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立的寻根与回溯之旅

在纽约书店寻回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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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八月,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大立在纽约唐人街翻到一本日本人写的书中多处提到祖父容伯挺,从此,展开了对其祖父、母亲、妹妹的生命回溯……

自由撰稿人李大立去年发表了自传《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书名很有意思,从自传中,他的母亲、表姐和妹妹的遭遇都很戏剧性,然而那都是在那种历史背景下,出于需要或当时人的认识,很自然发生的事,所以李大立和他家族的经历随时可以套到很多其他家庭去,发现情节还是大同小异的。

读李大立的自传有如看小说和历史记载的混合体,然而那却是活生生的真实故事。可以看出作者做了很多的调查工作,访问当时人,同时李大立也得到好友和亲戚为他提供很多有用的资料,例如一位朋友就把多年来收藏的通讯文件借给他,从中也唤回不少记忆。李大立也亲自到家乡采访当地的亲戚,以便更深入的了解伯父的事情。不过,伯父的家人谈到其坎坷遭遇,还是不愿多提。

未知道这种寻根究底的态度是否与李大立学工科出身有关系,例如他在妹妹容洵美死后,也到处找妹妹生平接触的人事,从而了解到妹妹远嫁武汉后的一些情况。

妹妹的死给李大立带来很沉重的打击,即使多年后撰写自传时,仍忍不住悲从中来,为妹妹的英年早逝而流泪了好几次。

愈合伤口的苦药

回忆是痛苦的,但不走过痛苦的路,心灵的伤口是不能愈合的。中共严禁天安门死难者的家属公开悼念亲人,“文革”时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与亲人划清界线,连亲人被迫害死也不能作出半点哀伤的表态……到底历次的政治运动带给中国人心灵创伤的口子有多深?

读李大立的自传不觉得乏味,除了因为自传情节丰富,犹如读小说外,也因为李大立以自然、客观、轻松的文笔,写下在这段沉重历史的个人经历,感觉上减少了读者的一些负担吧!又可能因为李大立移居香港加上家庭背景也是与香港千丝万缕,从书中的一些用词和描述,对于香港的读者来说倍感亲切。

纽约书店里“寻”回祖父

李大立原名容国维,祖父容伯挺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与孙中山相熟,参加过辛亥革命,并任职国民党广东支部总务主任(支部长胡汉民),也认识共产党人李大钊、林伯渠,主办过广东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中华新报》,并宣传过共产主义。不幸于三十七岁壮年被时任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抓后,当天晚上遭枪杀。

李大立的外祖父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父亲则毕业于交通部柳州高级铁路学校,抗战后出任广州铁路站长,而母亲出生香港,就读于贵族名校圣保罗女子书院,中英文俱佳。李先生本人不足五岁入学,于一九六二年毕业于广州著名中学——广雅中学,一九六七年毕业上海同济大学。

在过去五十多年严峻和极端紧张的中国社会气氛,很多家庭都有意无意地避谈家族的事情,避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李大立的祖父也是从纽约一家书店,一位日本人写的书里“寻”回来的。事缘二零零三年八月,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大立在纽约唐人街一间华人书店看到一本名为《近代的广东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及其党体制的形成过程》的新书,作者为日本人深町英夫,翻阅书本赫然发现书中多处提到他的祖父容伯挺,于是把书买回去细看,从此,展开了对其祖父的一系列的资料搜集。

对此,李大立写道:“祖父去世八十年,我在远离他去世的地方,在大洋彼岸从一个日本人的著作里才有机会认识连我父亲都不知道的祖父的历史(祖父死时,李大立的父亲才八岁),我觉得这是不正常的。中国人不能在自己的国家从中国人自己的著作认识中国的历史,反而要在别人的国家从外国人著作里认识中国历史,这不但是我一个人的悲哀,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遭阶级斗争摧残的姐妹

李大立在书中写道:“动荡的年代拆散了许多人的家庭、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更毁灭了许多宝贵的生命,这就是中国的近代史,数千万人的枯骨堆砌而成的历史。”

这也是他个人亲身的经历,在他身边的亲人的遭遇甚至悲剧,都与当年社会环境,共产党强加于社会的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李大立的表姐朱丹霞本来和富家公子的丈夫简先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并生了三个孩子。后来因为共产党在夺权后开始划分家庭成分,强调阶级斗争,表姐因为与资本家的儿子结婚,成了被改造对象。

李大立的妹妹容洵美和表弟李锐前摄于一九五一年,广州。

前排左起为李大立及表弟李锐前,后排左起为李大立的弟弟容国楚、母亲、父亲、妹妹洵美摄于一九五一年,广州舅父家。

表姐为人积极上进,提出了加入青年团的要求,随后发生的变化最后酿成离婚收场。到后来其长子也因为出身的问题,即使考进了广雅中学,却因为继父拒绝开出家庭出身的证明,而失去了入读该所广东名校的机会,从而也看到阶级斗争概念如何牢牢在生活的重要环节上操控民众。

大妹妹容洵美也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被取消了继续在学校当辅导员的资格,分配到珠江农场,位于中山县万顷沙,是很荒芜的地方。后来认识了一个武汉男朋友,想转到男方的那边去插队。后来妹妹远嫁到武汉,不到三十三岁就因心脏病发,英年早逝。

李大立最疼就是这个妹妹,他认为妹妹也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政治压迫,出身歧视、严酷的社会现实逼着她走上了这一条不归路。”

以至丧礼的安排,在妹夫与他商量悼辞,提到如何为妹妹家庭出身旧职员问题,向妹妹单位据理力争时,李大立回忆道:“人都死了,为什么追悼辞还非要提家庭出身?!背了一生包袱还不够吗?还非要背进棺材去才罢休?”

