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面學派當然不光是鼓吹拉弗曲線的道理──中、高稅率會造成有害影響──而已。事實上，左派最喜歡諷刺供給面經濟學者，說他們堅信「減稅是全世界所有問題的解決方案」。
錯了。賦稅雖然重要，可是供給面經濟學著重的是透過各種動機（並消除負面動機）來擴大經濟體所生產的商品和服務的供給。
供給面理論立基於減稅背後一連串的政策指令：
自由貿易。
穩定的物價和穩健的貨幣。
對產業輕度且有效的管制。
改革社會福利政策以鼓勵工作。
寬大的移民政策。
節省、有效率的政府。
我們會在接下來的幾章提到，政府在三○年代的大蕭條期間違反以上原則，然後又在七○年代重蹈覆轍，造成停滯性通膨──也就是物價上漲、產出下降。
結果讓我們自己的勞工生活困苦、生產管道也遭破壞，政府對人民能做的最不道德的事莫過於此。
山姆大叔與拉弗曲線
可是，許多執政者還是搞不懂。三十年來，有件事讓我們非常失望，華府仍有很多掌權者把話說在前頭，告訴我們要減稅、就得付出稅收減少的代價，還有加稅能讓政府獲得額外稅收，這些人似乎天生就學不會拉弗曲線。
稅制模型設計者盲目地代入我們之前提過的簡單算術：稅率加倍、政府稅收也會加倍。
華府的賦稅政策偏離現實，如果你認為我們誇大其辭，不妨想想一九八九年發生在國會山莊的一件非常誇張的事情。
奧勒岡州參議員鮑伯．派克伍德（Bob Packwood）請稅收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裡的那些「占卜師」評估，如果對所得超過二十萬美元的納稅人徵收百分之百的所得稅，政府會增加多少稅收。
你不需要是麻省理工學院的數學博士，也知道答案是零。可是，稅收聯合委員會裡這些天才卻將相關數據輸入電腦，得到以下結果：稅率漲為百分之百後的第一年，國庫會進帳一千零四十億美元，第二年兩千零四十億美元，第三年兩千三百二十億美元。這比平衡預算所需金額還要多！
派克伍德對此結果驚訝不已。「我們的賦稅模式居然以為人民會傻傻地努力工作，把薪水全部交給政府，」他嚴辭抨擊。「他們不會一直工作下去，把口袋裡所有的錢都給政府。只要是腦袋正常的人，都不會這麼做。」
認為對富人課徵百分之百稅率能夠為政府帶來兩千億稅收的這一群人，還堅信奧巴馬計劃加稅五十％以上能為政府帶來豐厚進帳，而且不會對經濟造成任何負面衝擊。
這些荒謬至極的預測，即將讓執政者犯下重大錯誤，讓上百萬美國人丟掉飯碗與收入。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曾在最高法院最具代表性的「麥卡洛克訴馬里蘭州案」（McCulloch v. Maryland）中說過一句名言：「課稅的力量就是毀滅的力量。」如今，我們可能很快就能親身體會這一點。
左派的猛烈抨擊
多年來，拉弗曲線充滿極大爭議，減稅居然能增加稅收的觀念讓某些自由派大發雷霆、惡言相向。我們被他們罵過「貪心」、「意識形態狂熱者」、以及「供給面經濟學最大謊言」的散播者。
為什麼呢？我們真的不知道，像供給面經濟學這樣可以證明的經濟理論，怎麼會引起如此情緒化的反應。還是把這個問題留給那些精通心理學的人來傷腦筋吧。
要是你認為我們對於批評聲浪反應過度，看看《新共和國》（New Republic）資深編輯強納森．確特（Jonathan Chait）的文章標題是怎麼下的：「一群瘋子：經濟狂想家如何毀滅美國政壇」（Feast of the Wingnuts: How Economic Crackpots Devoured American Politics）。
