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辉:“大批判”文化基因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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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3日讯】世纪末的中共文化,可以通过一九九九年此起彼伏的“三批”运动窥见端倪。所谓“三批”运动,即批李洪志为首的法轮功、批李登辉为首的“两国论”,以及批美国为首的北约霸权。

尽管频频上演的“三批”戏码,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细细分析其性质和内容完全不同的“三批”,竟然存在许多共通的思维、话语和行为特征,充分反映了中共政治文化五十年不变的基本特质。

⊙线性思维,非黑即白

主导“三批”的思维大多为僵硬的线性思维,即将事物和人物简单地分为一条直线的两极,非黑即白、非左即右。如对美国的霸权行为,采用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思维;对李登辉的“两国论”,则批驳既然不是主张统一,那就是推行独立;而对李洪志的法轮功组织,则断定既然不是科学,必定是迷信、反动无疑。

在此线性思维主导下,敌人与朋友之间没有第三种选择,更没有调和的空间。例如对法轮功,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就指出:“对于邪教组织的仁慈,就是对公民人权的践踏”,这就是典型的“文革”语言和线性思维的翻版,即在“文革”时期广泛流行的“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朋友的残忍”。同样,法轮功的“真善忍”,其实与中共所提倡的“真善美”十分类似,但线性思维告诉中共,“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毫无其它选择。所以,线性思维主导下的中共文化,任何宽容、忍让和中道的力量都失去了效能,剩下的只有“无情打击、残酷迫害”。这既是中共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以来的传统,也是“六四”情结的表现,因为“六四”对于中共决策层的一大教训是,对任何“反叛”的现象都要防患于未然,坚决消灭在萌芽状态。

⊙话语僵化,情绪极端

线性思维主导下的“三批”语言,存在许多相似之处,颇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似乎又回到了三十年前的“文革”年代,大批判语言运用得如火纯青,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口诛笔伐。

笔者发现中共文化所孕育出来的特有话语系统,大多与“提手旁”密切关联,如“打一打”、“抓一抓”、“捉一捉”和“搞一搞”等,完全有违“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孔孟之道。如对李登辉的“两国论”,提出要将李登辉“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坚决“揭”露李登辉的台独阴谋;针对李洪志的法轮功,则大声疾呼要坚决“打”击、深入“揭批”,“掀”起全党、全民反邪教、反迷信的高潮;而对北约轰炸中共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一事,更是号召全民坚决“抗”议北约暴行、彻底“推”翻美国一极独霸的世界秩序。如此频繁地使用强硬的动词,实在也是中共文化的特征之一,它恰恰表明其信心的缺乏和力量的不足。

而且,“三批”的语言大都实行“请君入瓮”的文阀作风。如对法轮功的批判,先定为邪教,然后要求全党全民围绕着“法轮功为什么是邪教”的钦定命题,进行批判,而绝不允许讨论“法轮功是不是邪教”的问题。同样,对北约轰炸中共大使馆,报刊上充斥的是“为什么美国为首的北约要野蛮轰炸、蓄意袭击我大使馆”的文章,而不研究轰炸事件到底“是不是”蓄意;而对于李登辉的“两国论”,也是侧重批判“为什么李登辉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推动台独”,而从不讨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是不是真正主张台独?它是不是五十年来的台海现实?李登辉是否明确提出过“两国论”?更不研究为什么“两国论”能得到多数台湾民众的支持?

⊙群众运动,无中生有

发动群众是中共文化的另一特点。其导向一般是上层发动、舆论推动、群众运动三结合。所谓的“五八”反帝运动,就是广泛动员民众的力量,不惜代价,“特批”合法游行,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等地鼓励民众上街,围攻美国驻中国使领馆。同样,对于李洪志的法轮功和李登辉的“两国论”,也是利用各地方、各部门的组织力量,发动群众,举行集会,愤怒声讨,尤其对李洪志和李登辉本人进行人身攻击、人格侮辱,其中往往不惜误导民众、强奸民意,企图通过群众的激情和造势,强化批法轮功和批“两国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另外,“三批”的手法大都热衷于“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它也成了“三批”或中共文化的一大特质。其特点是不经科学、严密的调查,就进行主观定性,然后再找有利于如此定性的“证据”,可谓“观念先行、证据后补”。如先对法轮功定为非法组织,而不是宗教组织,又改变定性,判定为邪教组织,但却强调邪教不是“教”,实在有点使人啼笑皆非。同时,为了寻找判决法轮功的法律依据,临时修改法律、重新解释法律,削足适履,人治传统暴露无遗。

对于李登辉的“两国论”也是一样,不对“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全面、客观和深入的研究,就断定李登辉是“历史罪人”,试图将“两国论”仅与李登辉的一人相联系,但一旦发现国民党也将“两国论”列入党的决议,就只能攻击整个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祖训,并将历来主张的“寄希望于国民党当局”,改为“寄希望于台湾民众”。殊不知,多数台湾民众也支持“两国论”,这样,剩下的只能是“寄希望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了。对于北约轰炸中共大使馆也是如此,在未经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就断定是蓄意轰炸,并大量使用一些想当然的“逻辑推理”,代替科学调查,当发现断定美国行政当局故意筹划爆炸有违常识之后,又断定是美国军方擅自所为,但至今也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证明自己的“欲加之罪”。

