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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互动】

就业率挂钩中国高校反映什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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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1年12月02日讯】(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主持人:刚才汪先生在谈关于为什么这个文科的就业市场比较小,请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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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北稷:所以就业率的问题不根本在于说大学的一个学科设置,大学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地方,它学科设置跟就业率挂钩首先就不科学。那么就业率谈到了,我们刚刚注意到一个新闻,湖南的岳阳晚报社(市委机关报)和广播电视台官二代互换工作引起公愤,它还仅仅是一个事业单位。

可以看出来在中国大陆,就是说热门的职业,有个评比,第一类是公务员,第二类是垄断性的国企,第三类是竞争性的国企,第四类外企,第五类是民营企业。所以看出来,在公务员、垄断性的国企这些收入很稳定,很多意外的收入,很多灰色收入的这些领域来讲,老百姓的孩子是得不到的。

所以就业环境的不公平造成的就业率很低,那些好的岗位,就是说被一些庸才占住了,真正的人才得不到一个公平的就业环境,这样必然造成一个社会的动荡。

陈志飞:汪先生的意思就我理解就是说,好像不是专业设置问题,是在毕业的时候,在挑人,在招人的时候,在吸纳人才的时候,这段期间出现了问题,实际上根本不是择优而录取的,跟你在大学读什么,读得如何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

主持人:比较容易择优的在世界上都一样,应该是民营企业,但是民营企业恰恰是被压制的,而且民营企业要有这么大的资本进行高科技的研发的话,在中国还是比较困难。

陈志飞:这个民营企业现在在中国的整个资金分配链上的位置,其实是吻合的,最近我们知道民营企业它拿不到银行贷款,很多民营企业家都跑路了嘛,他在外汇上他也是受控制,他不能在海外直接开发,他也不能在海外直接投资。

那么您刚才说到人文市场的萎缩,我再补充一些。我觉得这个市场的确是相对于国际平均水平实际上是非常小的,是委缩的,一个是党文化的影响,刚才汪先生谈了很多;另外一个就是党文化的延伸。实际上你在中国从事任何文化领域的活动,文科领域活动,你首先要过一个鬼门关,你首先要过一个党的检测这一关。

所以说在文化单位各方面的话,一个在军队系统啊,这些东西你首先是要服从于党的,否则我估计你没有这个发展的机会。这样在客观上就促成了它的范围非常小,你写小说,我们在海外其实什么书都能写,像你刚才讲的,在国内你必须按照贴着它那个写,而且还要三审五审,得不到发展。在美国这个地方,任何一个小城市,可能一万来人,几千人就能办一个报纸,你爱写什么写什么,对吧?当地的大事小事你都能报;在国内的话,他就没有这个条件。那中文系的学生到哪儿去呢?

刚才您说的这个海外的文理学院,它其实最大的一个……他经过这种思维以后,他的社会道德观比别人要强烈,他读的就是跟我们中国的《四书》《五经》一样的书嘛,读亚里斯多德啊,读弗朗西斯·培根啊,这些书,所以这些人实际上是能够担任大任的。所以美国总统多半都是这些人,都是律师出身,他们的背景实际上都是文理科。

那么在中国这种人他是缺档的,没有这种人才,因为必须要读党内的书,党内的书实际上那个东西也没什么好研究的,一般都是庸才在读,那还不如找一个工程师可能在某些方面还出色一点。

主持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高级领导人都是工程师出身的。

陈志飞:高级领导人都是工程师,在国外这是很罕见的。所以它这个市场萎缩是它有意造成的,造成了市场禁锢,造成了整个的社会更容易被它的这种文化所侵蚀,所以人的思想容易保持一致。那么他口口声声说“我要跟党保持一致”,那么他是这么说的也就做到了。这就说明它这方面工作做得还是很有成效,一贯如此,这也是中国大陆现在死水一滩的主要原因。

主持人:好,我们现在接一下纽约王先生的电话,纽约王先生您好。

王先生:你好,你们大家好。关于今天这个题目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今天海外的美国和欧洲的经济不好的话,这就会影响大陆了,为什么呢?它萎缩嘛,一萎缩,它出来的东西就没有办法了。那么大陆大部分都是官商勾结,再不然就是国家的公司。

那么这里面有什么坏处啊?我们拿艾未未来讲,艾未未本来在美国搞艺术很不错,他看到大陆现在有钱的人多了,他也想回去开个公司,没有想到大陆这么难做,要这里搞名堂,那里搞名堂,看不顺眼就发了几句牢骚,一发牢骚就把他抓起来。

