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期
延平南路正對著北門口，是昔日進出北門的要道，清代稱為「撫台街」，日據時代稱為「大和町通」。北門是台北城對外最重要的城門，清代台北繁華新興的商業區大稻埕，就在北門外不遠；大稻埕藉由淡水河航楫之利，經由淡水與世界接軌，淡水港是當時台灣最大的國際貿港口。
當年，台灣巡撫劉銘傳經由北門進入台北城出任新職；1895年6月7日，日軍也是經由北門進入台北城，抵達台灣巡撫衙門；6月17日舉行始政儀式，宣告日本正式統治台灣。
歷經百年的變化，延平南路上的古厝都已改建，街道上唯一的歷史古蹟是延平南路26號的「撫台街洋樓」。這棟洋樓建造於大正10年（1921年），是日人的酒鋪，採石木混合構造，一樓為石造，擁有優美的石拱騎樓；二樓及屋架為木造，屋頂覆以銅片瓦，屋頂陡斜，並闢有老虎窗，充滿歐洲的風味。
撫台街洋樓的產權原屬國防部所有，因房屋老舊不堪，國防部原本有意將土地標售，消息經媒體披露後，文史人士呼籲保存，後來這棟洋樓才被列為市定古蹟。經過整修之後，撫台街洋樓已恢復舊觀，預定做為攝影藝術中心展覽使用，以與鄰近博愛路的相機街構成一攝影藝術的文化園地。
當時大和町通曾擁有整排這種歐洲風味的典雅西式建築，如今只剩這一棟而已。
沿著延平南路直行，前方不遠處就是中山堂了。中山堂附近曾是台灣近代政治權力的中樞。清代台灣建省之後的台灣巡撫衙門及布政使司衙門（掌管民政及財政）即位於中山堂現址周遭。
日本統治台灣之初，繼續使用清代的布政使司衙門做為台灣總督府的辦公廳署，在大正8年（1919年）台灣總督府建造完成以前，這裡曾是日本統治台灣的最高權力機構所在地。
台灣總督府遷至新址（今總統府）後，布政使司衙門原址移作它用；後來總督府拆除布政使司衙門，於昭和8年（1933年）在此地建造「公會堂」，以做為展覽、集會及表演場地等公共活動使用。公會堂由當時總督府營繕課井手薰所設計，採現代折衷主義風格 ，使用現代鋼骨水泥結構，外貼淺綠色面磚及假石，並有巴洛克風格的古典裝飾。
昭和10年（1935年），台灣總督府為慶祝日本在台統治40週年，盛大舉辦了「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台灣博覽會」。台灣博覽會的展覽場設於台北城內，分為幾個會場，其中公會堂是主要的展覽場地；總督府還邀請各國政要貴賓蒞臨參觀，藉此以宣揚日本統治台灣的成果。中國福建省省長陳儀也受邀來台參觀台灣博覽會。
當時，陳儀絕難料想到，10年之後，他將成為台灣的最高行政長官，從日本人手裡接收台灣。民國34年（1945年）10月25日，陳儀代表國民政府在公會堂的大禮堂內，接受台灣末代總督安藤利吉呈交的降書。當時公會堂外，擠滿了圍繞歡呼的群眾，熱烈慶祝台灣重回祖國的懷抱。
台灣光復後，公會堂改名為「中山堂」。不久，國民政府遷播來台，中山堂成為國民大會「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的辦公室。委員會歷經數十年的運作，因不合時宜，終於走入了歷史。中山堂，現為國家二級古蹟。
中山堂的左前方廣場一角的小公園，豎立了一尊國父孫中山先生銅像。兩年前時，我來此參觀中山堂時，就注意到這座銅像的基座極為典雅，應是日據時代的銅像基座。當時猜測它可能移自新公園的兒玉源太郎總督或後藤新平行政長官的銅像基座；找到舊照片，卻發現基座形式並不相同。
