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9日訊】
目錄 前言並序詩
一、發動文化大革命起因
二、雙軌構陷論
三、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標誌
四、大興文字獄
五、踢開黨委鬧革命
六、短命的工作組
七、毛澤東從後台走向前台
八、紅衛兵組織的興起
九、新的造神運動
十、造反諸行動
十一、政治標準的確立
十二、毛向劉攤牌
十三、血統論與出身論
十四、「聯動」對文化大革命的反動
十五、最大的保皇派
十六、清洗軍隊
十七、最大的犧牲品
十八、造神運動的發起者
十九、頂峰論的寓意
二十、上升的政治明星
二十一、接班人的問題
二十二、一場邪惡的比賽
二十三、清理階級隊伍
二十四、軍隊的作用
二十五、天馬行空
二十六、中共的焦點——廬山
二十七、文攻武衛
二十八、毛澤東的追隨者們
二十九、大革文化命的背後
三十、紅都女皇
三十一、周恩來的文化大革命表現
三十二、周恩來的繼任者
三十三、「四人幫」的由來
三十四、文化大革命的最後一年
三十五、文化大革命與中共黨史的關係
三十六、《推背圖》中的預言 後記並跋詩
＊＊＊
前言並序詩：
序詩
昨夜風雨歌與哀，
但聞心事觸傷懷。
赤禍慘淡整十載，
多少悲秋苦中挨。
傷痕一夢命難料，
空費青春才與財。
怎奈應聲變魍魎，
山河破碎待重來。
一、發動文化大革命起因
中共組織在一九四九年十月自我宣稱正式建國，並勝利的奪取了無產階級政權。這樣，在世界的版圖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二塊實驗田也就隨之建立起來了。自從共產黨將國民黨趕到台灣島以後，佔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大陸從此就進入到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過渡階段社會主義時期。
但是與此同時，中共在戰爭時期打敗對手的三大法寶，暴力革命理論，無產階級專政與階級鬥爭策略，隨著國家機器的建立而得到鞏固與加強。紅色恐怖由此在整個華夏大地彌漫開來。作為中共領袖權威的毛澤東，可以說他是一個戰爭巨人與狂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就是出自毛之口。但是在和平年代，搞經濟建設他儼然成為了一個外行，文盲甚至是白痴。他就像一個幼稚的小學生，在一張並不算白的白紙上，按照馬克思主義所描繪的烏托邦大同社會，以自我意志與自我可能理解的方式，試圖塗抹一張中國式的理想藍圖。於是建國以來的一系列運動便依次展開。例如，土改，工商界改革，人民公社，大躍進，全民大煉鋼鐵等，恨不得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但是結果事與願違，國家經濟建設被搞得一塌糟。毛澤東領袖權威的地位同時也受到黨內的質疑、批評與挑戰。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毛澤東辭去了國家主席的職務，並有劉少奇接任。與此同時，自建國以來，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在思想、政治與組織三個方面進行了有組織、有預謀的各種運動。例如，鎮反，三反、五反，反右派鬥爭，等等。瓜分了地主的田地；沒收了資本家的財產；鉗制了知識分子的思想與言論。同時，每次運動也都殺了一批所謂頑固的反革命分子。所以說，文化大革命以前，毛澤東的絕對權威與個人崇拜非但沒有建立，相反，反被以劉少奇為首的黨的集體領導所制肘與取而代之了。由此劉少奇也因此成為了文化大革命中黨內最大的當權者走資派，從而受到毛澤東領導的群眾運動最為猛烈的抨擊與批判。
「毛頭腦中有一個新穎的大計劃，為了這項計劃，中國的大眾將再次成為擺設。」還有同時「為了構築他急於完成的錯誤的思想體系大夏，他還有一塊更加教條的基石：國內新生的敵人還在與國外新生的敵人互相勾結。」所以，劉少奇作為最大的犧牲品也就必然被毛拋了出來。在毛認為「成功改變了毛澤東領導的性質，讓人左右為難的是，由於黨控制了中國，毛澤東發現控制黨更難了。」而劉少奇作為黨內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自然就成為了必須打倒的對象。可以說，「文化革命只是一次大檢閱，它並沒有產生新的組織結構。……毛澤東把文化革命稱之為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偉大革命，革命的目的是要解決人們的世界觀問題。」這也就是說，在打倒以劉少奇為首的一大批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同時，利用和發動群眾運動，以此控制並鉗制國人的一言一行與頭腦思想。進而使廣大的群眾淪為共產黨的犬儒、奴性與愚昧無知的工具。
二、雙軌構陷論
