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２月６日
斯德哥尔摩格兰登大旅馆。我依稀记得好莱坞瑞典籍老牌影星嘉宝演过一部经典黑白片《格兰登旅馆》，会否就是它？这旅馆俯瞰运河，格调典雅，走近它就象进入了瑞典作家斯特林堡（１８４９—１９１２）的小说和戏剧。
旅馆餐厅临河的一角，我见到了高行健。他还是那付秉性，故人相聚，亦无太多寒暄。我一边享用记在他账上的丰盛早餐，一边开聊，自然是直奔主题——明天高行健将在瑞典文学院发表历史性演讲，在外间已是关注焦点。北京官方自不待言，海外持不同立场的不同群落，也抱着不同的期待。已经有不少声音表示出对高行健演讲可能“淡化政治”的不安乃至愤慨，他们指望高行健在这个万众瞩目的讲坛为某种神圣的政治理想鼓与呼；但如果高行健真这么做了，亦会有另一些人觉得错愕和困惑，一个文学殿堂的苦行香客，孤身探索了一辈子，忽然成了一员忠勇的政治斗士，这是怎么回事？
高行健坦言：他认为发表这篇演讲比获奖本身更重要，自己对自由写作的追求，终于得到回报，就是有机会登上这个讲坛对世界发出自由的声音。这篇《文学的理由》讲稿，是他在巴黎闭门一个礼拜写出来的，直熬得金睛火眼，连嘴角都烂了。我开玩笑说：原来拿诺贝尔奖也是很痛苦的！高又说：他从来不回避政治，甚至对讨论政治也饶有兴趣，他在讲稿里就谈到了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以及文学如何抵抗这种干预。
说到这节骨眼上，我想起有责任转达别人的意见——来瑞典前，我读了茉莉的文章，我本不认识她，但因为她对高行健的获奖持明确的反对立场，所以我先致电旅居瑞典北部的茉莉，询问此行有无机会见面？茉莉说她会出席相关的活动，我对她的立论颇感兴趣。她在电话里说：诺贝尔文学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人权奖，如果高行健在演讲词里忽略和漠视中国人民的苦难和人权状况，那将是对诺贝尔文学奖的亵渎。我毫无保留地把茉莉的意见告知高行健（但并未点明是谁的意见）。高完全同意诺贝尔文学奖所包含的人权精神，他说：人权本身就是自由写作的前提，没有人权，任何自由创作都失去了可能，他自己就是为了维护这一基本人权而离开了祖国。他说到《灵山》的写作始于国内，原来就没想到要发表，后在法国写到最后一章时，恰好发生了六四惨案，法新社每十五分钟播放一次北京血与火的屠城新闻，就在那一刻，他明白自己不能再回到那个国家了。这就是他作为一个作家个人，对自由与人权的信念。他当然会支持所有维护人权的活动，但他现在将要登上的是一个文学的讲坛，他是来谈文学的。高行健说，他乐意在别的场合和讲坛毫不隐瞒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呼吁人权，而在这里，他要讲的就是“文学的理由”，当然讲稿里的一个重心，说的就是百年来政治的压迫和文学的反抗……。
我把一份资料送给高行健，那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在广东肇庆举行的第十一届年会的简报。与会百余位文学研究者的主流意见与官方立场大相径庭，认为高行健的获奖事实不可回避，势必成为今后研究课题；更有一位大学教授直言，官方的诋毁高的说词是出于“集体白痴”！高行健笑言：在文革时，我们大家不都是白痴吗？不过现在要回到旧时不那么容易了。我问：你选择用中文发表演讲，是否与中国作家协会和外交部发言人否定你的中国作家资格多少有些关系？高说：他自己从来未曾割断与中国的联系，他用汉语思维，用中文写作，虽然法国接纳了他，并把他列为第十二个获诺贝尔奖的法国作家，但第十二个和第一个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文化早已溶入他的血液，在这一时刻，他当然要用自己的母语发表演讲。
⊙１２月７日
这是一个大日子。高行健在全世界目光的聚焦之下要作何宣示？
