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9日訊】近日發生了多宗港人赴澳門被拒絕入境的事件，這是過去所罕見的。這些港人，絕大多數是香港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也有一名《南華早報》記者和兩名香港大學學者曾被拒。更奇怪的是，一位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經深圳返國內，回程經珠海，想順道遊覽澳門，卻被拒絕入境，只得折返，再經深圳返港。為什麼可以進入大陸，卻不能進入澳門呢？真叫人莫名其妙。
香港輿論為此而嘩然，立法會議員更向特區政府當局質詢。特首曾蔭權回應說：這是澳門特區的內政。政務司唐英年則說：香港和澳門是兄弟。唐英年的話叫人聯想到，這事件是港澳兩特區政府的默契。更有人就此質詢，香港特區政府是否向澳門特區政府提供了一份港人的黑名單，被拒者都是榜上有名的。香港特區政府對此項質詢，卻無回應。
到底這些港人，為什麼被拒進入澳門？
拒絕入境或是北京指示
澳門是一個以賭業為主的旅遊城市，旅遊事業是其經濟命脈，上述事件的發生，必定會有負面的影響。澳門特區政府為什麼竟出此下策呢？有人認為這是遵從北京的指示。
自從上世紀的一九六六年「一二三」事件後，那時候葡萄牙人還統治著澳門，但澳門已成為半個「解放區」，左派勢力壓倒一切，控制了各方面的大權。葡萄牙統治者對北京逆來順受，貼貼伏伏，甚至想把澳門歸還中國。但北京不接受，讓其掛名而苟延殘喘。直至一九九九年，香港回歸了，北京在歷史的壓力下，不能不收回澳門。
從這個角度來看，澳門拒絕這些港人入境，不可能不在事前得到北京的同意，甚而是執行北京的指示去做的。這個問題值得分析深思，對香港的形勢發展，也會有啟示的。
我們從多方面去分析思考這個問題。
香港和澳門兩特區的分別
有人說，今年是「五四運動」的九十週年，中共建國的六十週年，西藏鎮壓的五十週年，北京西單民主牆的三十週年，「六四」事件的二十週年，鎮壓法輪功的十週年。這是一個極度政治敏感的年份，北京已展開了嚴密的防範，加強整個大陸各地的監控，以免發生動亂。香港和澳門雖然是特區，但接近大陸，訊息會很快便傳入大陸，所以也要加強防範，避免發生事件。泛民主派人士到澳門去，是支持澳門的民主運動的，被認為是「搞事」，所以被拒絕入境。泛民主派人士早已有一大批被拒絕進入大陸的，還持有回鄉證而仍准許返國的，是一些並非激烈的「搞手」，而且大陸的打壓嚴厲，料他們也不會回去串聯鬧事，所以網開一面。
在這敏感年，香港特區表面上仍一切如常，請願、遊行、集會、抗爭幾乎無日無之，毫無加強防範，加以阻遏打壓的跡象。特首曾蔭權甚至宣佈在他的任期內，即二○一二年七月之前，不會推行為《二十三條》立法。為什麼與澳門有這樣的差異呢？
首先，香港已有一定的公民力量，泛民主派在本港和國際都有一定的聲譽，加以打壓，適得其反，反而會促進其力量的增長。
其次，香港是比澳門更國際化的城市，全球對其「一國兩制」的實施，比澳門敏感和關注密切得多。北京和香港當局，都不能不顧忌。
最後，香港的司法，在獨立、公開、公正、公平和透明度各方面，都遠勝澳門，事事都會受到司法覆核的挑戰。所以，一些有知名度的逃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只要同意在港期間不參加公開活動和發表言論，也被准進入香港。
今年是澳門特區政治敏感年
有人說，今年也是澳門的政治敏感年，第一件敏感事件，就是《二十三條》立法。泛民主派人士前往澳門，就是聲援反對這項立法的。
現在，澳門已通過這項立法，過程順利，雖然也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反對聲音，但完全不成氣候。立法完成後，反而有市民拉起橫額，手持標語，集會祝慶立法的成功。與二○○三年七月一日香港五十萬市民的反對大遊行，簡直有天淵之別。即使香港泛民主派人士能夠進入澳門去聲援，也成不了氣候，只會因有港人的聲援，引起國際的多些關注。即使如此，北京和澳門當局也毫不放鬆。
澳門當前的第二件政治敏感事件，就是高官歐某的貪污事件，仍然在審訊而未曾終結。歐某在聆訊中，供出某些款項巨大的工程，批准權並非在他手上，而是他的上司的權力。他的上司是誰，呼之欲出，幾乎人所共知，只是沒有指名道姓點出來而已。這個頂級人馬，是北京欽點的，點了出來，北京也受到打擊。澳門已經沒有言論自由，只能竊竊私語。但香港的泛民主派不會顧忌，到了澳門會就此事發表意見，再透過香港的傳媒散播開去，北京和澳門當局，對此不能不防範。
