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2日訊】最近有兩個熱議的話題，一個是被稱為最年輕市長的29歲的周森鋒，另一個是重慶高考文科狀元何川洋。說實話，現在才來談及這兩個話題，在網絡時代的今天，實在是有些晚了。各種評論似乎早已鋪天蓋地，再說就有些矯情了。好在我是把這兩個似乎不相干的事件放在一起說的，就算是有獨見吧！
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說，是基於他們共同的一個元素，做假。前者被曝光在清華大學研究生時靠抄襲論文取得碩士學位；後者是因將自己的民族改為少數民族（土家族），以期獲取20分的額外的高考加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周森鋒還在市長崗位上正常工作（至少到目前是這樣），與之相關的上級主管部門和清華大學至今沒有明確的態度；而，何川洋的是被曝光後，先是被當地招辦取消了20分的加分，後又被北大放棄錄取，相關的兩個單位可說是非常地高效。同樣性質的事情，官方與准官方——大學（連大學的檔次、地位都一樣）的反應如此不同，確有些意思。
我想（或許應該說是揣度），原因是身份和背景不同及出於相關單位的利益考慮。
周森鋒是在任的市長，雖然只是縣級市，但僅僅29歲就一路順風順水地升上來（並無什麼特殊政績），諳熟中國官場規則的人都知道，沒有特殊背景是不可能的，尤其，作為上級的湖北省襄樊市應更清楚他的經歷和背景。同樣，早已完全衙門化了的清華大學（中國的大學都很像衙門）自是深得要領的。所以，襄樊市和清華大學面對網民的質疑都緘口保持沉默。或者是不願意得罪這種實力人物，或者在等待更高層的指示。而清華大學遲遲不能公佈調查結果，則還有另一個原因，即：如果承認抄襲則會面臨下一步的決策——是否取消他的碩士學位，以及要應對網民對其他論文造假的質疑，那將可能引起連鎖反應。所以，權衡利弊，兩個相關單位都選擇「拖計」應變。
對於何川洋，重慶教委、招辦則無需顧忌太多，既然已被揭露，那就快刀斬亂麻盡快平息社會上的質疑，反正何川洋家也不是什麼「大貴」人家。這樣做還可做樣子給大家看，即便事態擴大，也完全可以掌控。同樣，北大也是出於類似考慮，放棄錄取何川洋並不會損失什麼，反而可以給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即：北大對這種造假者是絕不姑息的，雖然北大本身的學術腐敗和論文抄襲現象廣為人們詬病，但如此立牌坊的好時機斷是不能浪費的，況且，如果錄取反而會受到人們「無視作假」的譴責。所以權衡利弊，兩個相關單位都選擇「速決」以邀買人心。
官方態度如此，民間的反應也很值得思忖。對於周森鋒雖也有人認為對他應寬容些，但相對於對其批評和斥責來說，聲音顯得太弱了，批評的聲音幾乎一面倒；對於何川洋則有兩種觀點，一種當認為，他必須為自己的錯誤承擔責任，畢竟17歲（據說他變更民族時15歲）已不算小，應該知道其中的厲害、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這不是他的錯（是他父母改的），他還是孩子，應該原諒他，反而批評北大不該這樣做，畢竟他的成績是擺在那兒的等等，有些甚至很同情。（具體評論就不贅述了）
對於前者，我不想多說了（已有很多評論了）；對於持原諒和同情何川洋的觀點，我覺得有必要說幾句，因為其反應了一個非常普遍的社會現象。
其實，同情何川洋的理由除了他是孩子之外，最主要的是認為他倒霉、這樣對他不公平，因為有情節更惡劣的並沒被查出，而且他的高分也很容易使人對他的境遇感到惋惜。
那麼，他真的僅僅是倒霉，自己沒有錯嗎？我認為不是，因為，17歲已不是不懂事的年紀了，有一定地判斷力了，即使退到15歲，同樣也明白改民族的目的是什麼。十幾年的書讀下來，這點是非判斷力不會沒有。中國有句古話：莫以惡小而為之。然而，受利益驅使和認為改民族沒什麼大不了的心態，他們選擇了做假。犯了錯就要承擔錯誤的代價，就應為自己的錯誤道歉、悔過。這不是倒霉而是懲戒。從何川洋後來所說的：「人生本來就充滿挫折，只不過，我17歲就碰上了」和「父親的錯是出於對我的愛，我原諒他」兩句話可以看出他並無悔過之意，一方面將錯誤完全推給父親，一方面僅僅把他看作一次挫折，似乎自己毫無過錯。為此不能不擔憂，現在的教育怎麼把人教得連最基本的善惡美醜都不分了。
