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报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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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11月09日讯】

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流程

活摘器官成为“肉体上消灭”政策的直接执行手段

在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时,为配合江泽民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政策:“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法轮功被中共媒体铺天盖地的谎言抹黑、妖魔化,学员遭到肆意绑架、关押和残害。江氏下达的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密令,更将迫害推向了歇斯底里化。在中共的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精神病院和洗脑班里,不愿放弃“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了令人发指的精神摧残和酷刑折磨、受到残忍下流的性侵犯、被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残害。虽然中共至今还没有公开对法轮功学员判处死刑,可据明慧网通过民间渠道的不完全统计,迄今已有三千二百六十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得以证实。活体摘取器官就是对江泽民之“肉体上消灭”政策的直接执行手段。

从这个政策延伸出来的就是,“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这成为了一些警察对付坚定的法轮功学员的口头禅。所以不管多少法轮功学员在非法关押期间被折磨致死(到2009年,明慧网收集到的有名有姓的就有3300多例,实际数字会高得多),中共从来不惩罚肇事的警察,反而树立成反法轮功标兵,升官加爵。

活摘器官从江泽民和中共中央下达的密令、文件送达各大军区开始,军队成为中国活体割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移植管理系统的核心和总负责机构。军队、卫生部、六一零、警察、看守所、监狱系统配合,将法轮功学员在全国范围内抽血、注册、电脑管理,作为统一的活人器官库,统一关押、分配、调度、运输、活摘、焚尸灭迹。

2006年,沈阳军区后勤部下属的一名老军医披露:中共中央同意将法轮功作为阶级敌人进行任何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处理手段,无须上报!也就是说法轮功如同中国许多的重刑犯一样不再是人,而是产品原料,成为商品。

阶级敌人,是中共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常用政治术语,指阶级斗争中处于敌对关系、敌对状态的人和政治-社会集团。被称为阶级敌人的人是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这些人被规定为专政对象,成为所有政治运动的靶子。他们是所有基层单位、街道治保工作的重点控制对象,没有自由活动、通信、交往的权利,必须经常向管理者汇报其行动和去向。对他们可以不经批准就采取隔离、搜查等措施。他们是制度化的被统治阶级、人民公敌。只要不属于人民范畴就没有公民地位,没有政治权利就没有法律权利──甚至连属于法律底线的人身、尊严、住宅、通信权利都不受保护,更谈不上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了。所有这些,随时可以以革命(阶级斗争)的名义实施剥夺。

阶级敌人被中共舆论工具指为仇恨人民、心狠手辣、危险异常的恶魔。对他们不适用人道主义的原则,不管怎样严厉残酷都没有错。无论人们对阶级敌人有无直接经验,都被调动起仇恨。在对危险的恐惧中,人们只能寻求无产阶级专政的庇护,并转移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物质匮乏的注意力。人类怯懦、侥幸的心理缺陷因此得到了安慰、满足(“至少现在我还是安全的”):他们一边用攻击戴上阶级敌人帽子者来证明自己划清了界限,保障自己的安全,一边更加无条件认同现存体制,到了不惜践踏理性(比如人道底线)的地步。

这种用法导致的严重后果是,让具体的个人(生命个体)承担抽像的阶级的罪恶,使所有攻击者因此获得了最正当的理由,弃绝了罪恶感(没有个人责任)而无所不用其极。

中共早已经把法轮功作为阶级敌人,也就是最严厉打击的对象,也就是重刑犯。所谓的沈阳苏家屯地区的医院仅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分,目前的法轮功基本上还是在监狱、劳改营、看守所较多,只有需要的时候才大规模调动。2006年时,全国最大的关押法轮功的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仅在吉林九台地区的中国第五大法轮功集中关押地就有超过1.4万人被集中关押。

