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好评
在政治解冻期间,生活质量明显上升,然而对压迫的记忆仍很强烈,同时活跃形式的争论或异议依然罕见。克格勃报告指出,1961年有1,300名“反对者”,1962年有2...
在“秘密演说”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实行一系列具体措施,来完成已采取的有限步骤。1956年3月和4月,当局颁布多项法令,针对的是据称因勾结纳粹德国而受惩罚并于1943至1945年被驱逐的各族群“特殊移民”。根据法令,这些人“不再受到内务部的行政监视”。
当然,即便是斯大林死后,也并非一切皆有可能。该体制任意性的主要受害者──因“反革命”活动被判罪的政治犯,并未受益于这次大赦。将政治犯排除在大赦之外,在古拉格特殊营地、河流劳改营(Rechlag)和草原劳改营(Steplag)的囚犯中,引发了多起暴动和反抗。
斯大林之死,正值苏联70年存在的中期,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尽管它并非这一体制的终结,但至少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正如弗朗索瓦.福雷所写的,这名最高领导人之死揭示了“一个体制的悖论”。“据称,该体制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一部分,但其中一切实际上都高度依赖于一个人,以至于他死时,这个体制似乎丧失了它持续存在所必不可少的东西。”这种“必不可少的东西”的一大组成部分就是...
1950年10月列宁格勒事件主嫌被处决后,安全部门和内务部内进行了大量的密谋和反密谋。由于变得对贝利亚本人怀有疑心,斯大林捏造了一个虚构的明格列尔人民族主义阴谋。据称,该阴谋的目的是,把贝利亚起家地格鲁吉亚的明戈瑞利亚(Mingrelia)地区并入土耳其。贝利亚因此被迫在格鲁吉亚共产党内部领导了一场清洗运动。
在所有这些传言的活动中,列宁格勒事件仍是迄今最神秘的。它导致苏共第二重要分支机构的主要领导人被秘密处决。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行动主义很快引发当局的担忧。1945年初,犹太诗人佩雷茨.马尔基什被禁止发表作品。关于纳粹对犹太人暴行的黑皮书被取消面世,借口是“全书的中心论点是,德国人在苏联开战,只是企图消灭犹太人”。1946年10月12日,国家安全部部长维克托.阿巴库莫夫(Viktor Abakumov),就“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民族主义倾向”,发给中央委员会一...
1953年1月13日,《真理报》宣布,据称发现了一起由一个“医生恐怖组织”实施的阴谋;该组织最初由9名知名医生组成,后来扩充到15名,其中一半以上是犹太人。他们被控受命于美国情报部门和犹太人慈善组织──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US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滥用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的高级职位,来缩短安德烈.日丹诺夫(一名政治局委员...
正如近来开放的古拉格档案所显示的,20世纪50年代初是行动强度最高的时期;从来不曾有这么多人被拘押在营地、强制劳动流放区和罪犯流放地。这也是该系统前所未有的危机期。

1953年头几个月,古拉格容纳著275万名囚犯。
20世纪30年代,被驱逐者和“特殊移民”的“返回权利”,促成了一些矛盾和不连贯的政府政策。40年代末,这个问题以一种相当激进的方式得到解决:当局认定,1941至1945年被驱逐的人实际上都是被“永久驱逐”。这样,已达成年年龄的被驱逐者子女之命运所带来的问题,就立即消失了。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也一直是“特殊移民”。
新的大恐怖和更多公开的审判秀,都不是斯大林主义最后几年的显著标志。然而,沉重而压抑的气氛依旧笼罩着战后的俄罗斯。不同类型社会行为的入罪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漫长而残忍的战争过后,该政权可能放松控制的希望终究化成了泡影。“人民遭受了太多的苦难,要重演过去,简直难以置信”,伊利亚.爱伦堡(lya Ehrenburg)于1945年5月9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但他立...
尽管阿根廷队拥有巨星梅西,还是要感叹“梅天王”时代结束了!