在疯狂扭曲年代持守善良

在李大立的成长中,他经历了“大跃进”及“文革”。书中提到“大跃进”时期,当时李大立是初三学生,学生都要参加学校大炼钢,年长的学生就担当了炼钢工人,做着点火炼钢的工作,一天突然发年爆炸,一位名叫梁细的同学被炸下平台,满身是血,幸好意外几天后康复出院。

在“大跃进”期间,除了炼钢外,还要执行毛泽东“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学校组织学生到工厂上劳动课到一家牙膏厂,当年工厂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位名叫向秀丽的女工,用手臂阻挡强酸流向炉膛,壮烈牺牲,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向她学习。

以上两例反映中共草菅人命,罔顾社会未来主人翁的安危,参加荒谬的所谓“大炼钢”。女工缺乏工业安全知识,意外发生,不是改善工业安全,反而叫其他人学习,“大跃进”就是这么一个疯狂年代。

从李大立自传内点点滴滴的回忆中,看到中国传统价值观被侵蚀的一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辈份的称呼是很讲究的,也是维持人伦关系重要的一环,当时年纪轻轻的李大立为了被称小舅父而感到尴尬。不过,“随着共产党和毛泽东不断地发动政治运动,不断地‘破旧立新’,姑母和父母亲等上一辈的人,就再也不要求我们遵守祖辈的规矩彼此按辈份和亲属关系称呼了,我们就互相直呼名字……”

在那时的饥荒年代,“双蒸饭”、“蔗渣饱子”,还有从尿液中培植的“小球藻”都是当时的“食品”,严峻的环境让人失去做人的尊严,而在学校偷吃河粉的事,令作者时至今天仍觉得羞愧万分:“虽然在饥饿年代中我这几口炒河粉算不了什么,但是不义无道的性质是一样的,我仍然为自己当年的所为感到愧疚。”

自传中,李大立的家庭和伯父及姑母朱瑞华几家人的关系都很密切,亲属朋友之间互相帮助,父母与世无争的处事态度等,在这样一种家庭教育下,也保存了李大立善良的本质。

李大立父母亲摄于一九四六年,广州。

一九六八年初,中央文革下令在全国群众中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李大立就读的同济大学内,也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那时的李大立“终日处在恐惧惊惶之中……我感觉得到红色恐怖就在自己周围,触手可及……”

眼看班长周文德无情地被批斗,自杀不遂成半身瘫痪,李大立在家中写出当时的感受:“虽然周文德以前曾经多次针对过我,在背后搞一些小动作打击我,但是不知为什么,此刻我对他已经没有一点仇恨,反而对他充满同情。”

校内的批斗只维持了短短几个月,就有几十名颁导干部、教师员工和学生被逼自杀,“文革”的残酷、无情可见一斑。

经历文革,一笑泯恩仇

对于“文革”的高压气氛,李大立有感:“……在广大人民的心里,人类的良知和人性始终不会彻底泯灭,仇恨和反抗的火种在心底悄悄然地燃烧……”

在中共统治的几十年当中,政治高压的气氛,人性被残酷的扭曲,当回到文明社会,人性重新得以自然流露,人们再次寻回自我,如李大立的堂姐容美美,就曾经和弟弟到她父亲的工作单位去揭发“问题”,坚决与其父亲“划清界线”,是典型的共产党“驯服工具”。后来到香港定居了二十多年,“亲历两种不同的社会,思想观念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时顿觉往日非,为过去的幼稚行为悔疚不已。”六十多岁还坚持参加七一大游行。

另外,三十多年后,李大立再次与当年同济大学的同学聚会,当年主持“清理阶级队伍”的许云林和被批斗的“反动学生”候劭功、周文德,“如今却能共聚一堂,相逢一笑泯恩仇”。

李大立(右)和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陈奎德先生。

记住历史,避免悲剧重演

写自传,李大立希望读者可以“以史为鉴”。写这本书的起因是因为李大立发现身患结肠癌,顿觉生命无常,感到有责任替自己已故的至亲说出心里话,让世界的华人都知道:“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记住这段历史,避免悲剧重演,这是我对中华民族应尽的责任。”

李大立说,他的书是一本平民回忆录,既不同于名人大明星,也不同于高干子女的回忆录,他说:“及至一些高干子女悲叹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迫害’,比起他们曾经长期享有的特权,比起平民百姓所受到的摧残、不过是无病呻吟而已,在被他们父兄的党迫害致死的数千万冤魂面前,他们及其父兄应做的是忏悔和赎罪。”

李大立在书中的“自序一”提到有一位六十年代出生的大学生因为从小受的教育,真的以为“‘解放前’(中共夺权前)天上真的没有太阳,天天都是黑夜;只有‘解放’了,天上才有了大阳,地下才有了光明……可见要想像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历史不是易事,更何况去研究它;又可见如果人为地割断历史、隐瞒历史;片面地渲染历史、歪曲历史,又是有何结果。”

自传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直接了解当时人的思维状况的契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到这段历史的意义。近年陆续有不少人士撰写文章、史实、自传等,这些文学作品的意义将逾越当初撰写人的本意,成为填满中国近代史大拼图中缺少的一些环节(missing
lin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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