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题之前，先说说近事，与本专栏过去话题有关的。一是库尔斯克号。据《人民日报》２月１５日报导，俄国政府承认，该核潜艇沉没的原因是鱼雷系统出了故障。副总理克列巴诺夫说：”我们一直认为库尔斯克号事故与鱼雷存在一定的联系。也许是外部原因导致鱼雷爆炸，或者是鱼雷内部系统的问题。鱼雷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这个悲剧。”笔者在《库尔斯克号：沉出信息时代的水面》（２０００年９月１５日贴出）这篇文章中，否定了库尔斯克号钢壳被外国潜艇尾翼划开的可能性；他们现在也放弃了这一无稽之谈。
二是塔利班灭佛。我在《一小搅动四大的圣战》（２００１年２月２日贴出）一文中预测：”被认为是外交菜鸟的小布什，如要杀人立威，把大国都得罪了、爹不亲娘不爱的塔利班，显然是最佳目标。”不过，小布什现在的外交重点，看来是在中东。先炸一次伊拉克，气不过萨达姆这狂人要组织什么”耶路撒冷解放军”，给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火上浇油。塔利班等不来美国的关照，干脆自残，只能靠毁灭巴米杨大佛像–阿富汗最珍贵的文化遗产–来迫使世界转眼球了。
小布什上台，决定在今年联合国人权会议（３月１９日于日内瓦）上再次提出谴责中国的提案，尽管去年的提案甚至没有得到西欧盟国的支持。中美两国开打人权战。２月２６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第２５期面向全世界的各国人权状况报告。与美国时间同时，２月２７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单独针对美国的《２０００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据美国国务院介绍，他们的人权报告，是各国人士索取最频的文件；但我国的报告也不是没人读，至少也启发了几个码红字蹭白饭的无聊小文人。
小文人里最有趣的，要算一位化名”佩卿”的同志。他写了篇《种族清洗美国首创》，登在３月１日的《北京青年报》上，随后又被《人民日报》转发。初看这题目，我以为是写欧洲移民驱逐印第安人的事。这当然不是好事，但要说美国”首创”，别的民族只怕不服。事实上，世界上哪个民族都承当不了这一”殊荣”。就说中国这块土地吧，蒙古戈壁过来的游牧民族驱赶北人；北人渡江挤压南人；南人远漂出海，向西散居到非洲东海岸的马达加斯加岛，向东扩展到太平洋上迎接新世纪第一线曙光的复活节岛，同时无情逼迫原先土着。加里曼丹岛（印度尼西亚部分）自２月１８日开始的种族骚乱，达雅”土着”追杀外来移民马都拉人。其实，两个民族大概都是南中国古越人的后裔。你说，到底谁在东亚”首创”种族清洗？这笔历史旧账理得清吗？
翻开文章一看，才知道我对作者估计过高了。主要问题还不在”首创”，而是作者根本不懂”种族清洗”（ｅｔｈｎｉｃ ｃｌｅａｎｓｉｎｇ）的含义。请看第一段：
种族清洗政策的首创者是谁？是纳粹德国吗？是日本法西斯吗？不对！
据２月２５日美联社报道〔皇甫茹注：应为２月１５日〕，美国早在
１９２４年就大规模实施了”人种优化工程”，迟至１９７９年才立
法中止这种惨无人道的手术。先后有６００００多美国人被强制施行
了”净化外科手术”，从没有得到过任何形式的赔偿。
原来佩卿同志的”种族清洗”是指”优生学”（ｅｕｇｅｎｉｃｓ，下文所用”优生”，都是狭义地等于这一英文词），而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波黑或科索沃那种情况：在民族杂居地区，把别的民族杀死或赶走，为本民族清理出一片血统纯净的生活空间。作者把种族外清洗的词，用在了种族内清洗的事。他所说的”惨无人道”的”净化外科手术”，其实，就是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一般是净化、灭菌的意思，但这里指绝育。受了本世纪初流行一时的优生学思潮的影响，美国很多州通过了优生法案，对精神病人和重度智力低下者强制施行绝育手术。佩卿同志大概以为，男性”净化”就是”惨无人道”地割去阴茎和睾丸，其实只是结扎输精管，无数中国男人被迫或”自愿”地为节育做过这一绝育手术。
就在这篇妙文出笼的前一天，美国助理国务卿帕姆里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肯定不反对其他国家针对美国的人权纪录提出报告，事实上欧洲已经有这样的报告，虽不如美国的详尽，但美国表示欢迎，因为这是对话的一部分。佩卿同志踊跃参与人权对话的愿望是好的，可惜英文太差了一点。
