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期
延平南路正对着北门口，是昔日进出北门的要道，清代称为“抚台街”，日据时代称为“大和町通”。北门是台北城对外最重要的城门，清代台北繁华新兴的商业区大稻埕，就在北门外不远；大稻埕藉由淡水河航楫之利，经由淡水与世界接轨，淡水港是当时台湾最大的国际贸港口。
当年，台湾巡抚刘铭传经由北门进入台北城出任新职；1895年6月7日，日军也是经由北门进入台北城，抵达台湾巡抚衙门；6月17日举行始政仪式，宣告日本正式统治台湾。
历经百年的变化，延平南路上的古厝都已改建，街道上唯一的历史古迹是延平南路26号的“抚台街洋楼”。这栋洋楼建造于大正10年（1921年），是日人的酒铺，采石木混合构造，一楼为石造，拥有优美的石拱骑楼；二楼及屋架为木造，屋顶覆以铜片瓦，屋顶陡斜，并辟有老虎窗，充满欧洲的风味。
抚台街洋楼的产权原属国防部所有，因房屋老旧不堪，国防部原本有意将土地标售，消息经媒体披露后，文史人士呼吁保存，后来这栋洋楼才被列为市定古迹。经过整修之后，抚台街洋楼已恢复旧观，预定做为摄影艺术中心展览使用，以与邻近博爱路的相机街构成一摄影艺术的文化园地。
当时大和町通曾拥有整排这种欧洲风味的典雅西式建筑，如今只剩这一栋而已。
沿着延平南路直行，前方不远处就是中山堂了。中山堂附近曾是台湾近代政治权力的中枢。清代台湾建省之后的台湾巡抚衙门及布政使司衙门（掌管民政及财政）即位于中山堂现址周遭。
日本统治台湾之初，继续使用清代的布政使司衙门做为台湾总督府的办公厅署，在大正8年（1919年）台湾总督府建造完成以前，这里曾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地。
台湾总督府迁至新址（今总统府）后，布政使司衙门原址移作它用；后来总督府拆除布政使司衙门，于昭和8年（1933年）在此地建造“公会堂”，以做为展览、集会及表演场地等公共活动使用。公会堂由当时总督府营缮课井手薰所设计，采现代折衷主义风格 ，使用现代钢骨水泥结构，外贴浅绿色面砖及假石，并有巴洛克风格的古典装饰。
昭和10年（1935年），台湾总督府为庆祝日本在台统治40周年，盛大举办了“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台湾博览会的展览场设于台北城内，分为几个会场，其中公会堂是主要的展览场地；总督府还邀请各国政要贵宾莅临参观，借此以宣扬日本统治台湾的成果。中国福建省省长陈仪也受邀来台参观台湾博览会。
当时，陈仪绝难料想到，10年之后，他将成为台湾的最高行政长官，从日本人手里接收台湾。民国34年（1945年）10月25日，陈仪代表国民政府在公会堂的大礼堂内，接受台湾末代总督安藤利吉呈交的降书。当时公会堂外，挤满了围绕欢呼的群众，热烈庆祝台湾重回祖国的怀抱。
台湾光复后，公会堂改名为“中山堂”。不久，国民政府迁播来台，中山堂成为国民大会“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的办公室。委员会历经数十年的运作，因不合时宜，终于走入了历史。中山堂，现为国家二级古迹。
中山堂的左前方广场一角的小公园，竖立了一尊国父孙中山先生铜像。两年前时，我来此参观中山堂时，就注意到这座铜像的基座极为典雅，应是日据时代的铜像基座。当时猜测它可能移自新公园的儿玉源太郎总督或后藤新平行政长官的铜像基座；找到旧照片，却发现基座形式并不相同。
后来，读到山友彬彬兄的旅记（注1），才得知这基座原竖立于西门町的椭圆公园，建造于大正元年（1912年），是为了纪念台湾总督府第4任的民政长官祝辰巳。
椭圆公园的位置，就在西门町，距离中山堂不远。日本统治台湾之初，1900年起，因实施都市规划，开始拆除已无防御用途的台北城城墙，原本打算也将各个城门全数拆除，但拆除西门之后，因当时总督府图书馆馆长中山樵极力呼吁，其余的东门、南门、小南门、北门才免于被拆除，而得以幸运保存下来。西门拆除后，日本人在原址此规划了一座椭圆公园。
从中山堂前面的街道直走出来，接博爱路，再隔一条街，就是重庆南路了。重庆南路一带在日据时代称为“本町”。
重庆南路是台北市著名的书店街，充满文艺气息。早期这里书店相当多，骑楼也有不少的书报摊。20年前，我在北门附近求学，经常流连于这条街道，极熟悉这里的环境。
记忆中，当时这条街上有不少巴洛克式的老建筑。这些年来，偶尔还会来这里找书，未刻意去注意环境的变化。今天专程来拍摄老房子，才惊然发现，我熟悉的老建筑几乎都已消失或改头换面了。
重庆南路上有一个历史事件的地点－专卖局台北分局。民国36年（1947年）2月27日，专卖局台北分局的查缉员在取缔私烟时，抠打一名贩卖私烟的老妇，而引爆群情激愤包围议论；后来查缉员拔枪开火，不料却打死一名路人。次日，局势遂一发不可收拾。
专卖局台北分局在何处呢？二二八纪念馆的地图标示它位于重庆南路与忠孝西路交会口，或有资料说是在重庆南路上的黎明书局，或说在圣玛莉诞糕店；但其实这些资料都有误。最近我寻找本町通资料时，才发现有位细心的人士查阅了日据时代的旧地图，并实地踏查，经过如侦探调查的细密比对，找到专卖局台北分局的正确地点（注2）。
原来，专卖局台北分局的位置就在重庆南路一段的彰化银行台北分行。当年，那一整排房子的建筑格式都相同，现在彰化银行左邻隔巷第二栋的“峰圃茶庄”仍是旧建筑，其三楼柱子装饰正与当年专卖局的柱子装饰一模一样。
专卖局台北分局距离公会堂（中山堂）很近，大约只有短短几百公尺远。二二八事件发生的那一天，距离台湾光复的时间也很近，仅相隔短短一年四个月而已。
重庆南路与衡阳路的路口，正位于新公园西入口出来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是当年本町通与荣町通两条繁华街道的交会点，是所谓的黄金路段。这个十字路口也成为日据时期台北街道风景明信片最经常出现的街景之一。目前这个路口的转角有金石堂书店、东方出版社及STARBUCKS咖啡等商店。
金石堂书店的拱门入口，仍是七、八十年前的拱门，只是涂上新油漆，新颜取代了旧容。金石堂对面的东方出版社，是我们这一辈台北人熟悉的书店，小时候我读过的少年读物，如《怪盗亚森罗蘋》以及一些中国历史故事图书，大多是东方出版社出版的。东方出版社的前身为“新高堂”出版社，成立于1898年，历史相当悠久；战后新高堂迁回日本，目前仍在持续营运。东方出版社原本巴洛克式的老建筑，如今已翻建为现代大楼了。童年的记忆又消逝一桩。
拿着日据时代的旧照片，站在这个十字路口，遥想起七、八十年前的摄影师在这里按下快门时所见街景，颇感慨世事沧桑多变。七、八十年以后的旅人，站在这里拍摄街景时，应也同样会感受到今昔世事的变化与无常，曾如古人所云：“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
旅游日期：2008.01.01（写于2008.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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