共產黨作為一個組織，有其自身的生命存在。共黨邪靈就是操控它的主謀。這個西來幽靈，自打一輸入中國大地，便被激進與狂熱的分子所信奉和吹捧。作為解決中國前途命運的一劑猛藥，被中共黨組織所採納與服用。在認真實施暴力革命理論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再加上毛澤東發明的三大法寶，欺騙廣大的中國人民投身到黨編織的美麗的花環與前景上來。結果，中共最終在與國民黨的較量中，奪取了國家政權。這劑馬列主義猛藥帶來了明顯的藥效，但其巨大的副作用，也隨著共產黨在中國的實踐過程，同樣伴隨著連綿不斷的赤禍現象，令人始料不及，飽受熬煎與蹂躪。但從歷史研究來看，這一因素與現象的持續出現，將是肯定的與必然的。其實這是有其共產黨在它誕生之日起的遺傳基因與精神分裂症性格所注定的。這種局面將隨著中共的奪取國家執政權而變得愈演愈烈、有恃無恐。以至推向其高潮。在我們生存的這個善惡二元結構對立中，必然會出現善惡兩股勢力的代表生命形象。代表光明與未來的絕對的善，便是以普度眾生，拯救整個人類的佛道神的偉大形象；代表黑暗與毀滅的絕對的惡，利用殘酷暴力，摧毀道德構建與人性良知，進而對人類實施徹底的毀滅。共產黨所進行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其組織就是一支宇宙中最邪惡的力量。其性質就是反天、反地、反人民、反宇宙的。
再說作為中共黨組織的領袖兼首領，毛澤東只不過是黨組織在人間的形象代理人而已。毛作為一個人，有其人性的一面，但作為一名黨員，就得表現出高度的黨性原則，才能坐穩第一把交椅的位置。所以毛在一生的黨性實踐中，尤其是晚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將毛本人推向了神乎其神的地步。同時也是他人性最邪惡、陰險一面的充分暴露與體現。在文化大革命前，由於毛本人在經濟建設中的糟糕表現，使他引咎辭職，辭去了國家主席的職位。但其黨內的權力卻牢牢的掌握在自己的手裡，始終不放。因為毛深深的知道，黨是凌駕於上帝、國家、人民與軍隊及其一切之上的。黨指揮槍，其統治就不會破滅。但是黨內以劉少奇為首的集體領導，正在一步一步的蠶噬著毛的威信與地位。毛本人有一種大權旁落之感，也正是出於一己之私利，他要將過去失去的權力與威望從新奪回來。將個人崇拜再次確立起來。於是共產邪靈與毛澤東在互相利用與默契配合下，決定鏟掉黨內這個異己分子、絆腳石，集體滅絕一批異類。為其共產黨能夠繼續生存下去，誓將紅色恐怖進行到底。
三、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標誌
早在50年代初，胡風開始抱怨「輿論一律」了。「他感到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成了碰不得的東西。……《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系列批判胡風的文章，大部份都是出自毛澤東的手筆。當然，對胡風的標準反駁是，輿論象其他一切事物一樣，是個階級問題。在人民民主專政下，人民允許有表達意見的自由，但反革命份子沒有這種自由，」
胡風本人便是這類人。而「毛澤東走得更遠。他斷言，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敵人不但沒有消亡，反而增多了！……這種情況為政治迫害提供了理由。……至於胡風，他已經被搞得面目皆非。胡風懷疑毛澤東的《講話》也成了他是反革命分子的證據。這位頗具風骨的詩人被發現是一名『間諜』，這就足以使紅色政權把他投進監獄。他在那裡精神崩潰了。」
可以看出，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澤東在黨內外的威望迅速下降，其地位也是岌岌可危。毛決定痛下殺手，反戈一擊。於是以文藝、文化輿論為突破口，借以恢復自己往日不可一世的形象與面貌。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彙報》拋出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章認為，該劇「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隨後，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十三期上，登載了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不點名的批評吳含等的歷史觀。他們的文章得到毛的首肯。毛認為該劇「要害的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作為北京市負責人的彭真，一心將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限定在學術範圍內，不想讓其擴大。毛執意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批判運動。