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高行健抵港访问，香港掀起高行健热，但港府却给予冷处理，与上次获得萧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的内地青年李云迪访港时，高官倾巢而出捧场形成鲜明对照。港府冷待高行健，客观上帮了他，因为高行健这次文学之旅，得以变得更单纯、更符合他本人的原意，也有利他摆脱社会上泛政治化的束缚。
高行健这次访港，不少传媒及政客都把它当作政治之旅，但高行健昨天强调，他“跟政治没什么关系”、只是“政治要追吁我，没办法”。观乎其作品，尤其是上月七日他在瑞典学院发表题为”文学的理由”的讲词,我们深信他不想成为“政治工具”的说法是真诚的。
他说：“文学一旦弄成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政党的喉舌、或阶级与集团的代言”，“就丧失本性，不成为文学”。
事实上，多年来他一直设法离开政治。他虽然是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后，为表示抗议而退出中国共产党，但他一直没有参加中国民运，更没有与流亡海外的民运组织有联系。直至去年他获奖后，北京政府批评西方给他奖项，包含有政治目的，并抵制他的获奖，他也保持沉默，没有反批评。他的言和行是一致的，为的就是要与政治保持距离。
这次他应两间大学和《明报月刊》的邀请来港，出席的是民间的文学研讨会，相当低调，刻意避开传媒，避答政治问题，为的就是要避免卷入令人恼厌的政治漩涡。
试想想，高行健人未到，已经帽子满天飞，不负责任的批评包括指他是“又一个魏京生”和“反共斗士”；这些言论都是缺乏理据的，甚至令人怀疑批评者是否有读过高行健的作品。批评者乱扣帽子，恰恰反映他们处于极端政治化状态，硬要一厢情愿地把高行健的文学拉往政治。我们希望这些人认真读几本高行健作品，了解其写作宗旨，尊重其个人意愿，让他在香港真正开展其文学之旅。
与这些不负责任的批评者相比，中资书局如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的表现，就特别值得肯定。它们不但在店内张贴海报，高调宣传高行健来港，并在显眼位置摆放其作品。这种认知和做法，既有利中国文化传播，也符合“一国两制”精神。做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