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2日訊】新聞同仁並各界朋友：
我是湖北省《長江商報》社深度新聞部記者姚海鷹，工作證磁卡編號為：0140、國家新聞出版署記者證統一編號 為：B420053010¬00071.日前，我因發表一篇新聞報道，受到報道對像——武漢市江岸區檢察院的「非法傳喚」和「人身威脅」。從9月初至今， 一直步步緊逼。萬般無奈之下，只能通過互聯網渠道，向社會公開求助。
該檢察院在傳喚記者的「詢問通知書」中，明確寫道：茲因《一起「侵犯商業秘密」事件調查》的報道。而該通知書的文件編號上，竟赫然寫著「紀、貪 」字樣。兩者表明，武漢市江岸區檢察院是將一篇新聞報道作為了立案調查記者的依據，並將記者視為「紀檢、貪污」犯罪嫌疑人員進行傳喚。
而當《長江商報》出面與江岸區檢察院進行溝通時，該院檢察長責問報社領導：「我們在所有部門都是暢通無阻的，為什麼在你們《長江商報》就行不通?」他進而威脅說「如果你們繼續不配合，不讓記者接受調查，我們將採取下一步措施。」
在十一之際，上述粗暴行徑令人震驚和遺憾。 就在10月9日，國家領導人曾在世界媒體峰會上指出，我們要始終高度重視媒體和支持媒體搞好輿論監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
而江岸區檢察院作為執法部門，作為輿論監督的被報道對象，卻對履行公職行為的記者進行非法傳喚，肆無忌憚。這種公然干預新聞報道的行為，到底是打擊報復?還是想蓄意誣蔑?
現特將該事件的經過詳述如下，望上級部門能重視和調查，依法保護新聞記者的合法權益，彰顯執法部門的公正形象。
一、「觸雷」新聞的采編經過
8月初，我通過一位北京律師朋友得到新聞線索，大致內容為：武漢中冶南方公司和天津環渤海公司，因員工之間的「工程圖紙設計技術」往來，11名 高工受到檢方「侵犯商業秘密罪」指控，該事件中，因涉及暗箱操作和「商業秘密」的認定爭議，引起業內和湖北省及北京相關部門的高度關注。
我個人判斷，這是一起罕見而典型的因高級知識份子(員工)跳槽而引發的知識產權糾紛事件，具備深度新聞報道價值。
隨後，我向報社主管領導王震華編委匯報該選題後，他同意我立刻進行採訪。
8月中旬，經過深入細緻的調查採訪後，我將成稿提交給王震華編委，並將有關圖片提交給深度新聞編輯劉丹。
9月3日，編輯劉丹聯繫我交流此稿件，進入編輯程序。
9月4日(週五)，在報社創刊3週年紀念特刊中，該報道在當天的A18版「長江調查」中，以深度報道形式重點刊發，標題是：《一起「侵犯商業秘密」事件的調查》，為保護記者，編輯按慣例將記者署名為「沈篤」，即「深度」的諧音。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是一篇「輿論監督」新聞，見報稿件對江岸區檢察院等辦案機構，在辦案過程中的不規範行為，進行了客觀反映，並對涉案內容「到底是公知技術，還是商業秘密?」的爭議，提出了理性質疑。
9月16日上午，江岸區法院對該案進行宣判，當日中午，報社王震華編委同意我再做一個追蹤報道。
9月17日，長江商報A06版刊發了《洩露公司商業秘密，工程師被罰80萬》的追蹤報道，如實報道了法院的一審判決結果。
特別說明，在該事件的所有新聞報道中，本報獨家首發的《一起「侵犯商業秘密」事件的調查》，是唯一提出理性質疑的媒體。對此篇報道，上級宣傳主管部門從未有過禁令，或要求報社撤稿。迄今為止，該報道仍保留在《長江商報》電子版「深度報道」欄內。
二、「非法傳呼」記者的經過
報道刊發當天是9月4日，週五。雙休之後，自9月7日始，記者陸續接到要求到檢察院接受調查的電話。
9月7日，一位張姓男士自稱武漢公檢法系統人員，留下辦公電話，要記者和他聯繫。
