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2月02日讯】（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主持人：刚才汪先生在谈关于为什么这个文科的就业市场比较小，请继续。
汪北稷：所以就业率的问题不根本在于说大学的一个学科设置，大学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地方，它学科设置跟就业率挂钩首先就不科学。那么就业率谈到了，我们刚刚注意到一个新闻，湖南的岳阳晚报社（市委机关报）和广播电视台官二代互换工作引起公愤，它还仅仅是一个事业单位。
可以看出来在中国大陆，就是说热门的职业，有个评比，第一类是公务员，第二类是垄断性的国企，第三类是竞争性的国企，第四类外企，第五类是民营企业。所以看出来，在公务员、垄断性的国企这些收入很稳定，很多意外的收入，很多灰色收入的这些领域来讲，老百姓的孩子是得不到的。
所以就业环境的不公平造成的就业率很低，那些好的岗位，就是说被一些庸才占住了，真正的人才得不到一个公平的就业环境，这样必然造成一个社会的动荡。
陈志飞：汪先生的意思就我理解就是说，好像不是专业设置问题，是在毕业的时候，在挑人，在招人的时候，在吸纳人才的时候，这段期间出现了问题，实际上根本不是择优而录取的，跟你在大学读什么，读得如何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
主持人：比较容易择优的在世界上都一样，应该是民营企业，但是民营企业恰恰是被压制的，而且民营企业要有这么大的资本进行高科技的研发的话，在中国还是比较困难。
陈志飞：这个民营企业现在在中国的整个资金分配链上的位置，其实是吻合的，最近我们知道民营企业它拿不到银行贷款，很多民营企业家都跑路了嘛，他在外汇上他也是受控制，他不能在海外直接开发，他也不能在海外直接投资。
那么您刚才说到人文市场的萎缩，我再补充一些。我觉得这个市场的确是相对于国际平均水平实际上是非常小的，是委缩的，一个是党文化的影响，刚才汪先生谈了很多；另外一个就是党文化的延伸。实际上你在中国从事任何文化领域的活动，文科领域活动，你首先要过一个鬼门关，你首先要过一个党的检测这一关。
所以说在文化单位各方面的话，一个在军队系统啊，这些东西你首先是要服从于党的，否则我估计你没有这个发展的机会。这样在客观上就促成了它的范围非常小，你写小说，我们在海外其实什么书都能写，像你刚才讲的，在国内你必须按照贴着它那个写，而且还要三审五审，得不到发展。在美国这个地方，任何一个小城市，可能一万来人，几千人就能办一个报纸，你爱写什么写什么，对吧？当地的大事小事你都能报；在国内的话，他就没有这个条件。那中文系的学生到哪儿去呢？
刚才您说的这个海外的文理学院，它其实最大的一个……他经过这种思维以后，他的社会道德观比别人要强烈，他读的就是跟我们中国的《四书》《五经》一样的书嘛，读亚里斯多德啊，读弗朗西斯·培根啊，这些书，所以这些人实际上是能够担任大任的。所以美国总统多半都是这些人，都是律师出身，他们的背景实际上都是文理科。
那么在中国这种人他是缺档的，没有这种人才，因为必须要读党内的书，党内的书实际上那个东西也没什么好研究的，一般都是庸才在读，那还不如找一个工程师可能在某些方面还出色一点。
主持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高级领导人都是工程师出身的。
陈志飞：高级领导人都是工程师，在国外这是很罕见的。所以它这个市场萎缩是它有意造成的，造成了市场禁锢，造成了整个的社会更容易被它的这种文化所侵蚀，所以人的思想容易保持一致。那么他口口声声说“我要跟党保持一致”，那么他是这么说的也就做到了。这就说明它这方面工作做得还是很有成效，一贯如此，这也是中国大陆现在死水一滩的主要原因。
主持人：好，我们现在接一下纽约王先生的电话，纽约王先生您好。
王先生：你好，你们大家好。关于今天这个题目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今天海外的美国和欧洲的经济不好的话，这就会影响大陆了，为什么呢？它萎缩嘛，一萎缩，它出来的东西就没有办法了。那么大陆大部分都是官商勾结，再不然就是国家的公司。
那么这里面有什么坏处啊？我们拿艾未未来讲，艾未未本来在美国搞艺术很不错，他看到大陆现在有钱的人多了，他也想回去开个公司，没有想到大陆这么难做，要这里搞名堂，那里搞名堂，看不顺眼就发了几句牢骚，一发牢骚就把他抓起来。
那这有什么坏处啊？如果在大陆艺术的公司开的越大，他雇的人就越多，雇的人越多，这个社会上的经济就繁荣，它今天打压这个，明天打压那个，那么所有的银行的经济来往活动都是给国家控制了，所以大陆上经济要是不衰退，一衰退它马上就完蛋。所以这个不但是这个就业市场萎缩，经济也会萎缩，因为它不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市场，明明有很多事业在大陆可以闯荡得很大很大，变成国际公司，它就不让你讲一句话，你讲什么话，它听得不顺眼，它就整你，这就是大陆将来的死路。
