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能達

1989年民主運動高潮的表面起因是民眾對於中共權力集團迫害黨內改革派代表人物胡耀邦的做法極為不滿。而這場從偽政權首都北京開始並遍及全中國大陸的民運高潮的深層起因則是中共長期無所不用其極地踐踏民權與普世人權的做法已把民眾逼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並且在中共到那一年為止四十年的歷次害人無數好話說盡惡事做絕的政治運動與經濟大破壞，尤其是中共自己都不得不承認是「十年動亂」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中共新封建權力集團的真面目已徹底暴露，能夠接觸到外來信息的大城市居民，尤其是大學師生能接觸到中國大陸之外出版物與透露一些中共陰暗面的中共內部刊物，他們通過中外政治狀況的對比，就更悟出了中共權力集團的家天下統治與作為這種統治的目的與必然後果的專制極權和腐敗是阻礙中國進步與導致民生惡化的罪魁禍首。所以，中共最重視的欺騙宣傳已失效，而中共所能藉以篡奪及把持政權的「三大法寶」即武裝，「統一戰線」(實即分化民眾)，群眾運動這三項中的後二項已基本無效，只剩下武裝即暴力鎮壓這一途了。中共在1989年6月4日以北京為首站的武力鎮壓以及隨後巧立名目為「維持穩定」的對提出組織在野黨要求的民主人士及對宗教信仰者的鎮壓皆是赤裸裸地濫用暴力。儘管中共繼續沿用在他們在奪權與鞏固政權階段一貫憑藉的欺騙宣傳，但其效果已微乎其微，目前中共所賴以苟延的主要手段還是暴力。

任何國家，任何朝代都有刑事案件。然而，中國大陸刑案發生率之高已超過其他國家和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期。其原因在於掌握政權的上層官員壟斷權力和國家資源，貪贓枉法腐化墮落，迫害民眾，這些行為都是犯法構成刑事案件。而且，有些已犯罪卻因權力在握和官官相護而未受處罰的高官對自己的罪行非但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標榜自己有身價，更誇耀自己有人效勞捧場助其滿足私慾。這種不良社會現象的根源在封建集團式的中共統治制度。這樣的不合理制度自上而下地腐蝕了社會各階層的人。處於社會中層的官員幹部與處於社會底層的民眾，在受壓迫的同時也觀察到上司們的種種犯罪表現，道德觀念薄弱而操守意志不堅定者就會把上司們的犯罪手法學來。另外，學校教育與文藝事業被中共當局操縱，以盲從黨的意志為首務，不提倡正義誠實等基本道德，這就使得社會風氣進一層敗壞。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必然難免是非顛倒，為了私利而不顧道義。無怪乎中國大陸的刑事案件日益增多。

1989年6月中共以暴力鎮壓了民主運動後，不少人悲觀失望，認為自己對於國家的事無能為力，於是便醉心於賺錢和享樂，希望別人冒著危險爭取民權；如果別人成功了，他們也得以享受成果，如果別人失敗了，遭受災難的是首當其衝為民奮鬥的先鋒人士，那些觀望者並無太大損失。這種漠不關心態度是中共專制得以存在至今的一大原因。

任何國家在人口數量和資源與生產能力環境承受能力匹配不良時都需要適當地控制人 口，或促進增加或促使減少。為何中共在「計劃生育」名稱下的控制人口會受到中國 民眾抵制與國際輿論的詬病呢？這與中共權力集團的私心及違反科學和人道有關。

2012年7月13日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報導「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7月12日在北京召開「道德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教育和治理活動座談會」，這一消息令人覺得既可悲又可笑。如果那個會議的議項是道德觀念的培養，就應該由教育部門主持召開。如果議項是嚴重違反道德而同時違反法律的事，則應由司法部門主持召開。如今上述會議是由巧立名目的甚麼「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來召開，堪稱不倫不類，而且會議的主持單位是中央級的，會議名稱又標明「突出問題」，可見所要討論的問題已到了引起極大民憤而且動搖政權的地步。

中共當局最近沾沾自喜於中國大陸的大學畢業生人數迅速增加。從表面現象看，這似乎是好事。但這些大學生的實際水平是否都經得起檢驗，卻不能不令人擔憂。

耶穌說「……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 （《聖經∙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六節） 中共當政者卻自以為有了權就可以一手遮天，盡可以去幹傷天害理的事。中共在中國大陸篡奪了政權後，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與該黨主席毛澤東一起做了許多壞事，例如1950年代初期把曾在前政權工作過的公務員劃作「歷史反革命」而加以降職減薪，或調離原行政職務，甚至判刑的處分； 1957到1958年把出於善意規勸中共糾正各種錯誤的人打成「右派」，按「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實際仍是按中共對待政敵的慣例極殘酷地處理；所謂「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只是不用比「歷史反革命」更嚴重的「現行反革命」的名稱而改用巧立名目的「右派份子」而已。鄧小平沒料到在毛澤東與劉少奇爭奪權力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鄧小平自己因得罪哪方都對自己不利而不敢明朗表態，以至於被毛澤東視為劉少奇的同夥而加以罷黜。為了重獲權位，鄧對毛發誓「永不翻案」，但內心不服。在1976年春北京民眾借紀念那時也受毛澤東排斥的周恩來和抗議毛的走卒「四人幫」為引子，不點名地批判毛澤東。鄧利用民眾對毛澤東的不滿隱在後面推波助瀾。毛澤東去世後，鄧利用軍權排擠了毛欽定的接班人華國鋒而成為執掌最高權力的人。為了擺脫華國鋒已公開承認的「文化革命」導致國民經濟處於崩潰邊緣的狀況，鄧不得不在經濟政策上改革，但並不打算同步地作政治改革。正因為專制政治未改，片面經濟改革導致官員腐敗更趨嚴重與公開化。儘管這樣，在片面經濟改革初期，多數民眾仍把鄧小平當作「改革與開放」政策的開創人而予以好評。中共禦用宣傳工具與幫閒文人自然不失時機地對鄧歌功頌德。於是，鄧變得飄飄然，但他畢竟精於權術，沒忘記他在1976年春的所作所為與他發誓「永不翻案」言行不一致，一旦被民眾知道，他的兩面派做法暴露，他的聲譽就會一落千丈。為了保住他的虛假光輝形象，他居然授意把知道1976年事件內情的幾十名高級警官騙到雲南省秘密殺害，以達到滅口的目的。鄧小平這事做得太絕，以至於較多民主思想的胡耀邦與處事較溫和的楊尚昆私下交談表示不贊成而留下了記錄。過去的二年內被老一代提拔的中共新領導陷入新的內鬥而洩露了鄧小平的上述陰謀。

由於中共非法政權的專制和貪官污吏的任意欺壓盤剝百姓，中國大陸的小民百姓難以生存而不得不奮起抗爭。中共特權集團濫用權力謀私，卻開動宣傳機器謊稱「黨和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掌權者把自己當作黨和國家的化身。

中國湖南省邵陽市民運人士李旺陽離奇死亡，中共政府警方處理案件的態度與方式反 映了中共政府的居心險惡與極度專制殘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