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渔场的危机经常被归咎于渔业部门可悲的管理方式， 尽管进行了许多的调节与规定。事实上，超过半世纪以来，这个部门被专家视为效率低落，不管是从保育观点，或是从全球经济效率来看都是如此。
这些不理想的表现来自制度与调节系统的缺陷，尤其是入渔权系统。不过，行动者之间的沟通似乎是另一个被遗忘的因素。
渔场整治的机构以两个独立的组成单位为中心：一方面是欧洲科学工作小组（举例来说，在大西洋是国际海洋探勘常设委员会，在地中海则是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另一方面则是决定行动措施的管理结构，经常是政治性的。
科学人员根据渔业统计或研究活动所得到的数据，发展出模式，并对鱼群状态及渔场提出意见与建议。接着便必须调和这些建议与业者的期待及限制，并且每年为每种被开发物种定出配额，或者建立另一种渔场可以考虑的调节方式。
要研拟出可以调和科学家意见与渔民期待的建议及规章，并不容易。我们可以想像一场接力赛，传递棒子的运动员并不属于同一队。多么令人混淆！
尼尔斯•丹（Niels Daan） 是国际海洋探勘常设委员会的专家，他认为每年配额的决定过程是场规则很奇特的游戏。
它包含好几个阶段，彼此不见得有关联。负责资料收集的是专业人士（申报资料、拍卖、航海日志等）与科学人员，科学人员对上岸渔获及海上活动进行采样。
隔年，这些资料会转交给国际海洋探勘常设委员会的国际工作小组，他们会进行诊断，接着则是进行政治咨询，以及科学、生物及经济鉴定。在一连串的阶段中，我们会看到科学意见消失，短期的政治论点占主导地位，接着欧盟部长理事会便采取实际决定。
理论上，这个决定的过程应该是合法且有效的，如果说国家利益没有在短期内占上风的话。惰性以及各国每年对限额的捍卫态度，阻碍它们去适应鱼群的自然波动。黑箱作业无可避免导致各方怀疑。
我们同样可以质疑科学家的建议之性质，并自问它们有时是否与现实脱节。渔场的传统方法根据的是简化的管理观点，根据这个观点，只要对渔捞日数（或是网眼大小）作出专家鉴定，便可减少某物种的死亡率。
在一篇名为〈用铁锤在地上画画，渔业整治的技术性方法〉的文章中，普尔•德柏（Poul Degnbol）与其合作伙伴非难渔场整治的学科性方法144。渔场整治涵盖广泛的问题领域，然而它却被经常彼此忽视的学科（生物学、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所处理。
经济学家经常提到可转让的配额，当作渔场问题的解决之道； 生态学家与生物学家则认为，海洋保护区是可以解决过渔问题的工具；对社会学家来说，共同整治可以让渔民意识到问题，激励他们采取更好的综合管理方式。
这三种学科各自在与世隔离的世界中演进，这些世界是由专题座谈、研讨会与学科科学文献所组成的。
对德柏来说，这种隔离状态阻碍综合行动问世。现成的解决方法只能解决特定问题，这些方法便是针对这些问题所发展出来的。
举例来说，可转让的配额对于减少过度渔捞能力或许有效，不过对于公平分配财富或是保护生态系统却没有什么效用。
而海洋保护区对于保护生态系统或许有用，不过对于经济效率或是资源使用的公平性却没有什么贡献。最后，共同整治可以发展公平性，不过它却没有提供什么方法让资源开发尊重环境与生物多样性。
我们可以了解，若是要对渔场管理提出有创意且性能优异的解决之道，便需要一个结合并连结不同工具的策略。然而，由于科学界的隔离，结合上述许多方法的解决之道便很少被考虑到。渔业管理无法在这种分裂的状态中存活下去。@(本文结束)
摘编自 《没有鱼的海洋：揭发超级掠食者的大屠杀真相》 山岳出版社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