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查锡我:见证廉署塑造香港文化

港产片经典场景廉政公署 如今变“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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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4年03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林哲香港采访报导)“我在廉署服务了29年,我一点都没有后悔。我感到非常荣幸,有份参与这个静默的革命,对香港的廉洁建立,我出了一份力。”

“当年的总督麦理浩爵士决心成立廉署反贪,是非常好的德政,如果香港不处理贪污问题,香港一定没得后来的繁荣。”

前廉政公署(ICAC)执行处总调查主任、大律师查锡我接受大纪元专访,回忆当年加入廉署的初心与经历。29年的从业经历,他见证廉署如何深深影响香港社会,从贪污成风到全球廉洁城市,也见证了港人在心中培养出追求公义价值观的过程。

近年香港社会发生很大变化,查锡我强调,廉署的成功需要整个社会配合,“如果我们继续向前发展的话,相信社会是需要公平公义的,我看不到有什么理由会走回头路。”

查锡我曾担任前香港廉政公署执行处总调查主任,亦曾是香港已解散的公民党成员,现时为执业大律师。查锡我是香港著名小说作者查良镛(金庸)的叔公,亦是香港知名小说家张小娴的表哥。

前廉政公署(ICAC)执行处总调查主任、大律师查锡我。(刘骏轩/大纪元)

被姬达爵士鼓励:参加一场静默的革命

“我小时候因为家里很穷,我也做过小贩,在街边卖东西都要给黑钱,所以我非常认可贪污造成很多社会不公义的情况。我当年就很希望能够加入廉政公署。”

查锡我回忆,廉署第一任廉政专员姬达爵士经常说:“你们不是来做一份工,你们是来参加一场静默的革命。我们要将香港的贪污情况扭转,将香港变成一个廉洁城市。”

这个说法亦触动了查锡我的心。1976年,查锡我怀抱理想,加入廉政公署。

1960年代至1970年代,香港贪污情况严重影响民生,市民做事跟政府部门有关就需要付钱。除了影视剧上雷老虎等警察的包娼庇赌贪污严重外,甚至于救护员也要先索取茶钱才会送病人去医院,消防员也要先收钱才开水喉放水灭火。

后来葛柏案件触发了香港市民的强烈反应。葛柏是英国殖民地高级警官和贪污犯,曾任王家香港警队外籍总警司,他在1973年6月成功潜逃英国,企图逃避警方对他涉嫌贪污受贿而展开的内部调查。

“我当年在大学读书,也有份参与一个运动,叫做‘反贪污,抓葛柏’。维多利亚公园有很多人示威游行。”查锡我忆述。

事件促成时任香港总督麦理浩在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成功将葛柏引渡回港受审,并将其判监4年,从那开始,廉政公署成功肃清了60至70年代香港贪污成风的问题。直到80至90年代香港公务员队伍在国际上拥有廉洁高效的名声,廉署在其中居功不少。

1975年2月25日,葛柏被裁定串谋贪污和受贿两项罪名成立,随即被解离法院。(网络图片)

曾经一对六 一声ICAC黑社会大汉也害怕

以香港1970年代作为时代背景的制片,ICAC常会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与警务处之间的冲突画面令人深刻。

在观看这些影视作品时,查锡我也会感同身受,有些角色跟自己当年经历很相似。多年前香港导演狄龙曾拍摄一部关于廉署的电影,主角是廉署执行署里一位调查小组组长,即是模仿查锡我当年的反贪工作。狄龙曾为此咨询查锡我,揣摩角色在廉署如何做调查。

查锡我笑着说,自己没有受到贪污分子的要胁或恐吓,也不会害怕。但工作早期,查感到很大压力,因为香港贪污实在太严重,他们需要全方位去对付。

经过努力,廉署在香港成功建立威信。“当年我们一说ICAC这四个字母,那些贪污分子马上就吓到发抖。我有次去抓一帮黑社会里利用高利贷收黑钱的人,带了一帮同事在收黑钱的地方对面。”

“在我一个人时,突然看到五六个有纹身、身形高大的人,我只说了一句‘ICAC不要动’,他们全部站在那里不动;‘趴埋墙’,他们全部趴在墙上,很听话的。当年廉政公署是有威信的,你一讲廉政公署,那些贪污分子就怕了。”

以七十年代反贪背景拍摄的电影《风再起时》,许冠文凭借对廉政专员的细腻演绎,一举拿下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奖。(《风再起时》剧照)