那这有什么坏处啊?如果在大陆艺术的公司开的越大,他雇的人就越多,雇的人越多,这个社会上的经济就繁荣,它今天打压这个,明天打压那个,那么所有的银行的经济来往活动都是给国家控制了,所以大陆上经济要是不衰退,一衰退它马上就完蛋。所以这个不但是这个就业市场萎缩,经济也会萎缩,因为它不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市场,明明有很多事业在大陆可以闯荡得很大很大,变成国际公司,它就不让你讲一句话,你讲什么话,它听得不顺眼,它就整你,这就是大陆将来的死路。

主持人:好,谢谢纽约的王先生。我们再接一下新泽西彭先生的电话,新泽西彭先生您好。

彭先生:你好,大家好。我说现在为什么大陆以前药学、数理化,其它文科、商科就比较少,它根本就是和它这个社会结构有关系。那么中国人都是数理化嘛,学会数理化他到处都可以读天下,对不对?那么这个是一点。但是共产党来了之后,它根本就是……比如说刚刚讲那个普通想写作都不行,其它的官的那条发展道路好像也是有指定的,所以你其它也发展不了。

到美国,有很多东西我们所见到的都好像很幼稚,尤其在比较早年的时候,中国到这里来留学的人,什么叫做management(经营、管理)?那时候有很多主修,所以中国人都是主修物理或者是数学啊,或者是实际上的,商科也不了解的。所以说它根本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不过是现在它有矛盾出来了,它就发现有这个东西,还死抱住这种就业方面,这种方法,才暴露出有这么多缺点。这是我的想法,谢谢。

主持人:谢谢新泽西的彭先生。我们来回应一下。

陈志飞:实际上中共这个问题是由来已久,的确,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重理轻文,以前我原来是学工科的,受到它的影响,当然我之后转行了。那么从“六四”这个情况你可以看出来,几个学生领袖基本上没有一个是理工科出身的。所以中共它也是在观察,它觉得这个思想领域太活跃的话,就像汪先生刚才讲的,的确会对它的政权造成威胁。那么中国的群体事件每年发生那么多,我经常就说,我说现在就差有人振臂高呼,就差知识份子,其它的话,就社会的结构、社会的环境比“六四”的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

主持人:要严重得多。

陈志飞:当时那个民工都还没有嘛,现在大概有2亿民工,一呼起来这个政权就完了!当时农民还在家老老实实的种地,对不对?还没有完全接触到、体会到他们在中国社会实际是农工、贱民的地位,他现在完全体会到这一点。当时只是知识分子在动,现在反过来了。现在知识分子在过去20年中被中共收买了,同化了,被冠以知识菁英的称号,在讲坛上,在各种场合为中共说话。现在老百姓其实天下苦情久已,就差有人来喊出这一声,所以这时候它发现了,如果再发生“六四”这个时候,上回它能躲过这一劫,这回是完全完蛋了,所以它对社会禁锢的也是非常严的。

汪北稷:说到文科里面,我想起我的两个朋友,都在北京,一个是王可春,他们三兄弟都是画画,他的大哥就画一些很喜庆的题材,王可伟就画一些古代的战争场面啊、大一统的江山这些,画得很大,我去他的别墅看过,很受欢迎的,经济上收获很大,台湾的一些集团都去买他的画放在写字楼(办公室)。

他的弟弟叫王可春,他跟我讲,王可春就说我的艺术梦想就是等我两眼一闭的时候,我能画500个普通的中国农民。那么他画的油画也很大,一幅油画的成本也很高,油墨啊、时间啊,他过得很清贫,带个小相机,全中国到处去走,去看那种最真实、最苦的农民,把他们画在油画。官方就间接来说,你画个柳央歌啊,画个丰收啊!人家也是中央美院毕业的,他们不干啊!说这个违背我的艺术追求。

另外一个朋友,摄影非常好,他是我摄影的老师。很多人都拍中国的长城,他也拍,别人拍得很漂亮,他也拍得很漂亮。但是我这个老师还有一个工作,他一到节假日就开着车去长城被破坏的地方,很偏远的地方,用黑白相机给它真实的记录下来,一年破坏一点,一年破坏一点。就是我们刚接触的时候,因为中国摄影也是一个风雅的事情。中国美术协会,那个老师说这个不是人待的地方,就真正爱好摄影,真正关注民生,关注中国这个大好河山,爱这个河山的摄影家,根本不屑于这个什么官方的艺术家协会,从来不参加它的任何活动。

这就是说在中国,如果他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画画或者摄影,或者做文学上、文科的事情,那么他和主流的官方是背道而驰,过得很清贫的。

