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3日訊】爲中共的“六四”暴行最常見的辯白是：二十年前，沒有中共老人黨們做出開槍殺人的決定，中國就不可能出現隨後二十年的社會穩定；中國經濟也不可能實現高速的增長；中國人的頭顱也就不可能在世界上昂得如今這般高。這成了當今的北京執政者拒絕爲“六四”屠殺向全國人民謝罪心底尚存的唯一在公開場合說得出口的理由；更是“六四後中國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們喋喋不休地維護現有政治格局的主要鼓噪；也是導致不少“六四”後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心中迷茫的一個重要原因。
假如–在這裏我要強調的是“假如”–“六四鎮壓”真的就是後來經濟高速增長的唯一原因，上述辯解的是否就真的那麽理直氣壯呢？其實人們可以向自己問幾個常識性的問題來分清是非。例如：一個民族將自己的物質利益建立在數百數千的愛國青年們的生命之上和血泊之中，這個民族的道德何在？這樣的民族希望何在？再者，如果一個群體的頭顱需要依靠一個殘暴的政權用機關槍去掃射和和用坦克去碾壓自己的同胞之後才能在世界面前昂起來，在世人面前，甚至在他們的後代面前，這些頭顱又價值幾何？
其實這裏不僅有政治道德和民族素質的問題，僅就“六四”與隨後的高速增長之間的關係而論，也並非如同爲“六四”辯解的人們所說的那麽簡單。“六四”與中國隨後的高速經濟增長在時間上的確有前後順序，但是時間上的前後順序並不證明因果關係；更不能證明他們之間存在一種排他性的因果關係。
中國的經濟增長得益於從一九七八年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得益於在一九九十年代興起的第三次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也得益於中國所處在的工業化的經濟發展階段，等等。有意地忽略這些重要的因素，將經濟的高速增長單純地歸結於“六四”的鎮壓，這至少在邏輯上不能成立。其實，我們只需要隨便舉出一些其他的反例便可知這種論點的的荒謬。例如，中國的鄰居印度是一個民主大國，在那裏既沒有沒有血腥鎮壓，也沒有集權政府，但是其經濟自一九九二年以來實現了年均百分之七點五以上的高速經濟增長。這至少說明“六四”鎮壓並非一個大國增長的必要條件。
當然，要說“六四”鎮壓與中國的經濟增長完全沒有關係，那也是站不住腳的。在我看來，“六四”是導致中國經濟以“超高速度”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這裏所指的“超高速度”是指一種超乎資源和環境所能容納的限度的增長。這並不是我的發明。中國第四代領導人接掌權力以後，便力主協調發展；同時在此次經濟危機到來之前，他們也曾三番五次地進行以壓低增長速度爲主要目的的宏觀經濟調控。這充分地說明他們意識到中國經濟增長的“超高速度”是一個麻煩，也說明他們對這種“超高速度”增長的不可持續性和硬著陸的擔心。
其實這種“超高速度”源於政權的性質。這主要是因爲“六四”後中共政權合法性的喪失，使得其調節社會中不同利益集團的能力減弱。只有依賴“超高速度”的經濟增長，這個政權才能得以維持。一方面它需要日益腐敗的政府官員們來維繫這個政權的基礎；而只有在以投資爲驅動的“超高速度”經濟增長中，這些貪腐的官員們的利益才能得以實現。同時，爲了應對日益增長的社會不滿，在利益分配格局越來越朝著既得利益集團傾斜的情況下，政府也只能依靠“超高速”的經濟增長中所能獲得的那部分額外的財政收入來在千瘡百孔的社會結構中到處打補丁。否則，這個政權早已葬身於民衆暴力抗爭的怒海之中。
“六四”不僅是導致沒有效益、難以持續的“超高速度”的經濟增長的原因，也是中國經濟結構十分扭曲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危機中遭受嚴重衝擊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於國內消費嚴重不足和對未出口依存度過高。其實在這兩者之間，消費不足是因，過度依賴出口是果。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於中國嚴重不均的分配制度：老百姓消費不足是由於收入分配過低。大量的錢財集中于政府官員和與官員密切的企業主之手，而這些人在國內的消費已經到達了飽和。
中國經濟的這種“六四結構”在中國的統計資料中表現得一目了然。僅以居民消費爲例，在“六四”鎮壓之前的經濟改革階段，中國居民的消費支出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基本平穩並略有上升：一九七八年爲百分之四十八點七，而一九八八年則爲百分之百分之五十一點一。“六四”鎮壓之後，這個比重則出現了明顯的下降，到了二零零七年則達低達百分之三十五點四。尤其是農村居民的消費占國民經濟的比重更是由一九八八年的百分之二十八下降到二零零七年的百分之九。雖然部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是這個下降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農村居民消費下降的速度則三倍於從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速度。毋庸贅言，“六四”之後的所謂穩定和增長，正是以犧牲普通勞動者爲代價的。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