警员廉署几乎爆枪战 特赦令让人改过自新

查锡我表示,印象最深刻的事发生在1977年10月28日,当天有一大帮警务人员在湾仔警察总部示威,之后再去冲击廉政公署。

“他们上来要冲进ICAC,当时是很紧张的,我们的同事就挡住门。然后大家都去枪房拿枪,即是配枪,可以说是一触即发,但幸好后来他们退回。”

时任总督麦理浩经慎重考虑后决定让步,在1977年11月5日发出一项局部特赦令,宣布除了已被审问、被通缉和身在海外的人士,任何人士在1977年1月1日前干犯的贪污罪行,一律不予追究。

查锡我表示,既然贪污都受到控制,为避免贪污分子人心惶惶,特赦政策让他们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有人提议出动驻港英军,维持香港治安,廉政专员姬达爵士当时就强烈反对,认为会对香港产生很不好的影响。

“当年(港英政府)宣布特赦,外界有很多不同看法,我们作为廉署人员开始也是反对的,因为觉得这样是不公义的。但是从大局来看,要长远对香港好,特赦是有作用的,所以到最后我们都支持这个特赦令。”

指鹿为马广告深入民心 塑造港人追求公义

1995年廉署有一则让人印象深刻的广告,一张张幻灯片映出鹿的身体部分,旁白却一直说马,最后旁白说道:“如果香港市民不和ICAC合作,根本不去正视真理,贪污受贿都变为生活中的一部分,那么受害的会是谁?”

广告末段的一句口号“香港,胜在有ICAC”,这句话亦逐渐深入市民内心,被认为香港的一切廉洁高效都从其而来。

廉政公署建立后,香港几乎完全杜绝了贪污和行贿。廉署的公信力,和整个社会的廉洁公正,在全世界成为典范。外国人来香港工作和营商,都只须按规则行事,没有规则外的“潜规则”。

廉政公署宣传鼓励市民追求公义的广告。(廉政公署广告截图)

对于港人来说,廉署亦影响到市民对公义的看法,市民遇上不公义之事可以上报给廉署。港人有了自豪感,廉署亦对港人建立身份认同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查锡我指出,廉署对香港文化产生很大影响,因为廉署由始至终都是在“移风易俗”,“将市民对贪污的观念改变过来”。

“如果市民要在一个公平公义的社会生活,社会必须要建立廉政体制,必须强烈打击贪污。如果市民没有公义的感觉,会不会活得开心呢?你花黑钱就可以做想做的事,付不出黑钱的人就永远被人踩着。”

他指出廉政公署绝对是一个德政,“当年的总督麦理浩爵士决心成立廉署是非常好的德政,到今天香港都受惠于他的政策。如果香港不去处理贪污问题,香港一定没得繁荣。”

廉署离不开好的司法制度及传媒监督

但查锡我强调,廉政公署的成功需要整个社会配合,要有一个好的司法制度,市民都尊重法律,以及市民都追求公正公义。

香港近年发生多宗贪腐丑闻,包括前廉政专员汤显明绕过规定分单处理酬酢及送礼、前特首曾荫权涉嫌以权谋私、前特首梁振英被指收受澳洲企业UGL酬金、廉署署理执行处首长李宝兰被取消署任后辞职,有传媒指与她坚持调查UGL案但受阻事件有关等等。

查锡我认为,社会需要有整套策略来对待贪污。“汤显明那件事曝光后,他都很尴尬,所以传媒的监督都很重要,或者说市民的知情权,亦都有很大阻吓作用。如果说贪污是没有人敢报的,这种黑箱作业会令贪污更加严重。”

查锡我表示,现在的香港社会改变了很多,贪污的程度也有改变。廉署最初成立,三分之二的贪污举报都是与政府部门有关,经过差不多50年,现在反过来三分之二是与私人机构有关。

至于廉署会不会比以前做得差,或者社会上的贪污会不会变多,他认为“这个很难说”,因为贪污数量是要受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影响,包括对法律的尊重、对法治精神的维护等等。

“世上的事就好像人生一样,向前走了就回不了头。如果我们继续向前发展的话,我们坚守这一套的原则,相信社会是需要公平、公正、公义的,我看不到有什么理由会走回头路。”查锡我表示。

近年香港政治环境恶化,原本向特首负责的廉政专员,也因一国两制遭到破坏,而被外界批评沦为政权打击异己的工具。

给中共官员上课“你觉得没问题 才是问题所在”

