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9日电】2月9日出版的英文亚洲周刊刊载题为“权力腐败/电力腐败” 的文章，说明一起高层受贿案给在华投资外商敲响警钟。文章甚至列出不同规格的常见行贿受贿方法，其中包括请客送礼，安排子女就业，向夫人献珠宝，提供后门方便服务，资助海外奢华旅游，奉送官员或家人外国护照，奉送别墅，和向外国银行账号里直接投款等。文章还进一步分析不同方法的风险。
据报道，行贿前的故事是这样的：一家西方电子公司想在中国广东省建一座分厂，却陷入重重规章和官僚手续之中。所幸，当地一位高层官员愿出面当一回救星。只有一个条件：官员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入美国上大学。公司可不可以帮忙促进教育–和商业呢？于是乎，一份为期四年的全额奖学金奇迹般地出现了。巧的是，分厂一年内建成投产了，而不是常规投资者面对的两年时间。对公司来讲，只花二十万美金“教育经费”就赢得了政府官员的庇护，很合算。一位驻京投资者说这位官员“象老佛爷一样时时看护着这家公司”，而公司的利润则“远远超出行贿用费。”每个人都“幸福地生活着”。
而最近，行贿受贿这种“传统”中有了新发展，引起在华投资商的焦虑。中国电力公司的两名高官被捕一案，牵涉改革派总理朱噷基和保守派前总理李鹏的权力争斗。后者在电力系统有很多亲信。利用调查腐败来打权力战本不是什么新鲜事，新鲜的是这起案子中有好几家投标建电厂的外商因涉嫌行贿被捕的官员而受到调查。在此之前，官方为保护投资者起见，在重大腐败案中一直避免牵涉外商，也避免引出国际纠纷。这几家公司尚未被点名。但随着腐败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代价越来越大，这种豁免权恐将不复存在。
外国人行贿中国官员到底多严重？回答是看你说什么是“行贿”了。外商为投机钻营早就有一套办法，其中聪明的却不需要用奉送钱袋子这种直接的手段。前面提到的那位驻京顾问说，“给高官行贿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一般来讲不会有现金交易。”当然，也有直接花钱的时候。知情人说顶层高官发“善心”的价钱大约是$12000 ，要直接存入一个外国银行账户。低一点的官员要价大概是前者的十分之一，装在信封里就可以。更常见的是人情和方便，比如邀请当官的访问公司总部，费用全包，再加上在拉斯维加斯停一站；给首长夫人送珠宝；或聘请领导的子女担任一个肥差等，当然还有无处不在的“联络感情”用的吃喝唱跳卡拉OK。
腐败在今天的半社半资制度的中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拿中国电力的案子为例，所有在华投资竞争的外商都要走这条路。一位曾驻香港的美国银行家说，“这样的垄断必然导致腐败。”另一位香港银行界人士说，“规章制度常常不经任何咨询就莫名其妙地出笼，让人感觉云里雾里，只有行贿才能搞到内部消息。”香港“布兰第-法拉尔-布克斯包幕”律师事务所的大卫-布克斯包幕说，很难怪这些高官受贿。他们经手的是几十亿美元的项目，而自己领的却是月薪2000元人民币，相当于250美金。“这些人公平办事为国家节省上亿美金，自己挣两千块，一分不省，还是挣两千块。”
腐败给中国的经济带来的损失巨大。香港的摩根-斯旦里-维特尔经济预测公司的安迪-谢说，腐败造成的损失每年是国民生产总值的2%-3%。这比印度尼西亚的10%的腐败耗费要低，但是近千亿美元的2%-3%也不是个小数字。腐败助长中国经济决策的高度不透明，使投资风险增大。上个月的PriceWaterhouseCoopers 的透明指数显示，中国投资贷款风险利率上增13个百分点，或有高达46%的税收。中国经济的透明度是所有被调查的35个国家中最糟糕的。除受贿外，还有法律不全，政策不力，会计审核标准不清，及规章混乱等因素。把腐败程度降低到新加坡的水平相当于给中国的企业减税3%-4%。
当然行贿受贿是双方的事。“没人逼谁行贿，”布克斯包幕说，“付钱行贿的人是自己愿意。”最愿意的是亚洲的公司。 根据反腐败组织“国际透明”1999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出口国家中最爱行贿的是中国，南韩，和台湾，其次是意大利和马来西亚。行贿受贿最常见的行业是公共设施，军备，和电力。美国公司报怨因受国内法律限制，禁止在境外行贿，而被欧洲的对手占了上风。几年前欧联盟也通过了类似的法律，迫使自己的商人谨慎行事。“聪明的公司不靠行贿这种办法。”Price Waterhouse Coopers 公司亚洲调查部的史迪分-维克斯说，认真调查，知己知彼是取胜的更好办法。再说，行贿的事十有八九都会反过来成为麻烦。
但中国方面却好象学不会这点道理。腐败丑闻一发再发，一桩比一桩大。史迪分-维克斯说，环境也在变化。一位在香港的中国律师说，“虽然还是靠关系，但不再需要中间人了。”他说，“中国入世会加快经济透明度的改善。”但只要中国还有腐败官员和迫不及待的投资者，每个在中国做生意的人都会想：我需不需要行贿？
大纪元新闻社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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