9月8日，江岸區檢察院何海偉致電報社熱線部陳婉靜，要其轉告記者到該院接受調查。何海偉是該院起訴科檢察官，正是將該案提起公訴的主要辦案人員之一。
9月11日，江岸區檢察院的潘春生和張瑋兩位檢察官來到報社總編室，要求報社通知記者去該院接受調查。潘當時在電話中向記者詢問了「是誰向你提 供的採訪資料?」、「你知不知道這個事情的嚴重性?」等問題，並要求記者和提供採訪線索的北京律師楊桂明，一起到檢察院接受調查等等。潘和張是江岸區檢察 院「檢務督察室」負責人，潘為主任，張為副主任。據瞭解，「檢務督察室」的主要職責，是督察本院檢察官在辦案過程中的違紀辦案行為。
9月15日上午，張瑋致電記者，要求到檢察院接受調查。記者當時正在出差，表示回武漢後即聯繫。
9月15日下午，張瑋和潘春生兩人再次來到報社，將一份標明「武岸檢(紀貪)詢(2009)100號」的詢問通知書(見附件照片)，要報社總編 室轉交給記者。該通知書的緣由是因「一樁『侵犯商業秘密罪』事件調查的報道」，要求記者9月18日到「本院辦案區」接受調查。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18 日中的「8」，其筆跡是由「5」改過來的，就是說，江岸區檢察院原本計劃15日當天，直接將記者從報社中帶走，在找不到人的情況下，才臨時更改時間。
隨後，在9月16日、17日、18日、21日，連續一週的時間中，江岸區檢察院檢務督察室副主任張瑋，多次通過短信和電話方式威脅記者，諸如：「我們既然向你下發了通知書，就表明了我們的決心，還體現了法律的威嚴性。」
「你不要把問題想的太簡單，請你老老實實到檢察院來接受調查。」
「你報道了這個事情很嚴重，我們不想找你，這是領導交辦下來的工作，要我們找到你。」
「你是迴避不了的，我們一定要找到你。」等等。
而據知情人士透露，9月初，當江岸區檢察院檢察長看到上述報道後，怒不可遏，從樓上衝下來，將報紙摔到有關檢察官的桌上，說：「怎麼會讓這篇報道出來，是誰提供線索給記者的?給我好好查!」
於是，才有了相關部門的檢察官，在長達一個月內，對記者窮追不捨。
三、面對報社交涉：威脅「將採取下一步措施」
在最初的溝通中，報社總編室向江岸區檢察院誠懇表達了「記者是職務行為，如果就採訪內容溝通應該在報社」的態度。但對方認為報社是在袒護記者，遂通過上級主管部門向報社施壓。
9月21日，江岸區檢察院通過相關渠道，找到報社主管部門湖北長江傳媒出版集團，稱報社不配合正常司法調查，集團領導責令報社妥善處理該事件，報社法人、社長趙亞平先生對此非常重視，要求報社迅速與江岸檢察院正面交涉。
9月22日上午，報社總編室主任雷理國和江岸區檢察院檢察長通電話，張在電話中顯得十分惱火，不願多談。
9月22日下午，報社派章潮副社長、值班編委王震華和總編室主任雷理國三位領導，親赴江岸區檢察院面見檢察長，想瞭解「傳喚」記者接受調查的真 正原因。不料，面對報社的誠懇來訪，張檢察長仍未談出任何具體原因，而且語氣強硬。在交流的過程中，張檢察長責問報社領導：「我們在所有部門都是暢通無阻 的，為什麼在你們長江商報就行不通?」他進而威脅說「如果你們繼續不配合，不把記者交出來，我們將採取下一步措施。」
9月22日下午至晚間，記者向報社詳細講述了事件經過和受威脅過程。
9月23日上午，記者再次書面向報社呈交了遭遇非法傳喚的「情況說明」。
9月24日，報社高層確定總編室主任雷理國為聯繫人，專職聯絡江岸區檢察院檢務督查室潘春生主任。報社同時確定總編輯楊問富，專職對接江岸區檢察院檢察長。
9月25日，江岸區檢察院再次提出，可讓報社派人陪記者一起到該院辦案區接受調查，報社拒絕。
9月27日，《長江商報》社向江岸區檢察院發出正式公函，並派專人送達，主要表明兩點意見：一、記者履行的是職務行為，報社不能違背記者的意願，強迫記者到檢察院接受調查;二、請對方出示「傳喚」記者接受調查的確鑿證據和理由。