⊙卑亢失调,进退失据

“三批”皆是对三大突发事件的政治和外交反应,其中反映了中共的紧急应变能力十分粗糙、简单,而又缺乏章法。一般而言,中共对各种可预见的事件处理相对比较老到、周密,如对每年“六四”前后的情势因应,往往能够做到滴水不漏、铁衣无缝,但对各种没有预警的突发事件,则常常无法做到未雨绸缪、进退自如。

例如,正当中共全力防范“六四”十周年的可能大乱之际,法轮功却突然在四月二十五日包围中南海,来无踪、去无影;同时,正当中共沉浸在“战略伙伴关系”的迷思之时,美国和北约的五颗导弹在五月八日从天而降,炸毁了中共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同样,正当汪道涵准备打点行李、首访台湾之时,李登辉又出人意料地发表“两国论”。三大突发事件都使中共措手不及,防不胜防。而且面对“三批”的三大对手,其打击的策略也是前后矛盾、程度不一,如对法轮功打击最烈,因为是“家奴”,而且随处可抓,且少有反抗;对李登辉次之,因为是“叛匪”,且有一道台湾海峡横隔,只能文攻武吓;而对“番邦”的美国,则只能逞一时的口舌之勇,雷大雨小虎头蛇尾,因为毕竟实力相差悬殊。这种“柿子拣软的捏”的作风,也确是中共文化的一大特色。

很显然,考验一个政权实力的重要标志是它处理紧急事件的应变能力,而中共历来是个人或少数人决策,既不可能民主,更难保证正确。如对北约轰炸大使馆,先亢后卑,先进后退,少有章法,既没有借机在战后的巴尔干半岛发挥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建立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没有迫使美国严惩肇事者,导致当初的“开价”不了了之,贻笑国际;对李登辉的“两国论”更是缺乏主动出击的新招,只能重复“文攻武吓”的旧招,没有创意,处处被动;而针对波及全国的法轮功事件,更是败招连连,先是强调法轮功不是宗教,因为唯恐西方谴责宗教迫害,后又不得不将它打为邪教,因为这是定罪判刑的需要,另外,先宣称打击法轮功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后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持久战”。

⊙“奴才过剩”,人才不足

中共缺乏正确、及时的应变能力的关键之一,是没有足够的人才正确掌握和判断各类信息。首先在国内,中共决策层缺乏“人才”加“奴才”的“二合一”人才,因为目前中共所依靠的智囊大都是“奴才型”的,服从有余、创新不足,所以缺乏睿智的判断能力;不过,尽管中共智囊中也有人才,尤其是地方政府,他们能够审时度势,但往往知情不报,缺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忠诚和“奴性”,所以中共难以听到真实的信息。

同时,中共也严重缺乏有关西方和台湾方面的资讯,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是因为中共的外向型人才极为不足,如长期排斥留美人才,因为他们的忠诚度不够,于是大量使用政治可靠、但英语结巴的游说“人才”,对美国国会进行所谓的游说,此乃张春桥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翻版,可见长期以来中共文化的一脉相承、如出一辙。另方面,中共决策层的观念僵化陈旧,党意与民意严重脱节,由此导致决策过程不错也难,尤其对台湾问题。例如,他们知道二十年来“一国两制”不受多数台湾民众的支持,而中共也口口声声地宣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既然实践证明“一国两制”对台湾长期无效,却不敢创新思维、求新求变,结果对李登辉的“两国论”没有任何防备,处处被动挨打,穷于应付。

值得思考的是,中国大陆历经五十年的风雨,其经济和社会已经发生了沧桑巨变,但为什么中共的许多专制、愚蠢政策仍然能够长期不变、畅行无阻?其中深刻地表明了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的严重错位,即社会经济的超前和政治文化的滞后。

很显然,导致这种长期不变的专制政治文化的主要责任在中共,但也不能忽视培育这种文化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大众。许多大陆民众长期深受“愚民政策”所害,民智难开,冥冥中仍然企求一个领袖、一元思想,灵魂深处还是呼唤“国强”为先,“民富”次之,这次海内与海外对于大陆国庆阅兵的不同观感,就反映了大陆民众与国际主流价值观念的落差,因为对西方世界而言,和平时期的大规模阅兵是集权专制的重要象征,只有在俄共时期的苏联和专制横行的北韩,才热衷于这种“君临天下”、“穷兵黩武”的大阅兵,但大陆多数民众对这种劳民伤财的作为大都表示赞赏、支持和理解。这就是中国民众的悲哀,也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悲哀。

而哪些号称知识精英的一群,经历了十年“文革”的人格庸俗、八十年代改革的“金钱庸俗”、以及九十年代开放的“性庸俗”之后,多了阿谀奉承、附炎趋势的小人,而少了仗义直言、“死谏”“铮谏”的君子,在客观上助长了中共专制文化的传承,也为今年的“三批”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能。

所以,大陆社会的当务之急不是发展社会经济,而是改造政治文化、推动政治改革,不然的话,现有的经济成果有可能被腐败的政治和专制的文化逐渐吞噬殆尽,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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