沈阳军区后勤部下属的老军医接触的资料中,中国最大的法轮功关押地在吉林,只有代号是672-S,关押人数超过12万,集中了很多的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重刑犯,各种政治犯,但是地址不详。他曾经目击从天津向吉林地区的转移列车,一次专列转移超过7000多人,全副武装,夜间进行。所有的人都被铐在专门的扶手上像被吊起来的白条鸡一样。

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体系中的成员眼中,这些被进行器官移植的人员已经不被作为人类看待,而是如牲畜一样的动物,做一例,两例或者还心有余悸,但是一旦经过几千几万例的过程后,一切都被改变,活体移植、活人焚烧都变得麻木。

活摘器官作为政绩受江系集团鼓励

江泽民曾一度独揽大权,曾同时担任中共总书记、中共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在持续13年的针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军队是迫害的重要一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出现在中南海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前,向当局和平请愿。史称“4.25”。当天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万年接到党魁兼军委主席江泽民的指示,要求全军特别是北京地区军队和武警部队反对法轮功的工作进行紧急动员部署。按照张万年的指示,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立即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全军迅速行动起来,查清军人及其家属子女、离退休老干部参加法轮功及其他类似组织的情况,并在全军范围内进行无神论洗脑式宣传。其间,张万年多次给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打电话或当面指示,要求有关部门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彻底清除军队内部的“法轮功”。

在1999年7月20日中共公开宣布镇压法轮功的几天后,总政治部即下发文件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在反法轮功的斗争中“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引导官兵认清“同法轮功的斗争,是捍卫共产党人的根本信仰,捍卫共产党的领导”。国防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作为军队系统的理论研究机构,其撰写的反法轮功文章获得中宣部奖,该文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此外,总政治部还通过编写材料、录制大批音像,召开各种反法轮功会议,人人过关等形式进行迫害。开除法轮功学员军籍或强迫复员转业;本人及亲属修炼法轮功的不准入伍、不准读军校。这项规定从2001年正式实施到2011年还在强调执行。对坚持信仰的高级军官则由军事法庭判处徒刑。

从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六年五月份,中共中央军委开过六次“处理涉外宗教问题”专门性会议,主要就是针对法轮功。以中共军队后勤部为首的军队系统层层开动,开始按照军委主席江泽民的意愿活摘器官,达到其“肉体上消灭”的迫害目的,而贩卖器官这种一本万利的买卖又成了一条被江泽民默许而鼓励的军队生财之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军队医院开始对社会实行有偿服务,在对外有偿服务方面,军队医院客观上追求的不再是“效用最大化”,而是“利润最大化”。早在一九八九年,军队医院就开始不愿意接收军人住院,医院为了利益必须算出需收多少地方病人(非军人病员),才能赚够医院要求的数额,之后才考虑接收军队病员的人数。军队医院早已将“为兵服务”这一宗旨改为“为官服务”、“为人民币服务”。

解放军452医院位于四川,2000年,医院设备陈旧、医生缺编、外债近千万,被称为乡镇医院,2002年,院长张聪与一名地方企业家签订协议,由私人投资800万元,与医院共同经营肾移植科。共同经营期间,企业家每年给医院交120万元,并无偿为部队服务。结果452医院完成331例肾移植手术,肾移植例数居四川全省之最。2007年,医院在创收近700万元后,以400万元价格收回企业家投资的全部设施设备和经营权,452医院的这一做法,在全军卫勤系统引发关注,军内一些医院纷纷效仿。

军队医院看到移植潜在的巨大利益,于是大肆推广移植,靠着地方医院不具备的大量供体来源,取得了地方不具备的移植优势。如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联系北京清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玉泉医院肾移植中心主任李宏辉,他表示,由于四川成都的供体来源多所以被调派到当地部队医院支援。在空军成都医院具有二十二年资历的许主任(亚宏)说,他本人主刀的就有五百多例肾移植,这两三年平均每年一百多例。他直接在电话上告诉记者,该医院使用法轮功学员的肾脏。

