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3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吴英编译报导）在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呈两位数成长，但这并非中共当局经济政策执行下的结果，其幕后最大功臣，其实是一批长年在国家体制外运作、生命力强韧的私有企业。
《经济学人》杂志3月10日发表文章〈让百花齐放〉（Let a million flowers bloom）。文章指出，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境内登记注册的私有企业数量，每年增加30%以上；而且据统计，私有企业对中国工业产出的贡献达2/3，其利润则约为产业总利润的75%至80%，占非金融服务业总利润的90%。
文章引述香港大学学者刘俏（Qiao Liu）的研究指出，中共国有企业动能不如私有企业，例如：部分或完全国有企业的平均获利最多不过4%，而未上市的私有企业获利则至少多了10%。此外，根据中共官方的统计，中国企业总数计有4,300万家，其中93%为私有企业，雇用了全国92%的劳工。
该报导分析，大多数中国企业家都是来自穷乡僻壤，身无分文，凭着努力、勇气及机会，从工人、个体户、企业主到大亨。他们可以在极端寒冷的天气中，为了省钱而在没有暖气的厂房内，凭着一点光源，一刻不能闲的忙着手上的工作。他们无法享受国营企业的优势，得不到中共当局的资助，甚且还要担心可能会成为“国进民退”的牺牲者。
文章指出，私有企业向来被中共当局视为是堕落的象征，一直到1988年官方才正式认可私有企业，但到现在为止，法律甚至仍没有明文规定，私有企业有合法存在的权利。
该文指出，中国私有部门成功的原因来自本身的活力，而不是中共当局相关措施的支持，他们通常是游走于管制措施的边缘。文章特别提到，浙江省由于地形的限制，得不到北京的重视，也因此可以在不受北京管制的情况下发展私有经济。
文章说，在浙江省发迹成功的私有企业个案很多，多是从极端贫困的环境，依靠自己的力量，从借钱过活到收集废物、回收再利用、加工生产到销售，最后开办企业。也有的是将浙江省的产品卖到偏远的内地，逐步扩大订单、提升产品品质，最后从事国际贸易。
对于中国私有企业在发展过程所需要的资金来源，文章说，这多数是个谜，只有少数来自国有银行。虽然中共当局近来大声疾呼要协助私有企业，但国有银行贷款给中小企业的比例最多只有4%。另外也有某些小型借贷机构出现，例如浙江泰隆商业银行（Tailong Commercial Bank），提供小额贷款，但多数私有企业是向银行体系以外的非正式（有时是非法）的管道借贷资金，支付高额利息，例如30天期10%、1年期214%的利息。根据中共官方统计，浙江温州一地89%的人口，及57%的当地企业所需的资金，都是透过银行体系外的管道取得。
文章说，这类非正式融资管道的力量不容小觑，可以在短时间内达成贷款交易，提供私有企业资金运用的灵活度。然而，虽然未注册的私有企业运作靠的是体制外的资金，也不缴税，但许多未注册企业仍会向地方政府行贿，而那些因为经营出口贸易、长年在国外奔波的中国人，更需要行贿求存。私有企业越依赖体制外管道融资，就越受制于地方官员勒索、或中央政策变动的影响；事业有成时，更可能招致妒忌和恶整，被罗织罪名。
文章指出，另外一种合法取得资金的管道是公开发行股票，不过如此一来，私有企业等同于合法化，必须遵守中共当局的法规，付出资本购买土地以及诚实纳税，这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因此，在中国，公开发行股票通常只有一次，而没有第2次，这在西方国家来说，相当罕见。
在中国，国有企业的营利表现不如上市的民营企业，而上市的民营企业的报酬率又不如未上市的民营企业。有个说法是，选择上市的民营企业，通常是开始走下坡的企业，或者更悲观的观察是，一旦中共当局开始管制私有部门时，等同于削弱该部门的生命力。
该文在最后指出，所谓的“国进民退”或许表示中共当局将要采取管制措施及提供基础建设，此举受到西方政府的欢迎，但根据过去的经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实验过程，才是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