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之恶,以“罪恶”二字述及,已显单薄,用“邪恶”一词论之,方合实情。本文尝试以一句俗语和两个人物为例,对罪恶与邪恶的区别略作分辨。 历史上两个反面人物,因为名声太恶,两千五百多年来一直无人敢为其说半句好话,可是到了1949年之后,却被中共捧上天:一个是盗跖,一个是少正卯。这两个人都是被孔子憎恶的,因此在中共对孔子批倒批臭的年代,他俩不但翻...
1945年的苏联,最广为人知的是,遭到严重破坏却成为获胜国。正如弗朗索瓦.福雷(Francis Furet)曾写道:“1945年,作为一个伟大而荣耀的国家,苏联凭借其巨大的物质力量,成为人们眼中新的救世主。”没人记得,或至少似乎没人愿意回忆,这件事隐藏很深的另一面。正如古拉格档案所显示的,胜利那年也是苏联集中营系统的全盛时期。当与世界其余地区讲和之际,苏联的...
1941至1944年间,古拉格的生存条件最为艰难。饥荒、流行病、过度拥挤和非人的剥削,加剧了Zeks(译者注:苏联集中营的囚犯们)持续的苦难。他们工作时也经受着异常严酷的条件,并不断遭到大批线人的监视。其工作是揭发“囚犯的反革命组织”。每天都会进行就地处决。
对日耳曼人的放逐之后,随之而来的是,1943年11月到1944年6月的第二波放逐大潮。当时,6个民族──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卡拉恰伊人(Karachai)、巴尔卡尔人(Balkars)、卡尔梅克人(Kalmyks),被以“与纳粹占领者大规模勾结”为由,放逐到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斯坦。这波主要的放逐潮之后,1944年7月到12...
卫国战争期间对各族群全体的放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苏联历史隐藏最深的秘密之一。这些民族被集体指控“采取颠覆策略、从事间谍活动和勾结纳粹占领军”。只有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局才最终承认,发生了“普遍的过度行为”。60年代,一些因“勾结敌人”而从地图上被删除的自治共和国,最终恢复了其合法存在。但直到1972年,其余活着的被放逐者才最终获得了“自由选择居住地”...
1940年也因另一项统计而引人注目。这一年,古拉格和苏联监狱里的囚犯人数达到高峰。1941年1月1日,古拉格容纳著逾193万人,比前一年多出27万人。除了1939年底已被计入的120万“特殊移民”外,还有新的“苏维埃化”领土上的逾50万人被驱逐。苏联监狱理论上的限制是23万4,000名囚犯,却关押著46万2,000人;那年的判决总数大幅上升,一年内从70万攀...
波兰领土一被吞并,苏联政府就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政府的首脑传召到莫斯科,将“互助条约”强加于他们。根据这些条约,他们“邀请”苏联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紧接着,25,000名苏联士兵进驻爱沙尼亚,3万名进驻拉脱维亚,2万名进驻立陶宛。这些军队人数远远超过了每个理论上独立的国家的常备军。1939年10月苏联军队的进驻,标志着波罗的海诸国独立的真正终...
1939年8月24日,得知前一天斯大林的苏联与希特勒的德国签署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全世界都感到震惊。该条约的宣布,对世界很多地区造成巨大冲击。这似乎是国际关系的一大转变,但公众舆论对此毫无准备。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两个表面声称信奉如此对立意识形态的政权何以能连结在一起。
以迄今未知的规模镇压社会,是20世纪30年代的显著标志。它也见证了集中营系统的巨大扩张。现今可得的古拉格管理局档案,让人们得以仔细审视这些机构的演变,从而揭示出诸多秘辛,包括其组织结构的变化、大型活动的时期、囚犯人数、他们的经济地位、被据以判刑的罪行种类,以及按年龄、性别、国籍和教育背景的划分。但仍有许多灰色地带。特别是,尽管古拉格官僚机构保存有对囚犯人数的...
