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日訊】高耀潔醫師原為河南中醫學院教授，在中國的愛滋病預防和教育方面她是一位國際著名的倡導人。她深受中國人民的愛戴，被人們看作為中國的一位民族英雄。她親自到過中國10多個省市、成百座村莊，來提高那裡的人們對預防愛滋病蔓延的意識度。她關心愛滋病孤兒，揭露真相，指出中國農村愛滋病氾濫現象是由中國政府腐敗官員的合謀，以及故意裝著無知造成的。
高耀潔醫師被譽為現代的中國德蘭修女。她親自照顧愛滋孤兒，把他們從街上領到家裡。最多的時候她家住了12位孤兒。她安排並協調人們收養這些愛滋孤兒——一開始在山東，然後在全國各地。通過「智行基金會」，來協調中國第一個愛滋孤兒收養事宜的杜聰先生也在開始工作第一年由高醫師「提供」孤兒，以便讓他們脫離貧困，以及不會再被人遺棄。高醫師還親自在中國籌款來滿足這些孩子們的需求，而同時自己不拿任何報酬。「我們不能站在一邊什麼事都不做！」高醫師無私的精神，激勵了許多其他人來接受挑戰，幫助這些弱勢的人們。
在過去十年裡，高醫師不但通過她的醫術，而且還通過她尖銳的著作來提倡預防愛滋病，以及親自幫助愛滋病人和孤兒。因為高醫師人道主義方面的工作，她獲得了無數次國際嘉獎以及獎金。她把所有這些都用來購買和分發提高愛滋病意識度的材料上。她將她出版的10多本著作上的版稅，以及她大部份的個人收入均用來寫作、編輯、出版以及分發這些有關預防愛滋病的書籍和手冊。她還親自從她自己的家裡面，向全中國分發了50萬份她自己寫的和印刷的教育性的書籍，還有120萬份有關預防愛滋病的資料。
因為高醫師的勇敢作為，她的人格以及動機遭到那些想損害她名譽的人的質疑。她請求糾正一些誤解：「我不是愛滋病人。我沒有受到感染。我的家人也沒有患愛滋病的。我只是那些不能為他們自己說話的人的代言人。」
對高醫師來說，她和中國政府的衝突的性質和政治毫無關係：她和中國政府之間在2002和2003年的爭論是中國有沒有愛滋病。中國政府聲稱中國沒有愛滋病人，而高醫師將她可信的專家研究報告呈現給當地，以及全國性的負責醫療事務的官員，說明中國全國範圍內的確正在流行愛滋病，情況非常嚴重。當時她已經知道自從80年代以來，愛滋病就開始傳播了——但中國政府還是一直否認中國有愛滋病！這就是他們之間爭論的根本性質。
2003年後，中國政府開始承認有愛滋病人了，但它們拒絕承認國營和私人經營的血庫是傳播愛滋病的主要渠道。雖然國家機關宣傳指出愛滋病完全是由性行為放蕩以及吸毒造成，高醫師的研究清楚地顯示：許多愛滋病人是年輕的兒童和老年人——他們性行為不活潑，其父母和其他親戚也沒有通過傳統的性行為傳染到這致命的病毒。這證據表明在正常健康人群當中愛滋病主要的傳播渠道是用受到污染的血來輸血。由於國家鼓勵利潤收入豐厚的「血漿經濟」，這種現象變得更為嚴重。
「血漿經濟」實際上就是賣血，然後再向健康的人士輸血。一個典型的血庫運作過程如下：首先收集血的人叫來一大批年輕的村民，讓這些獻血的人在一家血庫附近的酒店集合。這些獻血的人每天都獻血，血傳到一個機器裡，大家所獻的血都在這機器裡混合起來，然後他們將血漿和紅血球分離開來。這些重新混合在一起的血然後就給醫生拿去。這些醫生就把這些共同混合起來的血做醫療上的和非醫療上的用途。這樣一來，健康的人很容易通過用這些混合起來的血輸血而感染到疾病。
