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輝

中國民間有句古話：衙門八字朝南開，有理沒錢莫進來。我想這句話至少表達了這樣兩層含義：一是打官司需要訴訟費、律師費，沒有錢是進不了法庭的；二是打官司需要用錢來賄賂、收買法官，沒有足夠的錢，即使走進衙門也是沒有意義的。無論就那層含義而言，這句典型地說明金錢與法律關係的漢語，在講英語民族的美國卻並不靈驗。

最近，一則題為《河北青年因強姦殺人案被處決，10年後真凶落網》的消息在互聯網廣為流傳。據媒體報導：「今年1月18日，河南滎陽警方抓獲一名可疑男子，經審訊該男子交代了曾在河北廣平等地奸殺4名婦女的犯罪事實。1月19日，河北廣平警方將這個名叫王書金的男子押回，之後押解其到石家莊市郊區作案現場指認時，卻從受害者同事口中得知，王書金犯下的凶案，案發當年已被當地警方偵破，強姦殺人犯聶樹斌10年前已被執行了死刑。」（《新浪網》2005 年3月15日）這條駭人聽聞的消息再次將絕望中的我推向了絕望的境地：對生命的如此脆弱感到絕望，對不公正的司法感到絕望。但絕望不是心靈最後的庇護之地，聶樹斌的冤魂似乎在敦促我應該寫點什麼。

1959～1961年，中國經歷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飢荒年代，其間非正常死亡人口3,000萬。儘管筆者沒有經歷那慘絕人寰的年代，但還是從自己身邊的年長者那裡，陸陸續續聽到了許多讓我內心震撼的奇聞軼事。一句格言說得好：「不知道歷史的人必然會重蹈覆轍」。因此，我願意把其中的一部分記錄下來，讓後人能夠瞭解那段歷史的真象。

1886年的益和案，被認為是華人對美國法律作出貢獻的一場官司。該案為捍衛美國憲法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起了重要作用。但筆者在此不想贅言該案對美國憲政的影響，而是試圖發掘該案對當今中國的人權、民主和法治建設有哪些啟示。

正當美國司法機關對水門事件的調查漸至高潮之時，1973年11月12日，毛澤東不解地詢問來訪的基辛格博士道：「為什麼你們國內，對水門事件這個屁事那麼在乎？」毛的「屁事」在此是個比喻，意思就是小事一樁。然而，水門事件果真是小事一樁嗎？

公共選擇理論為我們展示了一副悲觀的圖畫，即由理性經濟人組成的政府是靠不住的。我們過去以為政府及其官員關心的總是公眾的利益。那不過是一種錯覺。政治市場中的主體同經濟市場中的主體一樣，都是利己而不可能是利他的。那麼，我們是否就由此接受這一悲觀的現狀呢？否也。公共選擇理論給出的答案是，要解決公共選擇即政府選擇過程中所必然導致的惡果，就必須在公共領域建立自由民主的憲政制度，並以此來約束、規範和監督政府的權力，從而使政府及其官員的決策儘可能的符合公眾的利益。而實現這一切的唯一路徑，就是儘快啟動政治體制改革。

萬曆民變，主要是指明朝晚期的萬曆年間爆發的一系列城市居民反抗礦監稅使的鬥爭。從1596年（萬曆24年）開始，“以金錢珠玉為命脈”的明神宗派出了大批親信宦官，赴全國各地充當礦監稅使，聚斂民財。當時朝廷派出的稅使，遍及160多個州縣，亂攤亂派，搞得民眾“百用乏絕”。礦監為害，比稅使尤甚。他們可以藉口開礦，隨意誣陷，凡是民間田園屋宇，都可指為礦穴，進行抄家毀屋、蠻橫拆遷，甚至挖墓盜屍。國家如此明火執仗侵犯私人財產的野蠻暴行，在全國各地激起了民變。1599年4月，山東臨清民眾最先爆發反對稅使馬堂的鬥爭。憤怒的民眾群起沖向衙門，並放火焚燒稅署。之後，這一反抗礦監稅使的鬥爭似多米若骨牌效應一樣，迅速遍及全國

最近，柬埔寨國民議會以107票贊成、0票反對的絕對多數，通過了一項設立聯合國所支援的特別法庭的立法，從而爲審判前紅色高棉政府領導人掃清了最後法律障礙（《大紀元》2004年10月4日訊）。這一決議的通過，正如柬埔寨首相洪森所說，是“柬埔寨人民和國際社會期待已久的”（《亞洲新聞網》，2004年10月4日）。儘管紅色高棉的倒臺已過去了1/4個世紀，但對其成員的審判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

「文革」期間，民間流傳著許多不同版本的「少年反革命」的故事。我今天所要講的這個版本，並不比其它的版本更離奇、更曲折、或更生動。但我之所以要把它講出來，是因為它確實是我親眼目睹的、發生在我身邊的真實故事。

我小學一年級入學報名時，有一面試程式，未通過面試者原則上不得入學。面試題目之一：“你最愛誰？”正確答案是：“我最愛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面試題目之二：“你最擁護誰？”正確答案是：“我最擁護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面試題目之三：“你要保衛誰？”正確答案是：“我要保衛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報名前，由於家長用正確答案反復給自己孩子訓練，所以大多都能順利通過。

從計劃經濟年代過來的人，大概不會忘記當時中國農村那場轟轟烈烈的“農業學大寨”（毛澤東語）運動。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的一個生産大隊。這個地方同中國西部的其他地方一樣，非常貧窮、落後。但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大寨人發揚了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硬是將寸草不長的石頭山改造成了畝畝良田。當時，石頭山上開闢出的一級一級的梯田，成了中國農民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象徵。但大寨被全國所注目，是1964年2月10日新華社記者宋莎蔭、範銀懷等撰寫的長篇通訊《大寨之路》的發表。該通訊不僅在全國引起了轟動，也受到了毛澤東的關注。1964年3月，毛澤東對大寨的經驗進行了充分的肯定。同年12月，在3屆人大1次會議上，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介紹了大寨經驗。從此，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業學大寨”運動便在中國大地降生了。

馬加爵被執行死刑的消息傳到雲南高校後，師生大都異常高興，有的鼓掌，有的唱歌，還有人相約晚上喝酒不醉不歸。大家認爲，終於還受難者一個公道了，也終於可以從馬加爵案件陰影中擺脫出來了（中新網6月18日電）。說實話，當我從網上看到這則“狂歡”的新聞後，內心油然泛起一陣悲哀。如果說，我們從馬加爵身上看到了一個缺乏愛的人對生命的冷漠；那麽，我們從“狂歡”的學子們身上同樣看到的是這樣一種冷漠。•我們現在已不必驚異，在這樣無情而又自私環境下爲什麽會産生馬加爵了。

】「文革」期間，民間流傳著許多不同版本的「少年反革命」的故事。我今天所要講的這個版本，並不比其它的版本更離奇、更曲折、或更生動。但我之所以要把它講出來，是因為它確實是我親眼目睹的、發生在我身邊的真實故事。

如果說，「權錢交易」是自古以來世界各國都有的一種常見的腐敗現象，那麼，「權學交易」則是當今中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畸形體制下、出現的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腐敗現象。「權學交易」，顧名思義，就是用權力購買學歷和學位、而往往又是高學歷和高學位的腐敗行為。近幾年來，「權學交易」大肆氾濫，已成為影響中國社會健康發展的又一新的腐敗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