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独立评论】

海内外一起唱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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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1年06月27日讯】伍凡:最近,有两篇文章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一是美国著名军事政治专家乔治.弗里德曼,今年在美国出版了续集《未来10年》 (The Next Decade),他在书中说美国繁荣将延续500年,而中国将面临崩溃。同时,中国社科院专家蔡昉写文章说中国将面临“失去的二十年”,这两位专家不约而同地一起唱衰中国。
草庵: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这个单词来源于日本,说的是日本在经济高峰之后二十年的经济不振,蔡昉先生说中国未来可能不止是失去二十年,可能是失去三十年,这是国内体制内专家预测中国未来最悲观的一篇文章,而美国专家弗里德曼则称:“我对中国的评价是崩溃 (collapse),而不是崛起 (rise) 。

中国做得很好,但同时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贫困。6亿家庭日收入不到3美元。4.4亿人口的收入不到6美元。13亿人口中10亿以上过着像非洲一样的贫困生活,当然也有6000万人年收入达2万美元,但这些人口不到中国总人口的5%,这不是真正的中国。”

伍凡:弗里德曼说:“中国是没有内需(internal economy)的国家。欧洲和美国不买中国产品就无法生存。所以中国就像外部世界的人质。不同阶层之间弥漫着紧张感。在经济快速增长时,这些问题很容易处理。但今后不会再这么轻松了。因为工资上涨,利润减少。中国希望转向高附加值产业,但将会面临与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竞争。”

草庵:不约而同的是,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先生也有类似相同的观点。 2013年到2015年是蔡昉给出的这一人口变迁的更准确的时间点,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的社会结构、企业乃至个人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蔡昉甚至预言,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好社会的变革,中国经济将面临失去的10年,甚至是20年、30年。蔡昉认为:中国现在处在怎样的经济发展阶段,人口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我们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首先是人口生育率的变化,用的指标叫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妇女终身生育孩子的数。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还在6个左右,以后这个指标持续下降,上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降到2.1,目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4,而且已经多年在1.5以下。

伍凡:这种变化带来的结果可想而知,当年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逐渐变成合适的劳动力,提供了大规模劳动供给,同时储蓄率比较高,给中国带来了人口红利。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这批劳动人口已经逐渐变成高龄劳动力,未来会接着变成老年人口,由于他们的生育率低,后继无人,中国人口老龄化在加速,劳动人口的高龄化也会加剧,这就是中国在人口方面面临的问题。

草庵:在这种人口趋势之下,中国的经济将面临着巨大挑战,包括劳动力供给等问题,我们和发达的、同等发展水平、以及比我们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相比,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可能会是未富先老。

中国现在的老龄化比例大大超过国际水平,65岁以上人口比重是8.3,世界平均水平是7.5,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仅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7%,也就是说我们在比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迎来了比较老的人口结构,因此我们把它定义为未富先老,以前充沛的劳动力供给会逐渐消失。

伍凡:目前中国经济还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依赖于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一旦结束,中国经济的出路又在哪里? “十二五”期间的五年,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仍然会持续,而且会成为一个常态。

之所以中国经济还在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导致资本劳动比提高,但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能维持投资,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下降。到“十三五”时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降到7%,就业增长则会是负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不会有明显的起色,这是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一个负面影响。

草庵:经济增长理论经常提醒我们这一点。穷国和富国在全球化中获益很多,中等收入的国家相对获益比较少,这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美国天天在抱怨说中国把他们制造业给消灭了,其实美国的制造业还是比中国强。

中国处在一个旧的比较优势逐渐失去,新的比较优势还不能确立的中间状态,这是比较尴尬的状态。日本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日本是高收入陷阱。因为日本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人口红利才逐渐消失的,但是那时候日本人均GDP已经有两万多美元。随着经济的停滞,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多,因为政府怕企业经营不下去,怕那些产业衰落。

于是政府给企业大量的补贴,导致该灭亡的产业、企业不死,最后日本僵尸企业盛行,因此整个经济也是没有效率的,而其他相应指标比如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等也全部表现不好,因此日本经济经历了所谓“失去的十年”,这就是日本的教训。

伍凡:说到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时,必然让人联想到拉美国家,历史上最有名的通货膨胀都发生在拉美,甚至高达5000%、8000%,这__样的通货膨胀是非常可怕的。世界上最高的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发生在拉美,达到0.6、0.7。中等收入很好。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中等收入的水平持续 “幸福地” 待着,这是一个经济规律。

真正穷的国家,可以有幸福感。发达国家、福利国家也可以有幸福感。中等收入的国家是没有幸福感的。比如对巴西的中等收入者而言,白天开着豪华车,晚上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停车就是一个最大的幸福。墨西哥也类似,一些研究人员在墨西哥因为治安的混乱已经不敢进村。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社会的混乱。

草庵: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中国的东南沿海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制造业如果失去了人口优势,未来就必须要进行转型。以前日本也生产服装,是世界低端制造业国家。上世纪60年代迎来了日本的刘易斯转折点,上世纪90年代日本人口红利也消失了。于是日本开始产业升级,将主要产业转型到重化工业,又转到电子产品,之后转移到高端制造业、IT业,把原来劳动密集型产业丢给了亚洲四小龙。

随后亚洲四小龙同样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东亚国家之间形成了一个转移的梯度,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学上的雁阵模型。中国转型就必须要向西部发展。沿海地区成本逐步提高,中西__部地区却还处于工业化不足的阶段。中西部地区发展工业化完全可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

伍凡:但是,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十分重要。政策选择要吸取历史教训,应推动这些地区的体制改革,而不是单纯加大投资和给予补贴,避免中西部地区过度依赖资本的__投入,而非自身的比较优势。此外,目前投资过度集中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中西部地区已经出现偏离比较优势的倾向,值得警惕。谢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

草庵: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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