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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2日讯】当中国大陆的广大市场吸引全世界企业蜂拥而入的同时，大陆的“地方主义”却又令不少外商不寒而栗，在强调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中国大陆各地却各拥山头，反其道而行，进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阻碍。中共中央目前虽祭出一系列手段来打击各地山头林立的情况，但都流于治标，真正的治本之道恐怕还是要从政治体制的改造上着手。
据工商时报消息﹐促使地方主义在中国大陆抬头主要有两个原因，都与发展经济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是一九八○年代以来中共中央的财政改革，实行“税政包干制”，并进一步于一九九四年采行分税制，赋予地方政府之税收自主权，还有地方（省、自治区、经济特区）科技权限，同时也给予地方政府以自行决定投资项目、外贸及自由配置资源使用之权限，再加上乡镇企业的兴起，使得地方相对于中央的自主权大幅提高。光是在税收上，一九七九年以前，中央政府的税收占大陆总税收的七○％，地方政府只占三○％，现在则几乎相反。
据分析﹐第二个原因则是地区的非平衡发展，这肇始于邓小平所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指导方针，使得另一种地方主义兴起，各地区差距不断扩大，成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征。东南沿海地区（例如上海、江苏、浙江、山东）与南方开放地区（例如广东、海南），由于经济连年高速增长，社会富裕程度已达到小康水平，而中西部一些落后地区（例如甘肃、宁夏、青海、贵州）则仍处于经济落后、低度开发的状况。
在这两种因素的影响下，各地政府为保留更多当地的财政收入，因此莫不大显神通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创造了在经济发展的基本取向下，以地方利益为导向的地方主义，形成一种被大陆学者称之为“诸侯经济”的扭曲经济结构。各地对各自工业进行自我保护和设限措施，以图利本地人。
地方领导不但以行政措施限制外地产品进入，并且禁止本地出产的重要原料外销。更糟糕的是，保护主义心态驱使各个地方力求建立自主工业体系，一些低阶科技的机械工厂充斥各地方，尤以电视、电冰箱等家电产品为最，每个省都想要创造自己的品牌，产业生产结构的相似性，使大陆地方分权的结果，不是创造多元互补的产业结构，而是资源浪费，恶性竞争及区域对立。
在这样的过程里，各地为充饱荷囊，相互竞争，官商利益共生的结构益发稳固，使得北京中央深感忧心，况且地方主义的兴盛更与目前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打破一切经济藩离相互违背，著名的大陆研究学者西格（Gerald Segal）就曾指出，沿海地方主义抬头及治安恶化，将是中国继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这些杂乱无章的山头林立景象，看在不断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北京中央政府眼里，自是引起一阵紧张，故从一九九○年开始的“八五计划”（第八个五年计划）起，中共中央就强调“经济规划要‘全国一盘棋’，不能各省各搞一套”，开始采取一系统措施来破除各地间的经济障碍。
不久前才公布的“十五计划”中重申的经济宏观调控权及积极财政政策，就是经济上防止地方主义的主轴，以西部大开发来调和区域对立也是北京下的一帖猛药。在政治上，北京高举民族主义旗帜，其实也含有重振中央权威压制地方主义意识的意涵。民族主义成为大陆中央与地方间权力消长角逐的筹码。此外，祭出整党反腐手段也是北京目前压制地方势力抬头的具体作法，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就利用空降李长春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方式，彻底抑制日渐坐大的广东势力。反腐最显着的例子就是厦门远华一案，就将厦门地方势力大大洗了一次牌，还有制造地方间互相制衡的格局，以及强调省级间干部的对调，也是防止地方势力扎根的有效手段。
不过，这些方式终究仍停留于治标而非治本之道，北京中央真正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在全国统一市场的前提下，有效地调和中央集权及地方分权，政治体制的改造终将无法避免。对于面临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把维持高经济成长率，列为施政首要目标的中共中央来说，如果不尽速寻求把此种有害的地方主义连根刨起之道，众多吸引外资的美意只怕流为空谈，对中国大陆更进一步的经济成长也会带来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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