取消加分和北大放棄錄取是對他的不公平嗎？對於那些沒有被查出作假的考生來說，他似乎遭遇了不公，然而對於那些遵章守紀的考生，尤其是那些毫無背景、家境不好的農村學子來說，卻是維護公平的正義之舉。我們應該呼籲的是，嚴查所有造假者，讓所有人都能在同樣公平的基礎上競爭，而不是對查出的所謂「倒霉蛋」給予同情。
如果這種同情是被認可的，那麼三鹿就應該是被同情的，因為在假貨氾濫的中國，它也是所謂「倒霉蛋」；再往下說，如果這種同情是被認可的，那麼林嘉祥、周久耕、鄧貴大……也是應該被同情的，因為在腐敗早已公開化的中國，他們也是所謂「倒霉蛋」。假設，有一天周森鋒因做假被免職、處分了，那他也是應該被同情的，因為在潛規則盛行並已成明規則的中國官場中，他也不過是一個所謂「倒霉蛋」……可是我們認為他們是應該被同情的嗎？顯然不會！
當然，有人會說，這是制度的錯，「好的制度使壞人變好、壞的制度使好人變壞」，不應該讓一個孩子為制度錯誤承擔責任。不錯，但有沒有想過，即使最壞的制度也不會公開宣稱，它允許、容忍人們造假、破壞它制訂的規章制度等等。我們知道「紅燈停綠燈行」，這個規則總不涉及政治，是很簡單的、不錯的吧！但是在中國卻並不簡單，我常常看到，很多司機在十字路口、人行橫道前，不是減速緩行，反而加大油門衝過去（尤其在紅燈剛亮的時刻），既不顧交通信號燈，亦無視行人安全，說句罵人的話：晚了這幾秒鐘，就搶不到孝帽子了！因此，我認為：制度之錯不是違反和破壞規則的藉口。
試想，如果大家都通過破壞規則「走捷徑」去尋求自己的利益，而將責任推給制度，甚至同情所謂的「倒霉蛋」會有什麼結果呢？我告訴你，這個結果就是我們今天生活的現狀。
本來這些話很不願意說，因為，說這種話會被人認為是偽道學、是宣揚「以德治國」等等，甚至會遭到所謂民主派唾罵。其實我是堅信「依法治國」的，恰恰因此，我才反對人們通過突破規章制度的限制，「走捷徑」以佔得先機，人為製造不公平。我認為，制度是人制定的，也是人執行的，所以即便是法治國家也不可能忽視人的因素。況且，制度是被動的、是死的，而人是主動的、活的。被動的、死的制度是無法適應主動的、活的人的，更何況世界上也沒有無懈可擊的制度。我們常常羨慕美國的制度，但是，美國的制度可能很不嚴格，漏洞很多。對於聰明的中國人來說，找出其漏洞並非難事。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人在美國破壞規矩的醜聞常有報導，以至於很多部門對中國人的審查都加強了。
當然，有人會說那些是小事，而且違規者已受到了嚴懲，只要根本的制度是好的，就可以避免。而那些人最終受到應有的懲罰，也正說明根本制度的意義。對此我亦不能完全認同，舉個例子，如：德國的「魏瑪憲法」。據說「魏瑪憲法」從紙面上來說是二十世紀最自由、最民主的憲法之一，「結構之嚴密幾乎到了完善的程度，其中不乏設想巧妙、令人欽佩的條文，看來似乎足以保證一種幾乎完善無疵的民主制度的實行。」可最具諷刺的是：就是在這樣一部憲法的呵護下，德國培育出了希特勒這個納粹獨裁者，他造成的災難是二十世紀人類最大災難之一。這說明，再嚴謹的制度、法規也擋不住別有用心者對其踐踏和破壞。有人認為，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沒有走上與德國一樣的道路（當時美國正處於經濟大蕭條時期，各種思潮紛紛出籠，法西斯主義一度喧囂），是因為美國人有著植根於靈魂深處的自由價值觀，「骨子裡對自由的熱愛，使美國人哪怕在最壞的情況下都沒有喪失最後的清醒，沒有喪失對失去自由所帶來的惡果的警惕」（孫立平語）。
說這個話題，並不是簡單的道德說教，而是想強調遵守規則、防微杜漸的重要性，所謂：小錯不糾必釀大禍！今天我們認為何川洋們冤枉，明天就會覺得周久耕們倒霉；今天我們覺得自己不走捷徑會吃虧，明天就會因別人破壞規則成為「倒霉蛋」。
令人感到悲涼的是，我所擔憂的正是當今的現實。說句不好聽的話，雖然大家都在罵貪官污吏、反腐敗，但對貪官污吏並不是發自內心的憎恨，實際上更多的是：嫉恨。「反腐敗」反的不過是：自己沒腐敗！
如果說，植根於美國人靈魂深處的價值觀是：自由。如果確有一種反映國民性的價值觀，那麼，我想問一下：植根於中國人靈魂深處的價值觀是什麼呢？難道是自利嗎？
──轉自《俗士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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