笔者刚好才读完去年《纽约时报》十大好书之一的《基因组》（Ｇｅｎｏｍｅ），为担任过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科学编辑的马特‧瑞德利（Ｍａｔｔ Ｒｉｄｌｅｙ）所撰。书里有一章的标题就是”优生学”，对此一思潮在欧美的兴衰，叙述颇详。２１世纪被人誉为生物学的世纪；去年完成的人类基因图谱工程，被认为是打开新世纪大门的最重大科学成就。基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进展，已经而且必将深刻地影响到人类的政治生活，特别是国际人权对话的内容和立场。今天干脆就来谈谈优生学。
佩卿同志误把优生学当作种族清洗，那么优生学是否是美国首创呢？从理论上讲，也不是。优生学之父，是英国的弗朗西斯‧高尔顿（Ｆｒａｎｃｉｓ Ｇａｌｔｏｎ，１８２２－１９１１），在一本１８８３年出版的书中，他生造了ｅｕｇｅｎｉｃｓ这个词。希腊文中，ｅｕ是表示”好”的前缀，ｇｅｎ指生育，连在一起就是生得好的意思。高尔顿将之具体定义为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men of a high type are produced ，即生出天才婴儿的条件。
高尔顿出身望族，是达尔文的表弟。他本人就是个天才，三岁已能读和写，而一般儿童在这年龄刚刚开始组织完整的句子。天才难免寂寞，闲聊都找不到旗鼓相当的对手。高尔顿一辈子都想着怎样造就更多的天才。他做了一个科学史上很著名的调查：比较３５对”相象”孪生儿和２０对”不相象”孪生儿的表现。”相象”孪生儿，现在叫同卵孪生，由单一受精卵分裂而来，两人的基因完全相同；”不相象”孪生儿则是异卵孪生，是两个受精卵在子宫同时发育，两人基因相近。高尔顿发现，同卵孪生儿长大后，不但外貌相同，品性、智力也基本相同；异卵孪生的成人间的差别，则等同于通常兄弟姊妹间的差别。我之所以为我，是出于遗传的自然，还是后天环境的使然（英语作Ｎａｔｕｒｅ ｖｓ Ｎｕｒｔｕｒｅ）？高尔顿的结论是：如果使然因素的差别不超出一般的社会常规，则自然因素对人格的影响远远压倒使然因素。
当时正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并招致滥用的时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被哲学家斯宾塞推广成”社会达尔文主义”，人人都要做生存竞争的”适者”。优生学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不过，高尔顿的优生学是”消极”优生学，即使在斯宾塞的弱肉强食残酷世界里，也是个人与个人竞争。如果个人想要优良的后代，那仅是个按什么标准挑选配偶的问题。优生学的转折，在于卡尔‧掊森（Ｋａｒｌ Ｐｅａｒｓｏｎ，１８５７－１９３６）的接棒。与高尔顿一样，掊森也是英国人，但他是个社会主义者。出于对马克思的敬仰，他在二十三岁那年，把名字从英文的习惯写法Ｃａｒｌ改为与马克思相同的Ｋａｒｌ。掊森继高尔顿成为优生学的主导人物后，作为社会主义者，他倾向于以国家的力量改造社会。他认为，不是个人要优生，而是整个民族要优生，为了保持英国的国际地位，政府有权利决定：哪一种质量的婴儿才可以爬出女公民的肚子。
到二十世纪初，优生学已经不是一门科学，而成了政治教条。重点也从怎样优生，转为如何防止劣生。
当时美国正经历着又一次移民大潮，不过这次的移民主要来自东欧和南欧，纯种的盎格鲁‧撤克逊血统面临着被”稀释”的危险。先来的移民反对后来的移民，捡起了优生学当武器。１９２４年的《限制移民法》–中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等亚洲民族即在这一法律下被禁止移民–就受到了优生思潮的影响。我们中国人往往以为，这种坏事是保守派做的；其实，鼓吹者里，也有保尔‧缪勒（Ｐａｕｌ Ｈ‧Ｍｕｌｌｅｒ）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缪勒在１９４８年获诺贝尔医学奖，他的学术地位，助长了优生学在美国的流行。不过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真正优良的基因不在上层，而在下层。掊森就曾经两次拒绝英国王室的封爵，坚持平民身份。
优生思潮的继续泛滥，导致了对精神病人和重度智力低下者的强制绝育手术–这确实是在美国最先施行的。开始时美国最高法院是反对的。但在１９２７年，大法官们判决：弗吉尼亚州可以对一位未婚产女的十七岁精神病人作绝育手术。大法官霍尔姆斯说了句后来常被人引用的话：”三代白痴，还不够吗？”那位女病人的母亲也是精神病人，大法官就此相信其女婴也必然有病。
美国有三十余州先后通过了优生法规，有十万人被强制绝育。最积极的是弗吉尼亚，绝育了７４５０人。佩卿同志所引的美联社消息，报导的新闻就是弗吉尼亚参议会通过了一项提案，就此事表示深深的遗憾。
最近，江泽民总书记对第十个五年计划有个批示，引用了恩格斯《美国旅行印象》中的一段话，”这个前进最快的民族，对于每一个改革方案，会纯粹从它的实际利益出发马上进行实验，这个方案一旦被视为好的，差不多第二天即付诸实行。”即使对于优生学这样复杂的问题，美国人也是见到”好处”立即实行。