我仿佛比高行健更紧张更激动，才起床就按捺不住给他打了个电话，问能否把他的演讲稿给我先睹为快？高行健一口应允，我便立刻快步越过运河，到格兰登大旅馆，高行健正在接受法国电视台的专访，话是说不上了，高刚将演讲稿给陈迈平交由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复印，他示意我向迈平要，我拿到文稿即在大堂柜台复印一份，回自己的旅馆细读。
我以为，这是一篇自由的宣言。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讲向来都是历史文献，并年年结集出版，传诸后世。高行健的《文学的理由》嵌入这条百年长廊，可谓相映生辉！
下午时分，冬令的斯德哥尔摩已是夜色迷茫。我穿起三年未动用过的西装，戴上妻子事先系好结的领带（我从来就不会打领带），便乘出租车奔瑞典文学院而去。瑞典文学院对我来说也是旧地重游，当年与北岛参观此地，特别翻看了文学院收藏中国作家书籍的卡片，真是少得可怜，记得名字的仅有沈从文、老舍和周而复，连巴金、王蒙也未收入。哪料得到今日获奖的是一位中国人，而且将要用中文发表演讲。这一时刻已临近……入座不久，会场掌声大作，高行健进场了，大厅里数百名听众全体起立，掌声持续不息。
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贺拉斯先简短致词，高行健便开始了历史性的演讲，文学院的厅堂，百年间回荡过多少文豪的声音，只有此刻才响起了汉语的音频。一瞬间，我想起了余英时先生将苏东坡流放海南时的一句诗改动两字赠予高行健：“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今已破天荒”！
按文学院的惯例，获奖者的演讲约为４５分钟，高行健用了不到３５分钟。瑞典人并无繁文缛节，演讲之后仪式即结束。高行健却在掌声之中陷入了祝贺者、请求签名合影者的重围。
我早注意到，为这一历史情景作见证的只有两个中国作家，就是陈迈平和我。庞大的中国作家协会因已预定了立场，便无一代表前来观礼，但这决非中国作家们的本意，这不正好印证了高行健演讲里着重提到的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于是，我自觉责无旁贷，一定要上前向他道贺。然而高行健关于“个人话语”的演讲言犹在耳，我在拥抱老朋友的那一刹那，将“你是我们的骄傲”吞去一字，变成“你是我的骄傲！”高行健听懂了，我们紧紧拥抱——这是我们廿年交情中从未有过的肢体语言。
在文学这片田野里，你我都是独自生长的草木，谁能代表“我们”、“你们”与“他们”？
是日深夜，大家余兴未了，在格兰登大旅馆煮酒论英雄，高行健、陈迈平和《灵山》的英译者陈顺妍教授都在其中。高行健了却一桩大事，如释重负，谈兴较日前为佳。
接下来，要等１２月１０日的正式颁奖了。那是诺贝尔（１８３３—１８９６）逝世的日子，他离开尘世已百年有余了。
⊙１２月８日
这天较为闲适。上午高行健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法文系有一场演讲，之后由英文系和中文系举办高的作品研讨会，我都没参加，独自在古城区流连，思绪仍沉浸于文学遐想，其实关于汉语写作的兴衰运程，我与陈迈平有过一番讨论——
陈迈平现任教于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我认识他亦有廿年之久了。１９７９年一个寒冷的冬夜，我和韩少功手持一册油印的《今天》地下刊物，依照上面的地址寻寻觅觅，拐进北京东四的一条胡同，叩开了《今天》编辑部的门扉。于是我结识了北岛、芒克、江河还有陈迈平。陈的笔名为万之，他当时发表在《今天》上的短篇小说《雨雪交加的夜晚》，对我们这些“伤痕文学”的文学新手震动颇大，“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这是我当时的心迹。