主持人：好，谢谢纽约的王先生。我们再接一下新泽西彭先生的电话，新泽西彭先生您好。
彭先生：你好，大家好。我说现在为什么大陆以前药学、数理化，其它文科、商科就比较少，它根本就是和它这个社会结构有关系。那么中国人都是数理化嘛，学会数理化他到处都可以读天下，对不对？那么这个是一点。但是共产党来了之后，它根本就是……比如说刚刚讲那个普通想写作都不行，其它的官的那条发展道路好像也是有指定的，所以你其它也发展不了。
到美国，有很多东西我们所见到的都好像很幼稚，尤其在比较早年的时候，中国到这里来留学的人，什么叫做management（经营、管理）？那时候有很多主修，所以中国人都是主修物理或者是数学啊，或者是实际上的，商科也不了解的。所以说它根本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不过是现在它有矛盾出来了，它就发现有这个东西，还死抱住这种就业方面，这种方法，才暴露出有这么多缺点。这是我的想法，谢谢。
主持人：谢谢新泽西的彭先生。我们来回应一下。
陈志飞：实际上中共这个问题是由来已久，的确，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重理轻文，以前我原来是学工科的，受到它的影响，当然我之后转行了。那么从“六四”这个情况你可以看出来，几个学生领袖基本上没有一个是理工科出身的。所以中共它也是在观察，它觉得这个思想领域太活跃的话，就像汪先生刚才讲的，的确会对它的政权造成威胁。那么中国的群体事件每年发生那么多，我经常就说，我说现在就差有人振臂高呼，就差知识份子，其它的话，就社会的结构、社会的环境比“六四”的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
主持人：要严重得多。
陈志飞：当时那个民工都还没有嘛，现在大概有2亿民工，一呼起来这个政权就完了！当时农民还在家老老实实的种地，对不对？还没有完全接触到、体会到他们在中国社会实际是农工、贱民的地位，他现在完全体会到这一点。当时只是知识分子在动，现在反过来了。现在知识分子在过去20年中被中共收买了，同化了，被冠以知识菁英的称号，在讲坛上，在各种场合为中共说话。现在老百姓其实天下苦情久已，就差有人来喊出这一声，所以这时候它发现了，如果再发生“六四”这个时候，上回它能躲过这一劫，这回是完全完蛋了，所以它对社会禁锢的也是非常严的。
汪北稷：说到文科里面，我想起我的两个朋友，都在北京，一个是王可春，他们三兄弟都是画画，他的大哥就画一些很喜庆的题材，王可伟就画一些古代的战争场面啊、大一统的江山这些，画得很大，我去他的别墅看过，很受欢迎的，经济上收获很大，台湾的一些集团都去买他的画放在写字楼（办公室）。
他的弟弟叫王可春，他跟我讲，王可春就说我的艺术梦想就是等我两眼一闭的时候，我能画500个普通的中国农民。那么他画的油画也很大，一幅油画的成本也很高，油墨啊、时间啊，他过得很清贫，带个小相机，全中国到处去走，去看那种最真实、最苦的农民，把他们画在油画。官方就间接来说，你画个柳央歌啊，画个丰收啊！人家也是中央美院毕业的，他们不干啊！说这个违背我的艺术追求。
另外一个朋友，摄影非常好，他是我摄影的老师。很多人都拍中国的长城，他也拍，别人拍得很漂亮，他也拍得很漂亮。但是我这个老师还有一个工作，他一到节假日就开着车去长城被破坏的地方，很偏远的地方，用黑白相机给它真实的记录下来，一年破坏一点，一年破坏一点。就是我们刚接触的时候，因为中国摄影也是一个风雅的事情。中国美术协会，那个老师说这个不是人待的地方，就真正爱好摄影，真正关注民生，关注中国这个大好河山，爱这个河山的摄影家，根本不屑于这个什么官方的艺术家协会，从来不参加它的任何活动。
这就是说在中国，如果他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画画或者摄影，或者做文学上、文科的事情，那么他和主流的官方是背道而驰，过得很清贫的。
主持人：好，谢谢汪先生。我们现在接一下深圳贾先生的电话，贾先生您好。
贾先生：你好。共产党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流着邪恶的脓，我觉得讨论共产党的这些东西，说起来太多了，围绕这个主题，看中国的教育，从来了毛泽东之后，中国的教育就一塌糊涂，到了江泽民，到了朱镕基这个年代，中国的教育变成产业化之后，可以说是从根本上就摧毁了中国的教育。
另外，我觉得我们讨论共产党的邪恶性这个问题，必要性不是很大了。在中国人民来讲，我就不讲海外的人啊，就是在大陆来讲，消灭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已经成熟了，现在我们应该重点讨论的就是如何消灭共产党，建设我们新的中国。我自己长期也在思考如何消灭共产党，首先是从社会基础看，从思想领域看，中国消灭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已经成熟，现在就是如何去消灭共产党。
