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3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林哲香港采访报导）“我在廉署服务了29年，我一点都没有后悔。我感到非常荣幸，有份参与这个静默的革命，对香港的廉洁建立，我出了一份力。”
“当年的总督麦理浩爵士决心成立廉署反贪，是非常好的德政，如果香港不处理贪污问题，香港一定没得后来的繁荣。”
前廉政公署（ICAC）执行处总调查主任、大律师查锡我接受大纪元专访，回忆当年加入廉署的初心与经历。29年的从业经历，他见证廉署如何深深影响香港社会，从贪污成风到全球廉洁城市，也见证了港人在心中培养出追求公义价值观的过程。
近年香港社会发生很大变化，查锡我强调，廉署的成功需要整个社会配合，“如果我们继续向前发展的话，相信社会是需要公平公义的，我看不到有什么理由会走回头路。”
查锡我曾担任前香港廉政公署执行处总调查主任，亦曾是香港已解散的公民党成员，现时为执业大律师。查锡我是香港著名小说作者查良镛（金庸）的叔公，亦是香港知名小说家张小娴的表哥。
被姬达爵士鼓励：参加一场静默的革命
“我小时候因为家里很穷，我也做过小贩，在街边卖东西都要给黑钱，所以我非常认可贪污造成很多社会不公义的情况。我当年就很希望能够加入廉政公署。”
查锡我回忆，廉署第一任廉政专员姬达爵士经常说：“你们不是来做一份工，你们是来参加一场静默的革命。我们要将香港的贪污情况扭转，将香港变成一个廉洁城市。”
这个说法亦触动了查锡我的心。1976年，查锡我怀抱理想，加入廉政公署。
1960年代至1970年代，香港贪污情况严重影响民生，市民做事跟政府部门有关就需要付钱。除了影视剧上雷老虎等警察的包娼庇赌贪污严重外，甚至于救护员也要先索取茶钱才会送病人去医院，消防员也要先收钱才开水喉放水灭火。
后来葛柏案件触发了香港市民的强烈反应。葛柏是英国殖民地高级警官和贪污犯，曾任王家香港警队外籍总警司，他在1973年6月成功潜逃英国，企图逃避警方对他涉嫌贪污受贿而展开的内部调查。
“我当年在大学读书，也有份参与一个运动，叫做‘反贪污，抓葛柏’。维多利亚公园有很多人示威游行。”查锡我忆述。
事件促成时任香港总督麦理浩在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成功将葛柏引渡回港受审，并将其判监4年，从那开始，廉政公署成功肃清了60至70年代香港贪污成风的问题。直到80至90年代香港公务员队伍在国际上拥有廉洁高效的名声，廉署在其中居功不少。
曾经一对六 一声ICAC黑社会大汉也害怕
以香港1970年代作为时代背景的制片，ICAC常会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与警务处之间的冲突画面令人深刻。
在观看这些影视作品时，查锡我也会感同身受，有些角色跟自己当年经历很相似。多年前香港导演狄龙曾拍摄一部关于廉署的电影，主角是廉署执行署里一位调查小组组长，即是模仿查锡我当年的反贪工作。狄龙曾为此咨询查锡我，揣摩角色在廉署如何做调查。
查锡我笑着说，自己没有受到贪污分子的要胁或恐吓，也不会害怕。但工作早期，查感到很大压力，因为香港贪污实在太严重，他们需要全方位去对付。
经过努力，廉署在香港成功建立威信。“当年我们一说ICAC这四个字母，那些贪污分子马上就吓到发抖。我有次去抓一帮黑社会里利用高利贷收黑钱的人，带了一帮同事在收黑钱的地方对面。”
“在我一个人时，突然看到五六个有纹身、身形高大的人，我只说了一句‘ICAC不要动’，他们全部站在那里不动；‘趴埋墙’，他们全部趴在墙上，很听话的。当年廉政公署是有威信的，你一讲廉政公署，那些贪污分子就怕了。”
警员廉署几乎爆枪战 特赦令让人改过自新
查锡我表示，印象最深刻的事发生在1977年10月28日，当天有一大帮警务人员在湾仔警察总部示威，之后再去冲击廉政公署。
“他们上来要冲进ICAC，当时是很紧张的，我们的同事就挡住门。然后大家都去枪房拿枪，即是配枪，可以说是一触即发，但幸好后来他们退回。”