迈平原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后赴北欧留学，六四后《今天》在海外复刊，迈平贡献良多。此番重聚，他这“近水楼台”对诺奖的花絮自然知道得比别人为多。他告诉我，本届高行健的获奖，与华文文学近年呼声日高不无关系。这次得到提名并摆上瑞典文学院案头的华语作家名单，其中颇具知名度的就有将近十名之多，除了连年均入围的热门人选北岛，还有美国汉学家葛浩文鼎力推荐的莫言，马悦然推荐的李锐，大江健三郎推荐的郑义，美国作家推荐的王蒙，还有台湾作家李敖、香港作家金庸、大陆作家周而复均获得提名。有趣的是最后两位，金庸花重金将《鹿鼎记》请人翻译成厚厚的两册英文本，而周而复凭的是号称超过《战争与和平》的长达六百万字的《长城万里图》。这两位人物能叩问诺贝尔奖吗？我不知道。倒听迈平如是说，文学院的院士兼常务秘书（文学院并无设主席）贺拉斯跟他谈及，近些年诺贝尔文学评奖的取舍有一种趋向，即越是有名的而且读者越多的作家，越是不可能得到诺奖的青睐，因为那些功成名就的作家，不需要诺贝尔文学奖的表彰和承认，瑞典文学院倾向于认可那些不受重视的作家和作品，通过颁奖来让读者注意和重视这些作家，从而提高阅读的品味。贺拉斯这样强调：一个作家写作时心目中先有了读者（或称群众），他是为读者的需要和趣味而写的，这样的作家就不是真正优秀的作家；只有那些为自己而写，完全不受读者左右的作家，才更有独特的价值，读者开始可能看不懂和干脆排拒他的作品，但如果有独具慧眼者发掘出他的真正意义，读者开始认识他接受他，甚至被他所征服，这样“目无读者”的作家便创造出自己的读者群，那方能体现出文学的内在价值。
按此引证，高行健不是正属于这种特立独行的“孤愤型”作家吗？贺拉斯的这番话，或许能给那些对高行健作品感到迷惘困惑的读者指点迷津。
⊙１２月９日
今天的活动日程是高行健与瑞典华人见面与演讲。地点在远郊的佛光山，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但佛光山并无山可依，连丘陵的影子都不见，瑞典中部是辽广平原，故称它为佛光寺还差不多。它是由国际佛光会斥资建造的，与美国西来寺同门同宗。算来庙宇资历尚嫩，显得崭新，难免少了点禅味。
进香堂听高行健的演讲《禅与人生》，他果然是有点法缘的。他说到当年去大西南游历过不少荒山野寺，又曾在五台山的大佛寺过夜，半夜里钟鼓齐鸣，他蓦然惊醒，便披衣观看僧人的早祷，那种庄严肃穆给他以巨大的心灵撞击，后来他写《灵山》，那“藏诸名山，束之高阁”的创作，是相当孤寂的心路历程，而当年禅宗的境界确实给了他背向红尘烦嚣、面对青灯黄卷的精神支撑力……。
演讲毕，我见到了茉莉，这是我们初次相识，我认真听取了她对高行健的批评，后来还一起用斋饭，交谈不短。茉莉的立论已见诸她发表的文章，我不赘述，大致可说，茉莉的意见比较尖锐激烈，她丈夫傅正明则持相对温和的批评立场。
茉莉为湖南人，鉴湖女侠秋瑾的同乡。茉莉于八九民运中义无反顾地支持学生，后被当局判劳教三年，当时茉莉有过一篇自我辩护词，字字掷地有声，令人颇为动容。茉莉出狱后仍从事民运，直至投奔怒海，后被瑞典接纳为政治难民，至今茉莉仍是海外华人中活跃的人权活动人士。
至于茉莉指高行健为“消极的个人主义”，遗忘中国人民的历史创痛等犀利批评，因我身为与高行健私交甚笃的朋友，故难有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立场，实在不适合和茉莉作深入探讨。我只明白，这并非茉莉的一时意气，她代表了一个群体、一种思潮、一个学派。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是强调个人价值的，他憎厌“合群的自大”，辛辣地批判传统儒家思想里的“集体”观念。在鲁迅文集《坟》中，他论及西方所以先进，在于是“个人国家”，即以个人为主体，鲁迅提到了德国法国的思想家，我自己没研读过他们的哲学，不敢妄言，但鲁迅还列举出了北欧最伟大的戏剧家易卜生，这是我所熟悉的。