後來，讀到山友彬彬兄的旅記（註1），才得知這基座原豎立於西門町的橢圓公園，建造於大正元年（1912年），是為了紀念台灣總督府第4任的民政長官祝辰巳。
橢圓公園的位置，就在西門町，距離中山堂不遠。日本統治台灣之初，1900年起，因實施都市規劃，開始拆除已無防禦用途的台北城城牆，原本打算也將各個城門全數拆除，但拆除西門之後，因當時總督府圖書館館長中山樵極力呼籲，其餘的東門、南門、小南門、北門才免於被拆除，而得以幸運保存下來。西門拆除後，日本人在原址此規劃了一座橢圓公園。
從中山堂前面的街道直走出來，接博愛路，再隔一條街，就是重慶南路了。重慶南路一帶在日據時代稱為「本町」。
重慶南路是台北市著名的書店街，充滿文藝氣息。早期這裡書店相當多，騎樓也有不少的書報攤。20年前，我在北門附近求學，經常流連於這條街道，極熟悉這裡的環境。
記憶中，當時這條街上有不少巴洛克式的老建築。這些年來，偶爾還會來這裡找書，未刻意去注意環境的變化。今天專程來拍攝老房子，才驚然發現，我熟悉的老建築幾乎都已消失或改頭換面了。
重慶南路上有一個歷史事件的地點－專賣局台北分局。民國36年（1947年）2月27日，專賣局台北分局的查緝員在取締私煙時，摳打一名販賣私煙的老婦，而引爆群情激憤包圍議論；後來查緝員拔槍開火，不料卻打死一名路人。次日，局勢遂一發不可收拾。
專賣局台北分局在何處呢？二二八紀念館的地圖標示它位於重慶南路與忠孝西路交會口，或有資料說是在重慶南路上的黎明書局，或說在聖瑪莉誕糕店；但其實這些資料都有誤。最近我尋找本町通資料時，才發現有位細心的人士查閱了日據時代的舊地圖，並實地踏查，經過如偵探調查的細密比對，找到專賣局台北分局的正確地點（註2）。
原來，專賣局台北分局的位置就在重慶南路一段的彰化銀行台北分行。當年，那一整排房子的建築格式都相同，現在彰化銀行左鄰隔巷第二棟的「峰圃茶莊」仍是舊建築，其三樓柱子裝飾正與當年專賣局的柱子裝飾一模一樣。
專賣局台北分局距離公會堂（中山堂）很近，大約只有短短幾百公尺遠。二二八事件發生的那一天，距離台灣光復的時間也很近，僅相隔短短一年四個月而已。
重慶南路與衡陽路的路口，正位於新公園西入口出來的第一個十字路口，是當年本町通與榮町通兩條繁華街道的交會點，是所謂的黃金路段。這個十字路口也成為日據時期台北街道風景明信片最經常出現的街景之一。目前這個路口的轉角有金石堂書店、東方出版社及STARBUCKS咖啡等商店。
金石堂書店的拱門入口，仍是七、八十年前的拱門，只是塗上新油漆，新顏取代了舊容。金石堂對面的東方出版社，是我們這一輩台北人熟悉的書店，小時候我讀過的少年讀物，如《怪盜亞森羅蘋》以及一些中國歷史故事圖書，大多是東方出版社出版的。東方出版社的前身為「新高堂」出版社，成立於1898年，歷史相當悠久；戰後新高堂遷回日本，目前仍在持續營運。東方出版社原本巴洛克式的老建築，如今已翻建為現代大樓了。童年的記憶又消逝一樁。
拿著日據時代的舊照片，站在這個十字路口，遙想起七、八十年前的攝影師在這裡按下快門時所見街景，頗感慨世事滄桑多變。七、八十年以後的旅人，站在這裡拍攝街景時，應也同樣會感受到今昔世事的變化與無常，曾如古人所云：「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
旅遊日期：2008.01.01（寫於2008.01.05）
—— 本文轉載自 Tony的自然人文旅記 http://www.tonyhuang.idv.tw/@(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