，并且坚决拒绝专制集权所要求于其充当其统治合法化或社会操纵性工具的要求时，知识分子的良知性或正义性才会得以体现。由学者在其自身内的角色而言，除了因这类由良知及对于社会现实的公正公平的理性诉求之外，他无法借助于其他的方式确立其自身角色的定位。
与此同时那些积极地为统治集团的非正义行为与不合法立场寻找开脱的借口和合法性的“符号暴力”者，用他们经由官方所认可的所谓“专家学者”甚至是“学术大师”的名号，通过权钱交易的手段或其他更隐蔽的方式扭曲社会道德的伦理性正义从而使得学术连同知识分子的角色一道变成了谋利的工具。从此次三鹿毒奶粉事件的危机到普通民众对于整体国货的不信任危机，进一步暴露了那些所谓的行业内的专家学者的谎言与对事实的歪曲。所有身入这样信任危机的风波中的人，当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充当利益集团代言人的时候，最终也使得作为消费者的民众抛弃了其所代言的集团。一旦情势进一步恶化从而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是社会风尚的进一步诚信缺乏的普遍化。
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个人道德沦丧，社会失去了诚信根本，而造假与毒化盛行的社会状态下，正常社会体系所具有的系统性功能，通过媒介及社会一般民众参与的信息共享与舆论监督的渠道已经被压制或扭曲，正是需要知识分子以其良知的定位来重新履行其自身的职责，这就要求学者不仅局限于其专业化的狭小的学术圈内，更要以其独立的批判性精神而发挥其社会性的职责。可贵的是，在中国能称得起知识分子的群体包括有专业技术人士，作家，科学研究者，教育工作者，还有媒体从业者如记者等等，在他们所拥有的话语权之内，依稀还能听到真理与良知的声音；这些声音虽然很微弱，虽然发表在公开的网络论坛上很快就会遭受到删贴的命运。然而，当毒奶粉拷问着知识分子的良知的时候，这些具有批判性的良知的声音一定会传播开来，正如正义最终必将申张一样。
──转自《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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