早年廉署的成功,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想要从中学习借鉴。十多年前,在中共国务院和香港大学的安排下,大陆每年都会派很多厅级以上的官员赴港学习香港经验,查锡我的培训主题是香港的廉政建设和反贪经验。

有一次,查锡我给一班中级或以上的法院院长培训,他提出一个问题:“我听说国内有些法官今天和被告、被告律师吃饭,明天和原告、原告律师吃饭。你们怎么看?”当时有名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不以为意,表示自己和双方都是同学。

查锡我当时对比了大陆与香港的不同做法,启发他们去思考,香港制度与大陆制度到底谁更胜一筹,那位法官听完后不再说话。

查锡我当时这样说:“你觉得没有问题,才是问题的所在。你作为一个法官,你都不懂得什么叫避嫌,瓜田李下。你当时在审案,为什么要和原告和被告的律师吃饭?”

“香港法官下班后有时也要去酒吧消遣,他一推门见到原告或被告律师,他马上就离开,因为他一进去和他聊天,他没有权再审这件案,这个就叫避嫌。”

“你们可能是叙旧,但老百姓马上就会联想到,你可能在谈这件案,各方在给多少钱。”

大陆有“领导” 香港叫“公仆”

查锡我还将追赃观念介绍给大陆中共官员,也为他们提供过反贪意见:

“我告诉他们,大陆如果要反贪,其中一样要搞清楚的是‘公务员是官还是不是官?’香港叫公务员‘公仆’。如果你说他是官,那你很难反贪。观念的改变很重要。”

“国内是有一套领导的文化,在香港,对不起,我们没有领导文化,我们是大家都平等的。”

查锡我表示,这些官员是否有所改变就难以得知,但今天大陆的贪污情况,比十几二十年前有所改善,但改善得够不够就不得而知。“香港廉洁文化一定会影响到中国大陆的,两地不断地交往,他们都会慢慢理解香港那套管治方式和文化,但这需要时间,因为大陆那套制度和一般的民主国家是不同的。”

建立机制 对付逃往台湾的犯人

除了对中国大陆的影响,查锡我亦十分关注台湾的廉政建设,也是最早将香港反贪经验带入台湾、帮助台湾建立廉政体制的人士之一。

早在港英政府时期,英国不承认台湾,所以当时香港跟台湾不能有正式官方来往,但私底下有很多来往。当时香港有一个犯人逃去台湾,香港廉政公署很希望能和台湾建立一个互相协助的关系,但没有官方渠道,廉署人员就暗中探访台湾。

通过查锡我等人的努力,香港廉政公署和负责查贪污的台湾调查局开始互相协助,中间有很多犯人透过这个渠道被绳之于法,“由那时开始,我就建立了香港跟台湾的一个桥梁,大家都互相帮助对方,因为我们的目标都是对付罪犯”。

台湾采纳意见 成立专责反贪机构

在马英九担任台湾法务部长的时期,马英九曾和查锡我一起商讨台湾的廉政建设。马英九担任台湾总统后,查锡我曾担任监察院院长王建煊的顾问,亦曾担任过法务部长王清峰的顾问。在担任顾问期间,查锡我已离职廉署,经常自费去台湾做廉政相关讲座。

2008年,查锡我曾建议,台湾要像香港那样成立一个独立的反贪机构,应考虑直属总统。“不过很可惜,后来台湾接纳了我的一半意见,将调查局里的反贪处调出来,成立一个专责的反贪机构,就跟我最初的建议差了一点,因为调查局上面还有行政院,导致力度不够,将来希望他们会再修改。”

2011年7月20日,台湾廉政署正式挂牌成立,成立构想是比照香港廉政公署。香港廉政公署直接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负责,但台湾廉政署却是法务部属下的执法机关,因此外界曾担心会受到政治的干扰。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查锡我象征性地仅收1元台币或1元人民币,作为一年的顾问费。陆台两岸官员都十分感恩查锡我的无私付出。

对此,查锡我淡淡一笑说:“我不需要出名,也不需要钱,你让我能够帮你,我觉得已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我和台湾、北京(官员)都是这样说,如果我能够在我这一生,帮到我们国家建立一个廉政的话,那就真的很有价值,很有意义。”

即使早已从廉署离职,查锡我依然希望,过去香港廉政建设的成功经验,能在两岸四地甚至全世界一直延续。@◇

责任编辑:陈玟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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