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戚本禹泡制的文章《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在《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同時刊出了。同年四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毛親自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彭真「反黨罪行」進行了無情的批判。決定撤銷「二月提綱」與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從新建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江青當時任副組長。在輿論先行的引導下，在張春橋、江青等人的參與下，報刊已經開始了批判「三家村」的宣傳。五月八日，江青主持寫作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在《解放軍報》發表；關鋒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偽》在《光明日報》發表。它們明言「三家村」，暗指北京市委，毛給與了肯定。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彙報》同時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實質》。由此在全國各條戰線，各個領域展開了向「三家村」猛烈開火的態勢。
這兩起文字獄，作為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導火索與突破口，先拿下北京市委與彭真這個橋頭堡。毛澤東最終要攻陷的是黨中央內部的最大當權者劉少奇，借以在全國自上而下的，將「文化大革命」引向深入。五月十六日，這是一個標誌性的日子。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毛親自主持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彭真下台，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直接、具體領導文化大革命。
「從1950年以來，毛週期性的發動過對不同文化界各種對象的批判運動，從1950年批判《武訓傳》開始，到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同時也批判胡適等人），到1955年批判胡風等等。似乎同樣清楚的是，吳含1961年的劇本《海瑞罷官》是用歷史的推論對毛進行攻擊。」輿論先行的結果，就是在上層建築、意識形態與思想領域，在人們的頭腦與心理上，進行一次強化階級鬥爭，殘酷的迫害、清洗其觀念的洗腦運動。這種徹底的改造世界觀的目地在於所有中國人跟黨中央的步調必須保持一致，否則便有滅頂之災。在「鬥批改」的親歷中，喪失良知、泯滅人性，人格的歇斯底裡與精神分裂，進而被中共所能利用，從而走向了自我沈淪與毀滅的不歸之路。四、大興文字獄文化大革命發軔是對吳含《海瑞罷官》的批判，接著就是對「三家村」的批判。
毛澤東從文藝界、史學界與哲學界開刀，豁開了一個口子。單一的看問題，也是對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的繼續。它不僅鉗制人們的思想與言論，也使知識分子被批倒批臭的同時斯文掃地。負隅頑抗，死不改悔者，就會讓其身敗名裂，死有餘辜，甚至還要株連家庭及九族。用周恩來的話說，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務是，一斗二批三改。其實共產黨的邪惡、獨裁與暴政的最後一招便是個「滅」字，搞集體滅絕。這是流氓無產者對有修養、有思想階層的異化過程。文字獄的興起，將使人性中陰騭與嫉妒的負面泛濫。可以無限上綱，誣陷對方，使文鬥與武鬥，陰謀與陽謀，在這場運動中隨處見到，觸目驚心；同時也使知識分子這一階層要麼處於沈默狀態，要麼淪為附庸與御用文人。這就是時代造就的悲哀與不幸。