面對報社送達的公函，該院檢務督察室主任潘春生當面看完後，遂上樓向檢察長請示，隨後，潘主任口頭向報社轉述了其兩點意見，：一、要報社繼續配合安排記者接受調查;二、目前暫時沒有證據，要找到記者調查後才清楚。
10月12日，十一長假後的第四天，江岸區檢察院潘春生主任再次致電報社總編室領導，向報社繼續施壓，並在發給報社領導的短信中，連用三個感歎號。
面對江岸區檢察院的一系列行為，《長江商報》高層有禮有節，不卑不亢，體現了一個媒體應有的操守。
趙亞平社長責令報社領導積極與江岸區檢察院對接，但他同時表示：記者的新聞報道是職務行為，報社應該保護記者的人身安全，不能隨便讓記者去接受調查，有什麼情況應由組織出面。
在發給記者的短信中，他說：「作為社長，我有義務對自己的記者進行保護。」他在和記者家人的通話中說：「請你們放心，報社作為一級組織，會和對方進行溝通，確保記者的人身安全。」
報社總編輯楊問富認為：如果僅僅是因為報道本身，相關部門無權、無理由傳喚記者接受調查。既然如此大張旗鼓地堅持要傳喚記者，就應該說明理由，並拿出記者違紀違規的具體證據來。
令人奇怪的是，報社派了三位領導前去溝通，對方也沒有任何具體說法。楊總編代表報社向對方表明了三點態度，一、報社應該積極配合檢察院的調查工作;二、報社也應該保護自己記者的合法權益;三、報社不能強制和強迫記者接受調查。
值班編委王震華表示：對這個非常事件，應由報社作為組織出面與對方溝通， 不能讓記者一個人去面對，要保護記者的合法權益。
四、非法傳喚：威脅記者干預正常新聞報道
為何認定江岸區檢察院的做法，是非法傳喚？簡述理由如下，眾所周知。
1、作為持有新聞出版署所發記者證的記者，采寫該新聞報道，履行的是法定職務行為。該報道的刊發，經過了編輯、主編、分管領導和值班總編共同審核簽發的嚴格程序，它不是記者的個人行為。因此，江岸區檢察院不應當以該篇報道為由，對記者個人進行「傳喚」。
2、江岸區檢察院是該篇新聞報道中涉及到的辦案方之一，是與該篇報道存有利害關係的一方。因此，從公正和迴避原則來看，除了可以就相關新聞事實與記者和報社進行平等溝通外，無權強行「傳喚」記者個人到該院「辦案區」接受調查。
3、江岸區檢察院履行「非法傳喚」記者的人員，是該院檢務督察室兩名負責人，而實際上，檢務督察室的職責是，對具體案件的辦理過程進行督辦，或對本院檢察官在辦案過程中是否存在違紀違法行為進行督察。因此，該部屬於檢察院內部的「律己」部門，無權對記者進行「傳喚」。
4、《長江商報》所在辦公區域為武漢市洪山區，記者戶籍在武漢市武昌區，而江岸區檢察院地屬武漢市江岸區。從案件屬地管轄原則來看，江岸區檢察院無權「傳喚」記者。
5、在傳喚記者的「詢問通知書」中，其明確寫道：茲因一起「侵犯商業秘密」事件調查的報道。而該通知書的文件編號上，竟赫然寫著「紀、貪」字 樣。兩者表明，武漢市江岸區檢察院是將該篇新聞報道，作為了立案傳喚記者的依據，並將記者視為「紀檢、貪污」犯罪嫌疑人員進行傳喚。這種先入為主的做法， 是特權部門粗暴的執法行為。在拿不出任何證據的情況下，這樣對待記者，是典型的打擊報復。
6、其實，自江岸區檢察院相關人員開始和我接觸時，我始終就沒有迴避過，我向他們表明了基本態度，可以通過書面形式回復與採訪有關的內容。我甚 至表明，也可以在報社與對方進行交流。但令人遺憾的是，江岸區檢察院相關辦案人員，自始至終態度蠻橫，咄咄逼人，揮舞著國家賦予的「執法權」，對記者進行 威脅逼迫。
7、根據我目前對該新聞報道所涉事件的瞭解，其中涉及諸多內幕。譬如，辦案方之一的關鍵人物CH某，因日前發生的「武大校長書記受賄案」被輾轉 牽出，遭到紀委雙規，已交代出很多違法事實。所謂拔出蘿蔔帶出泥，當前，有關方面誠惶誠恐，噤若寒蟬。在這種緊要關頭打擊和恐嚇記者，到底是何意圖呢?