除美国外，还有瑞典、加拿大、挪威、芬兰等国家通过了强制绝育的优生法。最凶猛的是纳粹德国，从１９３４年通过法律到二战之前，短短几年，绝育了四十万人。苏联倒是没有卷入。斯大林更感兴趣的，大概不是多生聪明人，而是多生些便于养作奴才的智障。
不过，这些国家现在都撤销了强制绝育的条款；如今还在执行类似措施的，就要数到我们中国了。人大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７日通过、翌年６月１日施行的《母婴保健法》，第二章第十条规定：
经婚前医学检查，对诊断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严重遗传性疾病
的，医师应当向男女双方说明情况，提出医学意见；经男女双方同意，
采取长效避孕措施或者施行结扎手术后不生育的，可以结婚。但《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禁止结婚的除外。
有严重遗传性疾病的，绝育后才准许结婚。更有不准结婚的，《婚姻法》第一章第六条的规定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结婚：
一、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二、患麻风病未经治愈或患其他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这里没有具体定义”其他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但登记人员会告诉你，这样的疾病有四类：（１）正处于发病期间的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患者；（２）性病患者未经治愈的；（３）重度智力低下者；（４）正处于发病期间的法定传染病者，主要指艾滋病、甲型肝炎和开放性肺结核。不许（１）和（３）类病人结婚，正是典型的优生措施。
如果要比较中美两国的做法，大概可以这样讲：美国的手段残酷，但有效；中国的态度要温和一些，你不结婚，国家就不来管你，因此也漏洞很大。如果精神病人未婚同居呢？如果弱智少女被人骗奸并怀孕生子呢？这让人想起黄仁宇对官僚特性的批评：搞出一套文字上的大架构设计，就以为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不管具体执行的难处。好处是无意中给个人留下了一定的自主余地，如果你不惮违法并愿付代价的话。
曾经执行或还在执行绝育措施的国家里，我们很奇怪地发现，优生学的源头英国，居然不在其中。英国从未通过任何法律允许政府干涉个人的生育，也从未通过任何法律禁止精神病人和重度智力低下者结婚，遑论强制绝育。天主教国家如法国，教会认为生育是世人必须遵从的上帝旨意，有他们的强力反对，通不过优生法规可以预料。但在新教国家，英国几乎是唯一的例外。也正是这个例外，提供了深刻的教益。
其实，英国在１９１３年几乎通过优生法规。亏得一位名叫耶和华‧威切伍德（Ｊｏｓｉａｈ Ｗｅｄｇｗｏｏｄ，１８７２－１９４３）的议员，当场只手，截断立法路。有如高尔顿，威切伍德也是望族，也与达尔文家族多次联姻。１９１２年，英国政府提出禁止精神病人生育的提案，内中竟有”出于社会的利益，心智不全者应当被剥夺生育机会”的语句。威切伍德如鲠在喉，如芒在眼，不得不发！他说：这是政府所能建议的”最令人憎恶”的事，完全无视个人自由和政府对个人的应有保护！他的反对，基于个人自由不受政府干涉，在议会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第二年，再次讨论这提案时，威切伍德反对最力的条款，已经被删除，只剩下对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威切伍德仍然反对。按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家庭是个人自由的神圣堡垒。他认为警察不应该被赋予从父母身边夺走孩子的权力，仅仅因为这些孩子被外人断定精神失常。连着两个通宵，边讲边吃巧克力补充热量，威切伍德连发两百条修正意见，直到大势已去，支持他的议员只剩四个。
威切伍德似乎失败了，但实际上，他不但砍掉了优生条款，而且使政府认识到，优生措施在国会极有争议，少提为妙。威切伍德也在理论上确立了反对优生学的基本原则：优生学并不是在科学上完全没有依据，也不是对社会完全没有好处，但是它在非常私密的事项上，要求以国家的强制力量抹煞个人自由，这是无法容忍的。生与不生的选择，应该掌握在个人手中。
随后，由于英国人普遍觉得美国和德国的优生措施太过严厉，这类法案再也没有提出的机会。