《娜拉》（又译《傀儡之家》）一剧，就是个人价值至上的形象写照。二十世纪之初，鲁迅对西方立国思想和至尊价值有如此明确的认识，实属难能可贵。其实鲁迅对自己笔下的阿Ｑ、华老栓、祥林嫂、闰土等人物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正是痛惜个体的弱化和沦亡吗？然而，这是前期的鲁迅。后期的鲁迅按下“个人”不表，开始强调“大众”。这当然无损鲁迅的伟大，不过我们再也看不到他的小说了，这是极大的憾事。鲁迅显然认为，慢条斯理地写小说，已不能振聋发聩地唤醒民众，他选择了另一路径，并在最后的跋涉中完成了他自己。
中国知识分子有的认同前期的鲁迅，有的将后期的鲁迅奉为圭臬，在文学领域这种分野尤为明显。一般而论，强调个人的作家，不会很喜欢强调大众的作品，但未至于党同伐异，对人家横挑鼻子竖挑眼，否则什么叫“个人主义”？而强调大众的一方，当然也不喜欢个人至上的作品，而且通常会对自己阵营之外的作家发出慷慨激昂的号召和咄咄逼人的道德批评。当然，这一价值判断到了共产党手里便更为糟糕，它变成了冰炭不相容、汉贼不两立的精神斧钺，毫不容情地挥向异已者的灵魂和肉体。不消说，在中共“监制”的文学史里，根本容不下张爱玲的名字。而张爱玲的时代，正是山河破碎、人民颠沛流离的悲情时代，未知张爱玲的作品在“大众”学派的道德天平上有何分量？
我可能是一个异数，我也欣赏属于“大众”的作家与作品，虽然喜欢的程度比不上对余华、苏童、王安忆、莫言作品的迷醉。而莫言大概也会被“大众文学”那一派接纳，我最喜爱他的《红高粱家族》和《丰乳肥臀》，因为我看到的是在“公众历史”当中个人灵性与欲望的痛苦挣扎和尖锐呼喊。
无论是前述瑞典文学院贺拉斯的诠释，还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长长的得主名单，都是唯重个人价值的。对此我也略有遗憾，我们实在不能颠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判标准，因为那解释权在瑞典文学院手里。怎么办？我以为强调“大众”的作家与作品不如去参加另一个文学奖，这世界上文学奖不止一家，美国刚刚公布的“国家艺术文化奖”，其中得奖的就有几个小说作家，更不用说，还有台湾香港的多种文学评奖。如果这些评奖标准的指向性还不够清晰明确，就不妨筹集基金另辟一个文学大奖，我也愿尽微薄之力，向此基金会奉献力所能及的捐款。
⊙１２月１０日
今天是本届诺贝尔奖的最高潮——颁奖大典。
中午我先到颁奖地点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现场踏勘，顺便看诺贝尔奖得主们的彩排。我来瑞典前曾给马悦然打过电话，希望他提供帮助。马悦然很快送回电子邮件，说他可帮我找到文学院获奖演讲和彩排的入场券，但颁奖大典和随后的皇家夜宴则爱莫能助，他建议我找高行健，得奖者可以邀请自己的嘉宾。后来这边的朋友都给我解决了，唯独豪华夜宴一票难求。我既未再找马悦然亦未开口劳烦高行健，我深知他俩此际都是大忙人，只是颇有不安，这次我最应该看望的就是马悦然前辈，但多日来还是不敢相烦。
我只是在彩排时见到马悦然，遥遥打了个招呼，便转而去看台上大人物们的表演了。除了高行健和在挪威领取和平奖的金大中，这些诺奖得主多系老学究和本学科的泰山北斗，通常不近人间烟火，事先彩排极有必要。果然，人家告诉他们国王颁奖的程序和走台方式，这些学究们仍频频出错，于是笑声不断。高行健虽年满六十，看起来还属他们当中的少壮派，他的仪态与台步尚算中规中矩。不过正式颁奖穿的是燕尾服，我自己连西装都是数年一穿，燕尾服仅在电影里见识过，我相信高行健也从未穿过。看见台上诺奖得主们之“勤学苦练”，我也不由担心，如果晚上真弄到了皇家夜宴的票，就必须租燕尾服，我如何去应付那套行头？
临近傍晚，夜宴票券终未到手，我虽然因此挣脱了“燕尾服恐惧症”，却空余深深的遗憾，我以为此系这辈子唯一的机遇，终是失之交臂。我便套上西装与领带，去当观礼者了。