五、一個記者的立場和態度
實話實說，我並無殉道者的情懷，和所有新聞同仁一樣，我是一個極其普通和溫和的人，有家有口，孩子年幼，雙親均年過七旬，肩負著各種責任。我最高的理想是，在這個有長江和漢水緩緩交匯流淌的城市，過一份簡單安定的生活，從不曾想過要去和某個強勢部門對抗。
但是，作為一名從業12年的職業記者，我多少還是具備由這個職業經年滋養而生的最基本的素養和氣質。當不公和威脅，硬是要撲面而來無可迴避時，我也只能選擇面對，即便是螳臂當車，即便是以卵擊石，也在所不惜。
我在給《長江商報》社長趙亞平先生的一封信中，這樣表明我的態度：「如果這種威脅和打擊確實需要我面對，我也只能以一名記者應該堅守的風骨和立場，捨身取義，死而後已。」
那刻，當寫下以上這些話語時，我內心充滿了無可抑制的悲涼，為自己，為記者群體，也為自己所處的這個社會。
今夕何夕？這種干預新聞打擊記者的醜陋行徑，竟然毫無顧忌地發生在九省通衢的華中重鎮武漢，而且，它的氣焰是如此囂張，如此明目張膽。
易卜生說：「每個人對於他所處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南方報業的程先生曾說：「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自由。」
我人微言輕，但我想說，即使我的力量再渺弱，我也要以自己的堅韌，來維護一名記者最起碼的職業尊嚴。這不是對抗，也不是格外的敏感和自尊，它只是一種無奈之下的「非暴力不合作」抗爭，更是一名職業調查記者必須堅持的立場。
最後，我還想向所有能看到這份「緊急呼籲」的人士，公開表達5點態度：1、我在這次報道的整個采寫過程中，嚴格恪守新聞報道紀律，清白乾淨，沒有任何違法、違規行為。
2、我拒絕武漢江岸區檢察院「非法傳喚」的理由非常簡單。人有人格，報有報格，記者的新聞報道權和媒體話語權，不能輕易遭受侵犯和踐踏。面對非 法傳喚，作為一名遵紀守法的公民和記者，我完全可以拒絕，沒有任何妥協和商量的餘地!而且，對這種濫用公權的行為，身為職業記者，我決不可能去配合它。
3、我希望上級部門能組建一個不受地方干預的獨立調查組，其成員應由最高檢、律師、新聞記者和相關職能部門的人員組成，對此次「非法傳喚」事件展開調查，包括調查記者在該新聞採訪過程中是否存在違法違規行為。面對公正透明的調查，我願全力配合。
4、武漢市江岸區檢察院必須收回非法傳喚記者的「通知書」，並向《長江商報》社和當事記者公開道歉，消除已經造成的惡劣影響。以坦誠態度，和報社及記者正常溝通。
各位新聞同仁和朋友們，我決定站出來公開面對，絕非草率行事，而是深思熟慮後的結果。我從未料到，我會因為一篇正常新聞報道而遭到非法傳喚。我 更沒能料到的是，當我遭遇「非法傳喚」後，即便報社作為一級組織出面與之交涉，也不能奏效。在一退再退之後，已無路可退。因此，我只能將之置於公眾監督的 陽光之下。
為防止遭受打擊報復的「意外情況」發生，我已將自己的現況，悉數告之親友、新聞界同仁、律師朋友及其它具有話語權能給予我幫助的組織和機構，他們會根據我的情況，進行必要的關注，這是一種無奈的「自衛」方式。
當發出這封公開信後，我將***家中，等候武漢市江岸區檢察院對我「採取下一步措施」。無論等待我的是逮捕令，還是強制帶離，我都會明確告訴他們：你們這樣做是違法辦案;是侵犯媒體和記者的新聞報道權和公眾知情權。
此致
敬禮
2009年10月13日
長江商報 姚海鷹
（轉自《權利》）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