主持人:好,谢谢汪先生。我们现在接一下深圳贾先生的电话,贾先生您好。

贾先生:你好。共产党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流着邪恶的脓,我觉得讨论共产党的这些东西,说起来太多了,围绕这个主题,看中国的教育,从来了毛泽东之后,中国的教育就一塌糊涂,到了江泽民,到了朱镕基这个年代,中国的教育变成产业化之后,可以说是从根本上就摧毁了中国的教育。

另外,我觉得我们讨论共产党的邪恶性这个问题,必要性不是很大了。在中国人民来讲,我就不讲海外的人啊,就是在大陆来讲,消灭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已经成熟了,现在我们应该重点讨论的就是如何消灭共产党,建设我们新的中国。我自己长期也在思考如何消灭共产党,首先是从社会基础看,从思想领域看,中国消灭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已经成熟,现在就是如何去消灭共产党。

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有一种叫手持激光器,发出的距离可以达到100多公里,能量可以达到阳光照射能量的8千多倍,穿过墙壁之后把纸都能够烧着,以前我也关心过所谓的微波发射。我就想像如果用这两种武器,能够武装上1千人、2千人、3千人、5千人的话,我就能够立马占领深圳市,立马可以占领广州市。第二,我在广州市、深圳市能够坚持下来1个月时间的话,中国的民主革命的浪潮就起来了。共产党的末日已经到了。

主持人:谢谢深圳的贾先生。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主题,因为刚才他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回应一下。我们现在回过来,这个海外的报导,《华尔街日报》有两篇,第一篇就是讲这件事情;紧跟着就讲到因为现在中国的教育系统本身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越来越多的有钱人把他们的子女送到海外去学习。作为一个第二大经济强国,而且现在有那么多钱,又要救美国经济、又要救欧洲经济,但是他们现在却有大批的人要送子女到国外来,这就引伸到现在新的移民潮,这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在留学潮里面,除了普通有钱人以外,还有一些特别高的高干子女,包括最高领导人的子女。这件事情我想我们来讨论一下。

陈志飞:是,实际上这个跟专业设置它是一脉相承。专业设置还有市场需求,根本上就不是高层考虑的问题,他完全知道这个教育就是一场戏一样,就是唬弄老百姓,他把它产业化了,用它来诈取老百姓血汗的一个工具,养肥那些知识菁英,然后充实自己的党库。

高层人士对中国的教育也是不屑一顾,虽然表面上教育在每次开人大都是口口声声要重点发展的领域,实际上他深知中国的教育在世界上的确是没有一席之地的,跟它所谓的经济大国地位是毫不相配;其实也是相配,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经济大国,对吧?那是它自己吹起来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些所谓的中共贪官,利用把子女送往国外读书的机会来洗钱。因为把子女送往国外,这样读下来,一年动则大概也有10万美金,这样10万美金这种贪污的钱也就被洗掉了。

主持人:这不就用掉了嘛!

陈志飞:对啊,赃钱就洗掉了。而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有钱人他们从良心出发,觉得中国的教育是一个酱缸,他不愿意让孩子在其中接受各种污染。因为学生在学校学不到任何真实的本领,像一个小社会一样,同居的现象、巴结领导、各种事情时有发生。所以他们现在又感觉到现在中国有这种所谓“分蛋糕、发蛋糕、做蛋糕”的感觉,他们感到自己的财富,通过自己劳动获得的财富,有可能将来新一轮左派上台的浪潮中会被冲掉。

主持人:对未来的不稳定性。

陈志飞:所以现在不光是留学潮,还有一批富人的移民潮,《华尔街日报》还有一些别的媒体做了报导,在中国大概有70%的人,如果是没有计划移民就已经移民了。

主持人:你指的是富人阶层?

陈志飞:在富人阶层,这个前面有报导。这个是在这种大环境底下出现的一个现象。另外就是您刚才讲的,最高层人士也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海外,这个我觉得实际上是中共高层对自己的前程没有信心的表现。很多人把它解读为中共高层开明,或者是有意培养自己下一代的表现,让他们到海外接受教育。

实际上我觉得恰恰相反,他们现在这一批人对自己的前程心里根本就没有数,一方面他们是把资金移到海外,这个最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曾庆红的儿子曾伟,这个《华尔街日报》最近也做了专门的报导。

主持人:在澳洲买了房子。

陈志飞:曾伟在澳洲伙同他的妻子,好像原来是一个舞蹈演员,买了一个在澳洲被当地作为文物保护的建筑,他用了3,400万美金。

(待续)

(据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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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02 11:0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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