伦理的考量之外，单纯从科学上讲，基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近年进展，也迫使我们重新考虑优生措施的合理性。比如，高龄产妇的卵子，比较容易出现某一对染色体分解不开的情况，两条染色体都进入受精卵，再加上精子带来的一条，就有了三条这种染色体。某一号染色体有三条的受精卵是不能发育的，除非数目异常的恰是长度最短小的２１号，即生下唐氏儿。唐氏儿的外表特征是脸上总带着有点怪异的笑容，他们性格温顺，还挺讨人喜欢的。不幸唐氏儿是重度智力退化者，按《婚姻法》规定不能结婚，尽管他们可以传给下一代完全正常的染色体。现在假设有个女强人，忙于事业而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结果产了个唐氏儿。养到二十来岁，女强人一心要抱孙子，为他找了个农村姑娘。请问，如果当事人自愿，政府有什么理由不让他们结婚？唐氏儿可以享受性生活；女强人可以有健康的孙辈；农村姑娘可以因照顾残疾人而搬入城市并取得户口，唐氏儿一般活不过四十岁，她今后还有相当的再嫁机会。三方都得到了自己所要的，国家也没有损失，有必要硬性阻止吗？完全可以还当事人以个人自由，让他们自己决定。
现在，研究人员相信，基因和环境是互动的，人格的形成，不是自然”或”使然，而是自然”和”使然；而且，人类”自然”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对使然作出反应并适应使然。相信使然万能，认为只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就可以“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都改造成为共产主义新人；或认为只要教育得法，就可以打破传统性别角色，让自愿攻读的女孩达到理工科学生的５０％，这种都是不切实际、甚至可以说是违背现今人类本性的妄想。另一极端，相信自然万能，用流产、绝育中断所谓的有缺陷生命的诞生，也同样令人难以接受。科学并不能给出一个模范基因的标本，生命的魅力正在于它的丰富多采，有”缺陷”的人，也是这丰采的一部分，同样有生存的权利。国际上，不少科学家谴责中国的《母婴保健法》。世界卫生组织也啧有烦言。有人调侃问，ＰＲＣ是不是 Perfect Race of China（中国完美种族）的缩写？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创造一个完美种族。电影《洗澡》里那个智力有问题的弟弟，在父亲的关爱下，至少在澡堂这一小天地内，他适应了生活，为社区居民提供了良好的服务。我想，观众中很少有人忍心剥夺他的出生权利。
不赞成优生学的同时，也应该指出：虽然观点已被后人刷新，高尔顿和掊森等人，毕竟还是杰出的科学家，他们不是政客，更不是无聊小文人。他们讨论问题的方式，还是用事实和数据说话，虽然我们今天对他们的事实和数据另有解释。高尔顿的基本思路，即从孪生儿入手，计算基因对人格的影响，至今仍为学界采用。比如，１９８８年，美国学者公布了一个对明尼苏达州领养孪生儿的观察。这些孪生儿出生后即被不同的家庭领养，但他们成年后性格惊人地相似–用分养孪生儿代替同卵孪生儿，实际上是对高尔顿原始调查的补充，使之更有说服力。至于怎样从同卵孪生儿、异卵孪生儿、分养孪生儿和兄弟姊妹等不同样本的相关系数中推导出自然影响和使然影响的相应百分比，则是掊森的功劳。他是统计学的先驱，对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有很大贡献，并在伦敦大学创建了世界第一个统计系。历史大潮早晚要冲走那些叨光的政客和小文人；但他们的科学成就，永远是人类认识自己的丰碑。
优生学牵涉到个人自由与群体利益的关系，而这关系是一个可以长久争论的问题。在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的中国，优生学有一定市场，也是可以想象的。不过，即使暂时不修改《母婴保健法》，在费力排除自然性智力退化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尽力排除使然性智力退化？是不是应该少培养一些佩卿同志那样的不学无术小文人？别人对已经停止执行的绝育措施表示”深深的遗憾”，至今还在执行类似措施的人却去抨击他们。幸好我们的报纸在国际上几乎没读者，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除外；否则，世界人士岂不笑到牙齿豁？
如果不制造使然性智障有碍社会稳定的话，那么，再退而求其次，我们是否至少应该保证孩子们有一个安全的教育环境？这应是有助于社会稳定的。比如，是不是还要象江西省万载县潭埠镇芳林村小学的爆炸事件那样，要在死了４１人的３月６日之后，才发现那里的学生居然在课堂内做鞭炮？
〔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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