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8月10日讯】民穷国富“面子”工程，财富哪里去了？MP4下载观看
伍凡：民富才能国强，这是西方的经验，也是亚洲日本和 “四小龙” 的经验。一部经济史，实际上既是一部市场发展和扩展的历史，也是一部政府如何学会规范市场的历史。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巨大危机，这些年来，“举国体制”似乎已经成为描述中国模式的一个关键词，似乎中国和世界上其它体制的不同就在于“举国体制”。
草庵：所谓的“举国体制”的另外一个名称是国家动员体制。换句话说，就是纳粹体制。应当看到，这种体制在一定的环境下的确能发挥出巨大的优势来。就是说，国家有能力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办一些大事情或者应付大危机。不过，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
一般的情况是，一个体制最成功的地方，也往往是其最脆弱的地方。如果和西方体制作一比较，人们很容易看到这一点。如果说中国是国家动员型体制，那么西方体制的主要特征就是市场动员。
伍凡：在西方，如果市场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没有任何国家和社会的力量能够平衡市场力量，那么危机必然发生。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是这样，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是这样。反之，在中国，如果国家力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没有任何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能够平衡国家力量，那么危机也必然发生。
草庵：在历史上，“举国体制”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早年的德国纳粹就是这样的体制。 1949年之后中共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典型的“举国体制”，国家通过政治手段把社会的每一个经济细胞都组织起来，在短时期内来达成国家设定的目标。但问题在于，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
在西方，政府从属于市场。尽管从总体上看，政府的经济功能在不断强化，但政府毕竟还是市场的一部分。无论是规范型国家的(国家对市场进行规范)还是干预型国家(凯恩斯主义)，政府和市场之间仍然有明确的边界，两者不能互相取代。但在中国，市场从属于政府。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的空间在扩大，其功能也在不断强化，但市场还是政府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市场只是政府实现其经济社会目标或者政治工程的一种工具。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根本不可能像一些经济学家所说出现了凯恩斯主义。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远远超越了凯恩斯主义，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国家主义。
伍凡：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之间存在着明确的边界，尽管在不同国家，两者之间的边界划在哪里是不同的。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之间存在着区别。总体上看，在后发展国家，政府的作用要比先发展中国家的大。
例如在欧洲，英国因为其最先得到发展，其自由市场的空间远较后发展的德国和法国大。不同学派的经济家对这个边界应当划在哪里的看法也不同，这可以从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和当代的不同经济流派的不同意见和主张中看出。但所有这些都不会妨碍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所以，在西方，每次经济危机发生，人们总会强调政府的作用；而每次危机过后，总会强调政府要及时退出市场领域，将空间还给市场。
上一世纪30年代危机前后是这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情形也是这样。实际上，近年来的实践表明，在西方，市场经济被视为正常，而政府经济被视为不正常。尽管经济危机还没有过去，很多人就忙着寻找政府的 “退出” 机制。
草庵：还必须指出的是，因为政府和市场之间存在着边界，政府在努力寻找和发展各种制度机制，来和市场发生有效关联。一方面，政府必须发展出有效的制度，保障市场、生产效率的最大化，这样政府才能把税基做大；另一方面，政府也必须发展出同样有效的制度，在保障能够从市场领域汲取足够的税收收入的同时，来规范市场，避免市场失控而发生危机。
近代以来，西方经济制度很多方面的创新，就是在这样一种动态中进行的。相比之下，在中国，市场存在、并生活在政府规定的边界之中，政府和市场之间不存在任何边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在向西方学习，建立现代财政税收、金融等制度。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制度的主体是政府。随着政府在这些方面体制能力的提高，其控制和调控市场的能力也在提高。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的市场空间有了很大的扩张，但政府对市场的调控能力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在提高。
在西方，政府掌握税收制度，但往往是私人部门主导金融部门。在中国，最为重要的是：政府本身仍然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就是说，政府仍然拥有一个庞大的国有部门。
伍凡：中国同时存在着三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即市场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市场资本主义)存在于经济的底端，尤其是地方，其规模不大，主要体现为各种交易市场或者民间网络，这种市场在传统社会也存在着。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前，这种市场也 “非法” 地存在着，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
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代，这个市场开始扩展。在1990年代，尤其在 “抓大放小” 期间，〈市场资本主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个市场基本上流离于政府管制之外。政府在容许其生存的同时，并不给予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支持，包括法律、财政、和金融的支持。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这个市场注定受很多限制。例如地域限制，没有法律支持，信用就很难建立起来，使得这个市场不会发展成为全国性市场。又如经济领域的限制，国家不容许私人在金融等领域发展，私人一旦进入这些国家垄断领域，就面临巨大的经济甚至生命风险。
草庵：比较而言，后两者即权贵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大举扩张。在东亚其它经济体，很多私人企业的发展是在国家政权大力支持下，并且是以依附于国家政权的条件下得到发展的。这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概念的来源。
在中国也一样。在这个领域，很多民营企业也是在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其中，很多本来就是从国有企业通过民营化(或者中国式私有化)演变而来。这些企业高度依赖和政府的关系。离开了政府，它们就会面临生存的困境。另一方面，因为这个领域的企业规模往往较(市场资本主义)领域的要大得多，国家不容许它们完全独立，会想方设法地去控制它们，保障它们不会对国家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
(权贵资本主义)近年来越来越甚，在民营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一些民营企业开始抱央企的大腿，和央企结成各种形式的联盟；对这些民营企业来说，它们得到了政治保护的同时，可以分享一些央企所拥有的政治和行政权力的好处。而对央企来说，这样做可以保证这些民营企业不会对国家构成威胁。从短期看，这似乎是一场双赢游戏；但从长远看，则可能是一场双输游戏。
伍凡：扩展得最快的当然是(国家资本主义)。 1990年代的 “抓大放小” 战略，使得从前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很快摆脱了困境。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从规模上来说，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这并不表明国企的强大。
国企完全是中国“举国体制”的工具，它更多的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民富才能国强，这是西方的经验，也是亚洲日本和 “四小龙” 的经验。一部经济史，实际上既是一部市场发展和扩张的历史，也是一部政府如何学会规范市场的历史。尽管如此所说，国家和市场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但政府从来不会把市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政府规范市场，但不是控制市场。市场创造财富之后，政府才会有能力进行社会改革，保障社会成员的经济权利。西方国家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结果，而是政府在社会力量的压力下规范市场的结果。保持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均衡，一直是西方经济体能够有效运作的首要条件。
草庵：中国的“举国体制”能够在很短时间里达到 “国富” 的状态。今天，就国家财力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但代价是 “民弱”。“举国体制”的一个特点就是，国家或者国家的代理者通过各种机制包括政治、行政、市场等等，有效地把财富从 “民” 转移到 “国”。但是，从长远来看，民弱必然导致国弱。应当看到，国富并不必然导致国强，在中国尤其如此。
在中国的体制环境下，国企并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国家的代理者。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所积累的财富并不能为政府所支配，而是为少数代理者所支配。在很多情形下，这些代理者的行为已经大大超越了政府的控制。或者说，这个领域的存在，不但没有使得政府更强大，反而是有效地制约着政府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举国体制”正在快速地导致社会资源枯竭。社会资源一旦枯竭，政府就会失去经济基础，进而是政治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