確特先生把供給派人士稱為「邪教邊緣人」和「右派極端份子」。他是否也把甘迺迪歸為這一派？那麼，那些倡議減稅的政治人物，包括德國的總理安琪拉．梅克爾（Angela Merkel）或新墨西哥州長比爾．里查森（Bill Richardson）、或者一九九二年有意角逐總統候選人、提出單一稅率政見的傑瑞．布朗（Jerry Brown）是否全都屬於這種人呢？
確特在幾年前寫過一篇專欄文章，名為「摩爾認為少比較好」（Less is Moore），他在文章指控史蒂芬．摩爾大腦太小──還好臉皮夠厚。
《紐約時報》的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每隔幾週就會對供給面經濟學提出惡意批評，說這群人是頭腦簡單、「不得志的學究」，得不到博學之士的支持。
「供給面運動依舊急於想要得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克魯曼寫道。「那就是理性論證。」
他錯了。與其得到知識分子的認同，我們寧願從現實世界中找到實際證據。
「涓流」經濟學
「涓流」是供給面理論批判者用來描述供給面經濟學的字詞。他們認為，供給面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是，如果你給富人足夠的賦稅優惠，鼓勵他們發揮創意、努力工作，那麼，他們部分的財富最後將「涓流」到社經低層境況較差的勞工身上。
關於階級鬥爭和所得分配，專家們早就辯論得死去活來。先不多說，讓我們看看國稅局過去三十年的所得資料。
有些統計資料應該先加以調整，以反映這段期間的各種變化，其中像是每一筆納稅申報平均人數逐漸減少，因此每一筆申報的平均收入低於平均每人所得。
還有，國稅局的資料並未包括近年來大幅增加的轉移性稅捐（例如社會安全捐），它們帶給所得最低五十％人口的好處遠大於富人。表二．一顯示所得最高的一％納稅人總所得比例從一九八○年的九％增為今日的二十一％，同期所得最低的五十％納稅人總所得比例則大約從十八％降為十三％。
所以，所得分配變得更為不均。在採行穩健貨幣、低稅率、自由貿易、放寬移民、降低工會數、減少管制等供給面經濟政策後，富人反而變得更為富有。
所得分布更為不均的事實不容否認，我們也無意否認。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美國，也發生在全球各地。
不過，重點是：在供給面經濟學時代，財富分配愈來愈不平均，是因為上百萬美國人變得不可思議的富有，而不是因為貧者愈貧。
事實上，這二十五年來躋身富有階級的美國人，一開始多半不富有，而且很多人之前是中低收入階級。美國成功清除了通往繁榮的種種路障，成為經濟機會社會。大批有進取心的人們利用這個機會來累積財富。這就是美國精神。
還有一個重點：在供給面經濟學時代，對最高所得者減稅反而讓他們付出比以前還要高的稅金。自七○年代末期以來的租稅發展中，最令人驚訝的，是稅率逐步減半，而富人繳稅金額卻不減反增。低稅率讓賦稅系統更先進，並沒有走回頭路（見圖二．二）。
一群左派份子群起呼籲透過高稅率來重新分配財富。康乃爾大學經濟學者羅伯特．法蘭克（Robert H. Frank）在《紐約時報》寫了一篇專欄文章：
先進的稅制不該讓人心生嫉妒。高收入者瓜分了近三十年來所得與財富的絕大部分。錢全部都跑到他們手上了。如果他們和其他人共享的公共服務需要大家一起付費，那麼，他們必須擔起極大比例的稅負。
嗯，法蘭克教授：他們的稅負已經很重了。收入最高的五十％納稅人所繳的稅已占稅收的九十七％，他還要富人增加多少稅負呢？總不能超過百分之百吧！
我們希望採行另一種策略，既非基於貪婪或嫉妒心態、也不拖垮富人，而是讓普羅大眾更加富有。我們同意甘迺迪總統的說法：「拖垮別人並不會讓自己更好過，大家都富裕、全美才會更富裕。水漲才會船高。」@待續…
摘 自 《一張餐巾紙改變了世界》 繁星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