對高醫師來說，否認血庫在愛滋病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成為了一個學術上以及事實分類上的爭論——而不是一個政治問題。是一個人道主義的問題，但她認為中國政府可以糾正這個問題。她自己曾經是一位省裡的領導，也是一位醫學教授，她曾經試圖通過正常的渠道來影響人們去改變這一現象。雖然現在回想起來，她承認當時她很幼稚，可她卻直接和省裡最高一層的領導談論過此事。甚至河南省省長和中國的副總理吳儀都和她見過面討論她的研究發現。
中國政府不但沒有在學術上和職業上給予高醫師應有的禮貌待遇，反而把她當作一個異見人士來對待。安全人員開始跟蹤她，竊聽她的電話，嚴密監視她的活動。 2007年，還軟禁了她兩個星期——一開始是不讓她去美國領生命之音機構頒發的「全球女性領袖獎」。前美國參議員希拉里‧克林頓代表高醫師說話後，最後他們才允許她到美國來，但她的整個行程中均受到一位政府密告人的嚴密監視，這位密告人在她訪美期間當她的翻譯。
高醫師的家人也因為她所進行的活動受到壓力和迫害。2008年，當她獲悉因為北京奧運會她又會遭到軟禁的時候，她就從家裡逃走，在外隱藏了兩個多月。政府的安全人員向崇拜她的人施加壓力，不讓他們和她聯繫或者拜訪她——包括愛滋病人、兒童以及他們的家人。高醫師的保姆在政府施壓巨大壓力的情況下，同意在她家監視高醫師，把她每天的一切行蹤報告給政府人員。那位保姆最後不能再監視她了，就辭職了。她坦白說中國政府因她向政府提供的服務，而收到兩倍的工資報酬。
2009年2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訪問中國時，請求和高醫師見面。中國外交部一開始同意她們見面。可是當高醫師從河南的家裡剛到達北京時，河南政府就派一位官員到北京，試圖不讓她和克林頓見面。美國大使館把她藏在一家酒店裡，最後她在北京的美國大使館裡見到了克林頓國務卿。
2009年3月末的一天，法國大使館官員打電話給高醫師，通知她法國政府已經授予她著名「婦女人權獎」。她請求他們將這項獎和她4月中旬將要在上海接受的另外一項獎放在一起頒發。然而，當上海的獎延遲後，她和法國大使館再也聯繫不上了。
5月6日，她電話線被切斷——這表明中國政府正在計劃對她採取行動。這迫使她又隱藏起來。在高醫師這次隱藏期間，健康狀況開始下降，她變得更加憔悴。
當「對華援助協會」得知高醫師作為一位因為為中國弱勢群體爭取權利而所處的情形越來越危險時，協會會長傅希秋牧師在6月份和她取得聯繫，並開始諮商美國政府中的有關官員來幫助她。對華援助協會為一基督徒國際人權組織，它被迫採取人道主義的行動，來使這位受人尊敬的年長婦女脫離危險。
高耀潔醫師說，她逃脫中國政府的迫害，逃脫可能遭到的逮捕而來到美國，是為了找到一個安靜的環境來讓她在身心上得到恢復，這樣同時也能撰寫並出版三本書，來揭露中國愛滋病流行的真相。她希望在她過世前繼續提高人們的意識度，尋求國際上的支持來照顧那些成百上千萬的愛滋病人。
對華援助協會的工作人員在2009年8月7日陪同高醫師順利抵達美國。抵美後不久，在對華援助協會協調下，香港開放出版社的同仁夜以繼日完成編輯她撰寫的《血災﹕10000封信》增訂版。她要在世界愛滋日12月1日那天向美國公眾宣佈這本書。過去三個月當中，她和對華援助協會的工作人員一起刻苦工作，還要完成另外兩本有關中國愛滋病流行的書稿。
對華援助協會祝賀高耀潔醫師完成了她這本書，這是一本將會改變世界愛滋病中國研究面貌的書籍。我們敦促國際社會傾聽她揭露的不可迴避的事實，並且同時不要忽視中國弱勢群組的艱難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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