五、踢開黨委鬧革命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署名聶元梓等七人名字的大字報《送碩、魯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乾些甚麼？》貼在北京大學校園內。由此而引發了全國各大中專院校黨委一、二把手靠邊站的局面。這種把矛頭直指北京市委大學部和北京大學校黨委的做法，具有莫大的諷刺意義。共產黨將自己組織的表面形式打爛、毀掉，是為了保證這場運動能夠繼續的進行下去。這也是它的邪惡本質所決定的。到一定時期與階段肯定要來上這麼一回。敵我之間的肉搏如此，黨組織內部也要隨時進行清理異己分子，以保證黨永不變色。其實毛利用學生的衝動與狂熱在鬧事，借以否定劉少奇的集體領導，加強個人崇拜。六、短命的工作組六月三日北京大學開始進駐工作組，以替代黨委的空缺與真空。從六月四日開始，北京許多學校紛紛仿效北大，進駐了工作組。但工作組基本上執行的是劉少奇的中央政策，意在壓制學生達規模的運動。且與陳伯達為組長、江青為副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支持學生鬧事形成的對壘局面。直到七月二十九日北京市委撤銷工作組《決定》正式出爐，前後只存在了五十七天。工作組的短命是必然的。它實是被踢開的黨委行將就木時的一次回光返照的化身，必死無疑。從而引出了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真正的較量與攤牌。
七、毛澤東從後台走向前台
從外地長期休假的毛澤東於七月十八日突然回到北京，聲稱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表示支持學生鬧事。八月五日毛在中南海大院貼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樣毛與劉的對抗直接公開化了。「那麼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究竟是甚麼呢？那似乎是毛在這之前十年所遭遇的一系列挫折，毛要從其中解脫拯救出來。」毛作為當時全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在這場公開的較量中，勝負的天平早已確定。劉勢必被批倒批臭，令其永世不得翻身。他是被毛打倒的，更是被共產邪靈所拋棄的。因為在黨性原則與善惡標準面前，劉已經不夠格，只得被黨組織拋棄掉。拋進歷史的垃圾堆。但在宿命輪回的天理之下，劉也要經歷因果律的果報，這是鐵律。天不變，道義不變。
八、紅衛兵組織的興起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九日清華附中的幾個學生秘密組織了紅衛兵組織。隨後北京各中學也相繼成立該組織，他們的誓言是：「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最高指示。我們宣誓：為保衛黨中央，為保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堅決灑盡最後一滴血！」
從此紅衛兵組織作為一股集團力量，公開的步入中國的政治舞台。毛澤東先後八次檢閱紅衛兵組織，毛成為其組織名符其實的「紅司令」。從而在組織上為毛澤東所利用，將文化大革命的造反精神落實到了行動上，有了人員上的保障。其實這只是表面的運動形式。文化大革命真正的基礎在於軍隊支持毛的主張作為後盾。所以林彪被毛看中，提拔到副主席的位子，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黨指揮槍再一次顯示了它的威力。
「1966年夏季和秋季，紅衛兵運動經歷了三個階段，這些階段可以根據外部對紅衛兵運動控制的形勢和批判木本的範圍來劃分。在十一中全會以前，『革命師生』的活動僅僅局限在學校校園內，而且受到嚴格的控制。……隨著十一中全會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開展，紅衛兵開始『上街』破『四舊』。破『四舊』涉及褻瀆傳統文化和對那些殘存的資產階級分子進行抄家。……9月，北京的紅衛兵開始各地『串聯』，與當地紅衛兵『交流革命經驗』。」
而這群紅衛兵小將的人格又如何呢？「他們極善自我欺騙，這表現在文革初期大部分青年人中間，他們可以把並不高尚的心理需求——對自身利益的算計和受挫的熱情——昇華為一種信仰，他們在積極為一位感召性領袖和一項偉大事業而獻身，並且絲毫沒有摻雜自己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們對自己在文革中的行為不願負任何責任。就是在今天，那些採訪對象還在說他們是被『欺騙』、『蒙蔽』、『利用』了，這些話不應該僅僅被看作藉口或托辭。是的，他們有時是不自覺的，他們喪失了對內心的『自我』知覺。在從校園生活的桎梏中擺脫出來的1966年秋天之前，他們一些人就進行了初步嘗試，以去掉他們課堂上形成的教條主義和權力主義性格。既使這些青年人的觀點和態度在文革末期武鬥中實際上改變了許多，但沒有一位採訪對象擺脫了他們在其中成長起來的政治環境所具有的情感上的吸引力，他們依然按已經形成的世界觀行事，用一些採訪對象的話說，他們尚未『覺醒』。」
九、新的造神運動
作為一個自上而下的群眾運動，毛需要更多的個人崇拜，甚至是狂熱的崇拜。作為十幾歲如乳臭未乾，未諳世事，頭腦簡單，缺乏社會判斷力的青年學生來講，在那個時代，偉大領袖就是生命中的最高與一切，為其獻身在所不辭。同時全國持續的運動，更加強了這種狂熱崇拜的繼續與蔓延。還有中央文革小組所控制的中央一級的黨報，每天都要在頭版頭條登載，黨的評論，毛的文章，毛主席語錄天天刊載。緊接著毛選四卷本在全國發行。林彪在軍隊中搞的毛主席語錄小冊子，也在全國流行開來。