金碧辉煌的音乐厅里冠盖云集，衣香鬓影，舞台用一万朵鲜花装饰，瑞典皇家交响乐团严阵以待。我在舞台右侧楼上第一排凭栏而坐，很快便有奇遇。我早听迈平说，高行健演讲当日，中国官方没有任何代表出席，但新华社来了个叫吴平的记者，他是个人名义来的，想听听高行健到底讲些什么。此时我落座不久，旁边隔一个座位就有人用中文问我是否大陆来的？我答曰：来自美国。他说自己是新华社的，我问是否姓吴？答：是。这话就聊上了，他谓：当初瑞典文学院刚宣布高行健获奖五分钟之后，他即向国内发回电讯稿，但未获采用。我问中新社当时发的唯一的新闻稿是你写的吗？他说：不是。我又问今晚中国大使馆是否来了人？他说他只能确定大使本人没有来。我问：那么文化参赞之类呢？他答：瑞典方面只邀请大使一级的宾客。如此说，即中国大使馆没有任何人以官式身份出席了。我问：那你为什么来呢？他说：我是记者嘛，再说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一听便对年轻的吴记者生出好感——他的个人认同和北京政府的立场颇有出入，其实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作如是观，哪有将高行健无偿馈赠给法国的道理？就算你不喜欢高行健的文学观哲学观，你也不能剥夺人家中国人的资格及其作品的文化归属呀！
舞台上瑞典科学院文学院的众多院士已一一就座，号角响起，诸位诺奖得主鱼贯而出，旋即掌声雷动。随后国王、王后和两位公主莅临。古斯塔夫国王风度翩翩，而年届五旬的王后更是雍容华贵，她原籍德国哥德堡，在慕尼黑奥运会上与瑞典国王一见钟情，嫁来北欧已三十多年，别看她头顶后冠，母仪天下，我早听马悦然的妻子宁祖（已故）说过，王后出行经常坐地铁，宁祖也曾在店铺遇见王后买针线，然后两个妇道人家交谈甚欢。说到王室的两位女儿，大公主是王储，在法国读过书，现在美国耶鲁就读，有个美国男友。至于本届颁奖大典的两个聚焦点，一是首位诺奖华人作家高行健，二是刚刚成年的小公主，她才满１８岁，初次有资格出席诺贝尔颁奖典礼，二公主美艳不可方物，为全体瑞典老百姓的掌上明珠。
交响乐团奏完序曲，开始颁奖，形式是由一院士宣读贺词，向全体观礼者介绍获奖者的成就，然后由国王颁发证书与奖章。高行健前面有三个奖项，而且都是三人共同分享，每个奖项颁发完毕，皇家交响乐团就演奏一个乐章。我还注意到，在正襟危坐的高行健旁边，有一个获奖者看来精通音律，他用两只脚轻点拍子，花样繁琐复杂，左右脚各自追随不同的声部，这可是一门功夫，没有数十年的修为，断难办到。
轮到高行健了，他是唯一独享奖章的（正在挪威的金大中除外）获奖者。我印象中诺贝尔文学奖分享之例从来未有过（我后来向迈平求证，他一时也记不清，说如有也仅得一次）。在如潮掌声中，高行健起立，马悦然代表瑞典文学院宣读贺词，最后用中文说：“高行健，当你离开祖国时，你不是一无所有的，你带着你的母语，母语就是你的祖国。现在请你接受瑞典国王陛下的颁奖。”那一刻，我敢说自己激动的程度超过了高行健本人……最后，整个仪式在辉煌的乐声中结束。
这才来说说诺贝尔奖的奖章，它并非固定模子铸出来的，每年的造型设计都不同，本年度高行健的奖章由瑞典艺术家设计，它是一块方形铜牌，上面有一星形浮雕，星下面是中文楷书的“一”字。这是根据高行健的文学信念而构思出来的，高的“文学的理由”已阐述得很清楚，文学是脆弱的个人对世界所发出的近乎自言自语的不屈声音，就算你失去一切，但你始终还拥有最后的权利，就是语言的权利。这个“一”字的涵义，却是极权者至为憎厌的，不知为什么，它亦被某些反专制的群体力量所不喜。不管如何，高行健还是一而贯之地走下来，一直走到这座辉煌的殿堂……。
（原载《民主中国》http://www.chinamz.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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