时任总督麦理浩经慎重考虑后决定让步，在1977年11月5日发出一项局部特赦令，宣布除了已被审问、被通缉和身在海外的人士，任何人士在1977年1月1日前干犯的贪污罪行，一律不予追究。
查锡我表示，既然贪污都受到控制，为避免贪污分子人心惶惶，特赦政策让他们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有人提议出动驻港英军，维持香港治安，廉政专员姬达爵士当时就强烈反对，认为会对香港产生很不好的影响。
“当年（港英政府）宣布特赦，外界有很多不同看法，我们作为廉署人员开始也是反对的，因为觉得这样是不公义的。但是从大局来看，要长远对香港好，特赦是有作用的，所以到最后我们都支持这个特赦令。”
指鹿为马广告深入民心 塑造港人追求公义
1995年廉署有一则让人印象深刻的广告，一张张幻灯片映出鹿的身体部分，旁白却一直说马，最后旁白说道：“如果香港市民不和ICAC合作，根本不去正视真理，贪污受贿都变为生活中的一部分，那么受害的会是谁？”
广告末段的一句口号“香港，胜在有ICAC”，这句话亦逐渐深入市民内心，被认为香港的一切廉洁高效都从其而来。
廉政公署建立后，香港几乎完全杜绝了贪污和行贿。廉署的公信力，和整个社会的廉洁公正，在全世界成为典范。外国人来香港工作和营商，都只须按规则行事，没有规则外的“潜规则”。
对于港人来说，廉署亦影响到市民对公义的看法，市民遇上不公义之事可以上报给廉署。港人有了自豪感，廉署亦对港人建立身份认同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查锡我指出，廉署对香港文化产生很大影响，因为廉署由始至终都是在“移风易俗”，“将市民对贪污的观念改变过来”。
“如果市民要在一个公平公义的社会生活，社会必须要建立廉政体制，必须强烈打击贪污。如果市民没有公义的感觉，会不会活得开心呢？你花黑钱就可以做想做的事，付不出黑钱的人就永远被人踩着。”
他指出廉政公署绝对是一个德政，“当年的总督麦理浩爵士决心成立廉署是非常好的德政，到今天香港都受惠于他的政策。如果香港不去处理贪污问题，香港一定没得繁荣。”
廉署离不开好的司法制度及传媒监督
但查锡我强调，廉政公署的成功需要整个社会配合，要有一个好的司法制度，市民都尊重法律，以及市民都追求公正公义。
香港近年发生多宗贪腐丑闻，包括前廉政专员汤显明绕过规定分单处理酬酢及送礼、前特首曾荫权涉嫌以权谋私、前特首梁振英被指收受澳洲企业UGL酬金、廉署署理执行处首长李宝兰被取消署任后辞职，有传媒指与她坚持调查UGL案但受阻事件有关等等。
查锡我认为，社会需要有整套策略来对待贪污。“汤显明那件事曝光后，他都很尴尬，所以传媒的监督都很重要，或者说市民的知情权，亦都有很大阻吓作用。如果说贪污是没有人敢报的，这种黑箱作业会令贪污更加严重。”
查锡我表示，现在的香港社会改变了很多，贪污的程度也有改变。廉署最初成立，三分之二的贪污举报都是与政府部门有关，经过差不多50年，现在反过来三分之二是与私人机构有关。
至于廉署会不会比以前做得差，或者社会上的贪污会不会变多，他认为“这个很难说”，因为贪污数量是要受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影响，包括对法律的尊重、对法治精神的维护等等。
“世上的事就好像人生一样，向前走了就回不了头。如果我们继续向前发展的话，我们坚守这一套的原则，相信社会是需要公平、公正、公义的，我看不到有什么理由会走回头路。”查锡我表示。
近年香港政治环境恶化，原本向特首负责的廉政专员，也因一国两制遭到破坏，而被外界批评沦为政权打击异己的工具。
给中共官员上课“你觉得没问题 才是问题所在”
早年廉署的成功，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想要从中学习借鉴。十多年前，在中共国务院和香港大学的安排下，大陆每年都会派很多厅级以上的官员赴港学习香港经验，查锡我的培训主题是香港的廉政建设和反贪经验。