在社會上，全國範圍內真正實現了每人人手一冊，出門、工作手不離「語錄」，口不離「語錄」的荒唐、滑稽的社會現象。但也體現了那個時代人人是否革命的個人表現的標志性產物。在共產黨將各種宗教打倒毀壞、掃地出門的同時，在信奉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基礎上，開始了新的造神運動。從而將毛澤東推到了獨裁統治的絕對權威的邪教教主地位。這是共產邪靈的需要，也是對毛邪惡十足的表現的嘉獎與肯定。「毛的批判隱約的暗示出一種意向——保證真理獨佔的唯一途徑就是要一個人成為獨裁。換句話說，無產階級專政就等同於『個人崇拜』。這種論斷便給批判『反對毛澤東』提供了道德基礎。」
十、造反諸行動
既然紅衛兵在成立之初，所貼的大字報就叫《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從此得到毛的支持。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上，公開號召紅衛兵小闖將「打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由北京傳遍全中國的「破四舊」運動，以非常革命化的破壞手段全面展開。砸爛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成為他們無所顧忌，不計後果的行動口號與指南。向著各個階層、各個領域、各個行業、各條戰線進行著一場靈魂深處的革命。這種深度革命前所未有。
在思想上，要鬥私批修，滅資興無；在文化上，江青樹立了八個樣板戲；在風俗上，砸孔廟、毀佛像，向一切宗教宣戰；在習慣上，個人不許穿牛仔服裝、港式衣裙。工廠醫院、企事業單位，還有馬路街道，商店餐館名稱一律懸掛毛主席畫像。牆壁塗上紅漆，形成一片紅海洋。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與此同時，對硬性扣上「黑五類」的人員，實施批鬥、抄家、遊街的專政手段與行動。紅色恐怖再次在整個社會蔓延著。被打死與自殺者不計其數。這種打砸搶，以置人死地而後快的法西斯行徑，使得紅衛兵這一代人，人格扭曲，良知泯滅，被後人稱做「垮掉的一代」。就是進入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階段，這一代人的年齡三、四十歲正當年，但「文革」的餘孽與心理陰影始終影響著這一代人，所以在各行各業也或多或少的能在他們身上找到「文革」的遺風。這也是「文革」給今天帶來不幸後果的一種表現。
「我並不否認偏激野蠻的權威行動在學生中的泛濫是政治社會化步步深入的結果。」這就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為極端主義提供了使它徹底表現出來的機會。毛澤東號召青年人保護他的革命路線，這就造成了他們把權威當作偶像來頂禮膜拜，同時也助長了他們摩尼教徒般三刻板，殘忍好鬥，專橫跋扈，……他們的極端形式的行為反映出各種不同的『權威人格』。」根據毛的意圖，這場運動的火種是一定要燒遍全國各地的。於是學生全國大串聯開展起來，革命的深度有了，自然革命的廣度也要同步跟上。但同時給各地區帶來的矛盾與災難也是空前的。這種自上而下的群眾運動，大革文化的命；大造文明的反。以紅衛兵為代表的廣大群眾業已淪為被毛所利用的為所欲為的工具——大棒與走狗。指哪打哪，讓咬誰就咬誰。真乃愚昧、無知般的悲哀，充當著時代悲情的角色。「在國內，無論區還是白，他們的行為都是近似的。他們保持黑白對立的世界觀，在這種世界觀中是非界線是由黨的領導劃分的。他們都譴責和懲罰那些未被認可的道德觀和不規範的行為。對那些所謂是『階級敵人』的人，持有嚴肅無情的成見。把他們看作是圈子外的卑鄙小人。他們嚮往在一個團結的集體中，不同身份的人都和睦安全相處。區和白都尋求分享榮譽和權力，這種榮譽和權力是作為凌駕同輩人之上權威所應有的。總之，他們都帶有權威人格的傳統特徵。」
十一、政治標準的確立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紅旗》雜誌第十一期發表《在毛澤東思想的到路上勝利前進》社論。社論指出：「任何人，不管他們職位多高，資格多老，聲望多大，只要他不是按照毛澤東思想辦事，反對毛澤東思想，就要對他的錯誤主張進行堅決的抵制，就要對他進行堅決的鬥爭，一直到罷他的官，撤他的職。」文化大革命這種政治標準的確立，矛頭開始指向中央內部劉少奇的一派。八月二十二日清華園內出現了大字報《劉少奇同志七月二十九日講話是反毛澤東思想》，直指劉並向其公然挑戰。懾於毛的絕對權威與在全國人民中間的威信，劉只是在做自我檢查與批判中進行無謂的辯護。使得文化大革命以來乃至以前，批鬥別人都坐在主持席的位子上的劉，這回卻坐到了被告席上接受黨高層與群眾的批判與無情的裁定了。
十二、毛向劉攤牌