澳門當前的第三件政治敏感事件，就是現任特首何厚鏵，將於今年年底任滿，不能再連任，澳門要選舉第三屆的特首。被估計為特首的候選人有幾個，但無一是在聲望上佔壓倒優勢的，看來必有激烈競爭。那競爭不是公開的，而是爭取北京的欽點。北京和澳門當局都顧慮港人來澳門，瞭解得情況，加以揭露，抨擊「一國兩制」的變質。
「一二-三」事件打垮葡澳
香港和澳門，同是實行所謂「一國兩制」的特區，兩者的《基本法》也大同小異。到目前，香港已回歸近十二年，澳門也近十年了。從上述可以看見，兩地的政治局勢和氣氛大有不同，這是什麼緣故？將來的香港，會不會也變得像澳門一樣？
首先，在回歸之前，兩地的宗主國－－英國和葡萄牙，有很大的不同，一強一弱。雖然英國已比在第二次大戰前削弱了許多，但還是百足之蟲，經濟、政治、軍事都不弱，國際地位在西方世界僅次於美國。葡萄牙卻一蹶不振了，在各方面都比英國遜色得多，已淪為第三、四等國家。但關鍵問題，還在於澳門一九六六年的「一二-三」事件和香港一九六七年的「六七暴動」。
一九六六年冬，澳門的中共地下黨，藉小小事件，在十二月三日發動大規模的罷工、罷市和罷課，澳門葡萄牙政府完全失去控制，舉手投降。宗主國向北京提出要把澳門歸還中國，但北京拒絕收回。
「一二-三」事件後，香港左派曾派代表團去澳門，所謂「吸取經驗」，其意實在是，在香港也搞這一套，要把港英鬥垮斗臭，也舉手投降，讓其完全控制香港。
「六七暴動」及其後的港英
一九六七年夏，香港的中共地下黨，藉新蒲崗一件勞資糾紛，掀起軒然大波，發動罷工、罷市、罷課，甚至進行武鬥，在鬧市放置土製炸彈。但結果，既被市民唾棄，也被港英大力鎮壓，一敗塗地。
英國是老殖民地統治者，政治經驗豐富得多，看見北京拒絕拱手奉還的澳門，知道北京意不在收回，仍然要「長期打算，充份利用」香港，旨在鬥垮斗臭，奪取控制權。於是，一方面發動輿論圍攻，另一方面採取武力鎮壓，搜捕、判刑、監禁滋事頭頭。經此一役，香港左派失去人心，完全被孤立，自此龜縮隱蔽了一個長時期。
港英乘勝追擊，設立各種福利如大規模興建公屋，推行免費教育，鼓勵成立獨立工會，等等，把左派失去的民心，大大地接納過來。港英同時還大大放寬對社會運動的限禁，甚至有意無意地採取扶植的政策。所以，在上世紀的七十年代初，出現了在左右兩派以外的獨立工會運動，最著名的就是教師罷課和教協會的成立。此外，如保釣、盲人事件、艇戶事件、反貪污捉葛柏等等社會抗爭，也此伏彼起，聚結了公民力量。
踏入八十年代，九七問題顯露，中英進行談判，港人提出了「民主回歸」的口號，成為了香港民主運動的濫觴。港英也在此時設立區議會，舉行選舉區議員，把民主選舉初步帶入香港。香港的公民力量也成為民主力量，成為了回歸後倒退的阻力。
澳門卻沒有這樣的經歷，積累不起公民力量和民主力量，所以倒退是必然的。
對被拒入境不能等閒視之
香港並不是已經安枕無憂的。「先取易，後取難」，這是中共一貫的策略。取了易，把難取的孤立，然後再去取。澳門是易取的，所以先取；香港是難取的，所以後取。
這次，港人被拒進入澳門，固然是為了隔絕香港對澳門的影響，也為了「殺雞儆猴」，讓港人看見澳門收緊了，你們也快要去習慣。
中共本來計劃在回歸十年後，便要收緊香港，所以先在二○○三年推行《二十三條》立法。但該年五十萬港人的大遊行，聲勢浩大，波瀾壯闊，震撼了北京。隨後，推行立法的葉劉淑儀和特首董建華，都先後下台。北京不能不審時度勢，把收緊的計劃延後。只是延後，並不是放棄。
香港的收緊計劃延後，澳門卻要加快。因為在澳門越來越收緊，一方面使香港孤立，另一方面作為先例，到香港也收緊時，可以說同是「一國兩制」的澳門，不是這樣做了嗎？港人和國際社會都會因此麻木的。
所以，對澳門拒絕港人入境，決不可等閒視之，要看作一個警號。
「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更重要的是，港人要堅持抗爭，不斷繼續發展和壯大公民力量，爭取民主，關注民生，最廣泛地把港人團結起來。
－－原載：《動向》，2009年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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