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捐2亿要求苛刻 开大陆捐款问责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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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1年03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陈怡莲报导)目前一笔大陆迄今为止最大的、2亿元的个人公益捐款,因被称为“史上最苛刻捐款”,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媒体指出,苛刻的条件,无疑是对现行捐款体制的一次挑战,开创了中国捐赠者对公益捐款问责的先河。

“史上最苛刻捐款”

2010年5月,福州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曹晖父子以个人名义,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云南、贵州等五省区市的贫困家庭捐赠善款。同时提出,在半年内将善款2亿元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且差错率不超过1%,对超过的部分予以30倍的赔偿;管理费不超过3%。

据媒体透露,他的“苛刻”远不止此。从一开始,他就对帮他发钱的基金会保持高度的警惕,全程监督,作为资深捐赠人,曹德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并请新闻媒体全程监督,基金会每10天就要向他递交一份有关项目进展的详细报告。

对此,一些媒体在猜测,它会成为今后公益捐款的标杆吗?目前官办的慈善机构的管理费比例及不够透明的捐款使用披露机制,会因此而有所松动吗?

拒绝“雁过拔毛、层层拦截”

被大陆媒体称为“中国的比尔・盖茨”的曹德旺,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与慈善事业结缘,并对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他曾说:“该花一万花一万,该省一分省一分。”在他看来,要确保捐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发到应该收到钱的人手中,而不是被“雁过拔毛,层层拦截”。

据《中国青年报》报导,由于中国慈善机制不健全和监管不到位,经常出现腐败现象,有人曾说:“赚钱不容易,宁可不捐也不能把钱捐给腐败分子!”北大教授夏业良认为,捐款者应该能够查询到自己捐出的钱在哪里。“国外的基金会,每一笔捐款都及时地放到网站上。”

缺乏公信力的公益慈善组织

有资料显示,中国所有慈善组织一年募集的善款总额,还比不上美国的一个福特基金会。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邓国胜对此给出的解释是: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低,一般民众对慈善机构不太信任。只有21.5%的人曾主动向基金会/公益组织捐款,64.5%的人甚至表示,如果手头有闲钱想用于慈善事业,他们宁可自己去找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通过基金会。

“中国社会并不缺少善心,缺少的是对公益组织的信心。”这是国际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对中国公益事业作出的评价。

有人调研发现,汶川震后查出挤占挪用救灾款3亿元,760亿元捐赠有80%流入政府账户,某地有些慈善款被用于修景点、开联欢会等。有评论说:文县因地震受灾已经三年的时间了,想不到的是,回头看当时的救灾款不仅没有帮助到老百姓,反倒又养肥了一批蛀虫和老鼠。

著名期货经纪人杨斌先生说,现在不透明的东西太多了,哪有公信力啊?!现在的官是什么钱都敢贪,地震的钱,抗洪的钱,修水利的钱,公益彩券等都有很多出问题的。

民主人士吴义龙向大纪元表示,这是中国的一个通病,政府控制的组织和资源,由于它没有建立监督机制,必然会产生腐败问题,也失去了老百姓的信任和兴趣,从而导致了中国慈善事业的落后现状。

“中共害怕社会组织的成长壮大”

香港慈善家朱树豪曾提议,中国慈善业应民间化、职业化。他认为,目前内地的慈善组织,都有政府机构或官方机构作为其主管部门,带有很强的官办色彩,这就大大削弱了慈善机构的独立性。

他说,应和政府主管部门脱钩,建立健全保障慈善业发展的法律环境,并通过完善社会捐赠的体制、机制,解决社会捐助的来源问题、公信力缺失问题,提高善款的管理和使用效率。

吴义龙认为,中共有个传统,就是政府比较害怕社会组织的成长壮大,所以他们要严加控制,这才是根本的核心的问题。

一般的社会团体都要挂靠个官方机构,实际上也这涉及到经济利益问题。他说,那些社会募捐款,一大半都是他们(政府)自己花的,真正到老百姓手里是很少的。

吴义龙表示:其实中国人以前是有乐善好施传统的,比如修桥铺路,也叫积阴德,在中国是非常重视的。为什么现在没有了?“我觉得根本原因就是这个机制、制度架构不合理。所以只有改变这个状况,让社会组织真正成长起来,脱离政府的控制,这是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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