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有一种叫手持激光器，发出的距离可以达到100多公里，能量可以达到阳光照射能量的8千多倍，穿过墙壁之后把纸都能够烧着，以前我也关心过所谓的微波发射。我就想像如果用这两种武器，能够武装上1千人、2千人、3千人、5千人的话，我就能够立马占领深圳市，立马可以占领广州市。第二，我在广州市、深圳市能够坚持下来1个月时间的话，中国的民主革命的浪潮就起来了。共产党的末日已经到了。
主持人：谢谢深圳的贾先生。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主题，因为刚才他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回应一下。我们现在回过来，这个海外的报导，《华尔街日报》有两篇，第一篇就是讲这件事情；紧跟着就讲到因为现在中国的教育系统本身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越来越多的有钱人把他们的子女送到海外去学习。作为一个第二大经济强国，而且现在有那么多钱，又要救美国经济、又要救欧洲经济，但是他们现在却有大批的人要送子女到国外来，这就引伸到现在新的移民潮，这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在留学潮里面，除了普通有钱人以外，还有一些特别高的高干子女，包括最高领导人的子女。这件事情我想我们来讨论一下。
陈志飞：是，实际上这个跟专业设置它是一脉相承。专业设置还有市场需求，根本上就不是高层考虑的问题，他完全知道这个教育就是一场戏一样，就是唬弄老百姓，他把它产业化了，用它来诈取老百姓血汗的一个工具，养肥那些知识菁英，然后充实自己的党库。
高层人士对中国的教育也是不屑一顾，虽然表面上教育在每次开人大都是口口声声要重点发展的领域，实际上他深知中国的教育在世界上的确是没有一席之地的，跟它所谓的经济大国地位是毫不相配；其实也是相配，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经济大国，对吧？那是它自己吹起来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些所谓的中共贪官，利用把子女送往国外读书的机会来洗钱。因为把子女送往国外，这样读下来，一年动则大概也有10万美金，这样10万美金这种贪污的钱也就被洗掉了。
主持人：这不就用掉了嘛！
陈志飞：对啊，赃钱就洗掉了。而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有钱人他们从良心出发，觉得中国的教育是一个酱缸，他不愿意让孩子在其中接受各种污染。因为学生在学校学不到任何真实的本领，像一个小社会一样，同居的现象、巴结领导、各种事情时有发生。所以他们现在又感觉到现在中国有这种所谓“分蛋糕、发蛋糕、做蛋糕”的感觉，他们感到自己的财富，通过自己劳动获得的财富，有可能将来新一轮左派上台的浪潮中会被冲掉。
主持人：对未来的不稳定性。
陈志飞：所以现在不光是留学潮，还有一批富人的移民潮，《华尔街日报》还有一些别的媒体做了报导，在中国大概有70%的人，如果是没有计划移民就已经移民了。
主持人：你指的是富人阶层？
陈志飞：在富人阶层，这个前面有报导。这个是在这种大环境底下出现的一个现象。另外就是您刚才讲的，最高层人士也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海外，这个我觉得实际上是中共高层对自己的前程没有信心的表现。很多人把它解读为中共高层开明，或者是有意培养自己下一代的表现，让他们到海外接受教育。
实际上我觉得恰恰相反，他们现在这一批人对自己的前程心里根本就没有数，一方面他们是把资金移到海外，这个最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曾庆红的儿子曾伟，这个《华尔街日报》最近也做了专门的报导。
主持人：在澳洲买了房子。
陈志飞：曾伟在澳洲伙同他的妻子，好像原来是一个舞蹈演员，买了一个在澳洲被当地作为文物保护的建筑，他用了3,400万美金。
（待续）
（据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录音整理）
视频：【热点互动】就业率挂钩中国高校反映什么？（上）
视频：【热点互动】就业率挂钩中国高校反映什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