知识分子是又一个沦为大恐怖受害者的社会群体。关于他们,现在有比较丰富的资料可得。作为19世纪中叶以来被公认的社会群体,大多数俄罗斯知识分子一直是反抗暴政和心智约束(intellectual constraint)的中心。这一事实说明了他们先前在1922年和1928至1931年的清洗中为何受害。到了1937年3月和4月,一场恶毒的报刊宣传运动痛斥经济、历史和文...
付出代价最惨重的是波兰共产党。波兰共产党人的情况有点不寻常,因为他们的党是从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脱胎而来。1906年,该党在自主的基础上,获准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共与波共之间的联系一直非常紧密。许多社会民主党籍波兰人都转入布尔什维克党内谋求发迹,仅举几例,如捷尔任斯基、缅任斯基、温施利希特(他们都曾是格别乌主管)以及拉狄克。
大恐怖的绝大多数受害者都是不具名的。以下是1938年第24260号档案一份“普通”文件的摘录
现在,进一步分析这些大屠杀受害者的类别是可能的。我们现在有一些关于上世纪30年代末古拉格囚犯人数的统计数据,有待在下一章予以详细讨论。这一资料涵盖了所有囚犯群体,而不仅仅是大恐怖期间被捕的人,但未详细说明叶若夫时期被判送入集中营的受害者类别。尽管如此,一些模式还是可以识别的,尤其是接受过某种形式高等教育的受害者人数(1936至1939年占比超过70%)激增...
多数关于大规模镇压的指示与政治局通过的所有其它决议一样,自然是由斯大林批准。不仅如此,根据近来可得的档案资料看来,斯大林也是多数镇压措施的制定者和始作俑者。例如,1937年8月27日下午5时,中央书记处收到了西西伯利亚地区党委第一书记米哈伊尔.科罗申科(Mikhail Koroshenko)的一封来信,内容是关于对一些被控从事破坏活动的农学家审判的程序。10...
关于恐怖集权化的问题,来自政治局的目前可查阅的文件证实,大规模的镇压确实是党的最高层、政治局,尤其是斯大林采取主动行动的结果。最血腥的镇压之一──1937年8月至1938年5月发生的“肃清前富农、犯罪分子和其他反苏分子”的行动,其组织和实施颇能揭示出中央和地方机构各自的角色。
关于大恐怖已有诸多著述。它在苏联也被称为“叶若夫时期”(Ezhovshchina)。毫无疑问,当尼古拉.叶若夫掌管NKVD时(从1936年9月到1938年11月),苏联社会每个层面都感受到了镇压的效应,从政治局一直到街上被捕的普通公民。数十年来,大恐怖的悲剧在一片沉默中被忽略。西方只在莫斯科见到三场引人注目的公开审判,分别是在1936年8月、1937年1月和...
这项新立法的基石是1932年12月27日内部护照(internal passport)的推行。对人口的“护照化”对付的是几个精心定义的目标,正如这项法令的序言所解释的:它意在“消除一切社会寄生现象”,以防止富农“渗透”进城市中心和市场,并限制农村人口外流,保护城镇的社会纯洁性。所有超过16岁、尚未被剥夺权利的成年市民,如铁路工人、建筑工地的长期工,以及国营农...
在“社会主义新社会”被剥夺公民权的其它社会类别中,神职人员的遭遇尤其糟糕。1929年和1930年的显著标志是,这个苏维埃国家对教会发起第二次大型攻势,跟进了1918年至1922年的袭击。上世纪20年代末,一些高级教士反对向苏联政权宣誓效忠。接替吉洪担任教会元首的谢尔盖大主教(Metropolitan Sergei)已宣布效忠。尽管如此,东正教会在苏联社会依然...
共有约 22049 条记录
今日头条
NEWS HEADLINES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Larry Kudlow)周四(8月16日)证实,美中双方将在本月晚些时候恢复贸易谈判。库德洛同时警告中共,总统川普(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有坚定的决心,以确保政府获得很好的协议。与此同时,美方展开对2000亿美元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