有一次，查锡我给一班中级或以上的法院院长培训，他提出一个问题：“我听说国内有些法官今天和被告、被告律师吃饭，明天和原告、原告律师吃饭。你们怎么看？”当时有名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不以为意，表示自己和双方都是同学。
查锡我当时对比了大陆与香港的不同做法，启发他们去思考，香港制度与大陆制度到底谁更胜一筹，那位法官听完后不再说话。
查锡我当时这样说：“你觉得没有问题，才是问题的所在。你作为一个法官，你都不懂得什么叫避嫌，瓜田李下。你当时在审案，为什么要和原告和被告的律师吃饭？”
“香港法官下班后有时也要去酒吧消遣，他一推门见到原告或被告律师，他马上就离开，因为他一进去和他聊天，他没有权再审这件案，这个就叫避嫌。”
“你们可能是叙旧，但老百姓马上就会联想到，你可能在谈这件案，各方在给多少钱。”
大陆有“领导” 香港叫“公仆”
查锡我还将追赃观念介绍给大陆中共官员，也为他们提供过反贪意见：
“我告诉他们，大陆如果要反贪，其中一样要搞清楚的是‘公务员是官还是不是官？’香港叫公务员‘公仆’。如果你说他是官，那你很难反贪。观念的改变很重要。”
“国内是有一套领导的文化，在香港，对不起，我们没有领导文化，我们是大家都平等的。”
查锡我表示，这些官员是否有所改变就难以得知，但今天大陆的贪污情况，比十几二十年前有所改善，但改善得够不够就不得而知。“香港廉洁文化一定会影响到中国大陆的，两地不断地交往，他们都会慢慢理解香港那套管治方式和文化，但这需要时间，因为大陆那套制度和一般的民主国家是不同的。”
建立机制 对付逃往台湾的犯人
除了对中国大陆的影响，查锡我亦十分关注台湾的廉政建设，也是最早将香港反贪经验带入台湾、帮助台湾建立廉政体制的人士之一。
早在港英政府时期，英国不承认台湾，所以当时香港跟台湾不能有正式官方来往，但私底下有很多来往。当时香港有一个犯人逃去台湾，香港廉政公署很希望能和台湾建立一个互相协助的关系，但没有官方渠道，廉署人员就暗中探访台湾。
通过查锡我等人的努力，香港廉政公署和负责查贪污的台湾调查局开始互相协助，中间有很多犯人透过这个渠道被绳之于法，“由那时开始，我就建立了香港跟台湾的一个桥梁，大家都互相帮助对方，因为我们的目标都是对付罪犯”。
台湾采纳意见 成立专责反贪机构
在马英九担任台湾法务部长的时期，马英九曾和查锡我一起商讨台湾的廉政建设。马英九担任台湾总统后，查锡我曾担任监察院院长王建煊的顾问，亦曾担任过法务部长王清峰的顾问。在担任顾问期间，查锡我已离职廉署，经常自费去台湾做廉政相关讲座。
2008年，查锡我曾建议，台湾要像香港那样成立一个独立的反贪机构，应考虑直属总统。“不过很可惜，后来台湾接纳了我的一半意见，将调查局里的反贪处调出来，成立一个专责的反贪机构，就跟我最初的建议差了一点，因为调查局上面还有行政院，导致力度不够，将来希望他们会再修改。”
2011年7月20日，台湾廉政署正式挂牌成立，成立构想是比照香港廉政公署。香港廉政公署直接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负责，但台湾廉政署却是法务部属下的执法机关，因此外界曾担心会受到政治的干扰。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查锡我象征性地仅收1元台币或1元人民币，作为一年的顾问费。陆台两岸官员都十分感恩查锡我的无私付出。
对此，查锡我淡淡一笑说：“我不需要出名，也不需要钱，你让我能够帮你，我觉得已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我和台湾、北京（官员）都是这样说，如果我能够在我这一生，帮到我们国家建立一个廉政的话，那就真的很有价值，很有意义。”
即使早已从廉署离职，查锡我依然希望，过去香港廉政建设的成功经验，能在两岸四地甚至全世界一直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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