一直遵照毛的思想與路線辦事，劉不可謂不兢兢業業，恪盡職守；他的黨性原則不可謂不強。劉出版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既為明證。這場運動不是從一開始就指向劉的。這也是後來研究者最為迷惑困惑的。八月十二日在一次小組會上，林彪秉承毛的意旨，直接點明瞭，「劉少奇、鄧小平，他們搞了另一條路線，同毛主席的路線相反」；「劉、鄧路線，就是毛主席大字報說的，『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路線」。至此文化大革命擂台的最高級別的爭霸賽正式開始了。從此打倒劉、鄧的大字報與標語滿天飛。各界群眾包括學生的大規模的遊行，擁毛批劉的戰役，在全國範圍內鋪天蓋地般的愈演愈烈。在我少年的記憶裡，在一九七六年「文革」接近尾聲時，我居住的城市的市委大樓外，貼滿的大字報上，依舊有醜化貶損劉、王夫婦形象的文字與漫畫。並且貫穿文化大革命十年於其中，赤禍慘烈，可見一斑。
十三、血統論與出身論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北航學院附屬中學學生中的幹部子女，貼出一副對聯，上聯是「老子英雄兒好漢」，下聯是「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這是通過血統論打壓對方的有力武器。共產黨建國後，以階級鬥爭為綱，就是在出身論上下文章。將紅五類視為團結、利用的對象；將黑五類作為打擊報復的對象。文化大革命就是這種命題的發展與延續。而與之相抗衡的觀點也隨之出現。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歲的北京青年遇羅克撰寫的《出身論》出現在社會上，以自己的獨立思考，跟血統論針鋒相對。但是文化大革命運動就是讓全國人民跟黨中央與毛在思想上與行動上保持一致的。這種個人的嗆聲與自我的獨立思考顯然是共產黨所不願見到的事實，也是不能接受與容忍的。一九六八年遇羅克以「惡毒攻擊」和「組織反革命集團”的罪名而遭逮捕，經過多次批鬥、公審，於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被處決。在黑白顛倒、指鹿為馬的文化大革命時代，共產邪靈就是將人造就成犬儒、奴性、牆頭草與跟屁蟲。否則任何與之不相諧合的發聲與對抗都將是死路一條。
十四、「聯動」對文化大革命的反動在打倒劉、鄧路線時，必然涉及到很多當時的中央高層人物。他們的家屬，那些高幹子弟們自然不服並分庭抗禮，並於十一月十七日在北大附中秘密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他們打著誓死保衛黨中央與毛主席的旗號，跟中央文革小組、三司紅衛兵等開展文鬥加上特別是武鬥的行動。在文鬥武鬥中，針對中央文革小組與林彪進行嗆聲，就有一大批人被打成「反革命」、「右派」、「保皇派」、「修正主義」，在全國緝拿，開鬥爭會，搞人身攻擊，上升至武鬥批判的形式。至此，共產黨特色的「假惡鬥」的一個「鬥」字被表演詮釋的淋灕盡致，貽害大方。「聯動」對文化大革命的反動只是曇花一現，只存在一年多的時間便銷聲匿跡了。
十五、最大的保皇派
說起陶鑄，他是鄧提拔到中央的。劉、鄧被打倒時，他當時是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但是在運動中的一系列表現，有意阻止群眾反對劉、鄧的做法，使毛大為不快。毛決定將陶鑄掃地出門，將這塊礙事的絆腳石搬掉。於是陶鑄被打成了最大的保皇派。毛利用紅衛兵的力量，將批判劉、鄧、陶的聲勢遍及大江南北，全國上下。這就是共產邪靈在給自己的邪惡體系，及時的清理那些不堅定與不「純潔」的黨性原則不強的異己分子。
十六、清洗軍隊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全軍文革小組被封。組長劉志堅被揪鬥，標誌著清洗隊伍的開始。林彪與中央文革小組為了揪出軍隊內的走資派，牽涉一大批老革命將領，目地在於執行毛的路線的同時，為自己奪權大造聲勢。「揪軍內一小撮」的火在蔓延。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下午，在中南海懷仁堂由周恩來主持的黨政軍負責人和中央文革成員的碰頭會上，那些老帥們向文革成員發難。「據說其目地之一是為劉、鄧翻案。」毛在得知文革成員的彙報，大為光火。「2月18日毛向他的對手提出，要麼接受他的領導，要麼把整個國家夷為平地，別無其他選擇的餘地。此時衝突達到了最高點。」因為毛作為共黨組織最高的獨裁統治者，是不能接受與容忍任何人對文化大革命發出的異議與指責。在大鬧懷仁堂後，中央文革小組緊接著在社會上利用紅衛兵開展了反擊「二月逆流」的群眾運動。老帥們紛紛落馬，批鬥的批鬥，靠邊站的靠邊站。打倒劉少奇，並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高潮已經到來。
注：九評退黨有奬徵文延期至11月底, 歡迎投稿。詳情請見：http://www.epochtimes.com/b5/9/3/18/n24669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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