解放军总医院肝胆外科主任董家鸿接受新华网采访时就算了一笔账,肝癌患者如果做肝切除的话,三甲的省立医院,一个肝癌平均下来在2-3万人民币。而肝移植就是10倍的价钱。肝移植差不多在20万。排异药物对每一个移植病人来说,需要终身服用,一年五万到十万之间。移植手术不只是意味着巨大的手术利润,患者终身需要服用的排异药物(免疫抑制剂)给医院带来绵绵不断的巨大收入,如同一笔活的定期存款,每年都送利息。

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认为2005年就进行了近万例肾移植、近 4000例肝移植,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峰,这一年就有2万例。而1999年全国仅有4000多例肾移植,肝移植数字近乎于零。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的费用表中开价是肾移植6万多美元(约合40多万人民币),肝移植10万美元(约合70万人民币),肺和心脏器官更贵,要15万美元以上。而按照业内器官价格占总费用的50%和石炳毅提出的缩水数字估算,仅2005年来自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给军队带来的纯利为近5.6亿美元,近45亿人民币。而实际的活摘器官数字,即在中国军事设施和军队医院所进行的地下非公开的器官移植数量要比公开的要多几倍。这其中还没有计算从药品、手术费、护理费、住院费和其它来源的营利。中国与世界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器官交易网,中国是国际活体器官交易的中心,几乎在2000年以后一直占世界活体器官移植总数的85%以上,该数据是军委上报资料的一部分,几个人因此升为将军,原因就是该领域的所谓“成绩”,其中一人就是总后勤部政委孙大发。

2005年7月至2010年12月任总后勤部政委的孙大发,1999年1月后任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2001年被江泽民提升为中将,2003年8月后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2005年1月任南京军区副政委、纪委书记,2005年7月任总后勤部政委,官运又连升两级。孙大发刚上任,便面对苏家屯集中营曝光事件,他因在沈阳军区主管活摘器官,被推到了中共掩盖真相的前台,他向全国各地方相关军事机构转发了在北京秘密结束的一个会议精神,要求“针对特别军事监管管理区(即集中营)问题的资讯大量外泄”问题,“进一步封闭法轮功的资讯管道,强化保密体系,并重申对泄密行为的严厉处罚。”

中共军队系统医院开展了超常量的器官移植(很多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短短几年即可达数千例),中央军委直属部队医院、七大军区总医院和所有的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无一例外的参与了器官移植。许多不符合移植手术条件的军队序号医院和武警医院都大力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器官移植的数量巨大。异常短暂的等候时间(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上海长征医院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意味着军队医院系统随时有大批的备用供体。而多所武警医院供体来源充足,其本系统负责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的武警及其医院涉嫌用法轮功学员作活体器官供体库,为军队医院的器官移植提供“来源充足”的供体。鉴于军队系统自成系统的特殊性,一条龙的黑箱操作掩盖着军队医院系统全面参与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本报告涉及的仅仅是冰山的一角。

在非军事系统里,迫害法轮功关系到官员的政治生命。为了推行其迫害政策,同时解决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具体问题,1999年8月10日至15日,江泽民借开会之机来到了辽宁。此前江泽民是很少“巡视”到东北的。中共媒体报导称是要在沈阳召开“东北和华北地区八省市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但据薄熙来最信任的司机王某某披露,江泽民非常明确地对薄熙来表示:“你对待法轮功应表现强硬,才能有上升的资本。”当谷开来听说这事时,马上给薄熙来出主意,大连只有在迫害法轮功方面“脱颖而出”,薄熙来才能“鹤立鸡群”,获得晋升的机会。

于是,薄熙来马上加大力度迫害大连的法轮功学员,与此同时,在江泽民的批示拨款下,薄熙来扩建了很多监狱,全国各地无处遣送的法轮功学员都被运到了大连,包括后来薄熙来就任省长的中国辽宁省。

大连很快成为全国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据明慧网报导,1999年秋,为了阻止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薄熙来下令在火车、汽车站入口处的地上,贴上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大幅照片,上车、下车的人都必须踩在照片的头上才能通过,凡是不愿踩的,就被当成是法轮功学员,就地直接抓捕到派出所。薄熙来利用这个办法抓捕了很多人。薄熙来下令辽宁所有劳教所、监狱,“集中全部力量转化法轮功”。

就在法轮功学员的血泪基础上,一直官运不顺的薄熙来开始青云直上。1999年江巡视后不久,薄被提拔进了辽宁省省委,2000至2001年期间薄当上了辽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2002年成为省长。薄熙来一当上辽宁省代省长,就下令新建扩建了沈阳马三家劳教所、龙山教养院、沈新劳教所等,让辽宁省成了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谷开来、薄熙来就是中共活摘器官最初的主谋之一。薄熙来选择突破人类道德底线,在地方率先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被法轮功海外起诉而且被判有罪之后,江泽民把薄熙来看成了江派在18大后政变后的权力接班人。

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尸体获利巨大,再加上残害法轮功学员被薄、谷夫妇在大连及辽宁省定为“废物利用”,同时有江泽民亲自承诺“打死法轮功学员算白死”不追究的免责保护,活摘器官及贩卖尸体成为大连最赚钱行业。

当年从大连和沈阳市及辽宁省委省政府高层,特别是辽宁省(主要是大连和沈阳市)卫生厅、军警、公安和医疗系统及黑道中介等共同参与其中。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都参与了这项罪恶,他们当年跟大连医学院紧密合作,大连、沈阳和辽宁卫生局系统、武警部队的不少官员、医疗专家、高干子弟都涉入其中。

在2003年前后,大连医学院一位院方高层的女儿从海外留学回来后,一直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移植,因此患上忧郁症跳楼自杀,薄谷开来也在这个时期患上严重忧郁症,这些事情当时在辽宁高层引起震动。

在中国大连非军事系统中发生活摘及盗卖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器官及贩卖被残害法轮功学员尸体的罪恶后,由于利益巨大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政策对此罪恶的保护,以及中国及海外器官移植市场上器官的极度缺乏,中国社会每年有150万个器官需求,但每年只能有1万个器官提供给移植手术(包括部分非法获取的器官),这样一来,非法盗卖被关押法轮功学员器官及尸体的罪恶迅速在中国其它省市和地县蔓延开来。

之后,在中国各省市劳教所、看守所和临时关押设施及监狱中,普遍发生了由中国政府政法系统、政府医院(包括军方及武警部队医院)和黑社会器官中介联手合作,活摘及盗卖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尸体的骇人听闻的罪恶,中国从2000年到2005年间,大量器官移植手术如蘑菇云一样出现,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器官大国,仅次美国,排名第二。

2012年5月,追查国际调查人员以前任政法委书记罗干办公室张主任的身份,与中共政治局常委、主导舆论宣传、属于江派的李长春通话。李长春在电话中确认,有关活摘器官的事,“找周永康,他在管”。这再次证实活摘器官是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官方行为,而不只是薄熙来等少数人的罪行。

为延续江派在18大的权力,江泽民秘定薄熙来接周永康的政法委书记职位,因薄熙来在迫害法轮功方面血债累累,被法轮功在多个国家以“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起诉,正因此,薄熙来才有“资本”被选为18大江派的“第二权力中央(政法委系统)”的权力继承人。

江泽民、曾庆红和周永康秘密拟定的政变计划,是让薄熙来在十八大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再通过二年时间实现完成政变──废黜习近平,让薄熙来作为政变之后的中共最高权力继承人。就在江派政变密谋实施一半的情况下,王立军的出逃,牵扯出薄熙来、谷开来的罪行,令活摘器官这个反人类罪行再次曝光在国际社会。(待续)

——转自《明慧网》

(责任编辑:简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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