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4月05日讯】当张学良按照与中共的约定发动了事变之后，中共却迫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压力改变了对张所做出的一系列承诺，把张晾了起来。如此才造成张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只身陪蒋介石回南京以领罪，进而惨遭蒋介石软禁半个多世纪的可悲结果。
据《西安事变新探》一书记载：关于张学良是中共党员的最权威的说法，来自于阎明复，张友坤的证词实际上亦来自于阎的说法。而阎明复的这一说法，又来自于另外两人。一为前东北军将领，后来成为中共将领的吕正操。据阎回忆，他受命参加了张学良的葬礼之后去看望同样年事已高的吕正操，是吕说了一句：“张汉公是共产党员。”一为前东北籍大学生，后主持过东北军史整理编辑工作的宋黎。
据他回忆，宋黎说过，当年宋曾特别就此问题请教过西安事变前和西安事变期间曾经代表中共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叶剑英，说“叶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宋说他已把叶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装进保险箱，准备死后再拿出来上交。
文章指：“但阎的回忆文章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他说他在1995年夏天去过苏共档案馆，偶然发现了1936年12月初共产国际给中共的一份电报，电文内容就是关于中共应该从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中的先进份子里去扩大自己的队伍，而不应当靠吸收军阀入党来发展党。”
“他强调：‘以后的事态表明，尽管共产国际明确表示反对张学良入党，中共仍决定发展他入党。’在这里，阎所‘发现’的电文内容，与莫斯科1986年就已经公开的共产国际1936年8月15日政治指示电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共产国际是否在12月初又再度就此致电中共中央颇让人怀疑，会不会阎‘发现’的就是8月15日政治指示电？”
“而其后所谓‘以后的事态表明’如何如何，逻辑上更不能成立。因为，共产国际8月15日政治指示电已经明确否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希望吸收张学良入党的提议，如果中共中央真有‘仍决定发展他入党’的措施，也应当是在8月政治指示电到达之后，而不致于拖到12月初共产国际再来电报反对之后。何况，此时距离西安事变的发生不过几天时间，叶剑英等有资格将此一决定告知张学良的中共代表也不在西安，如何实现此一‘发展’？当然，阎文对于中共中央是否真的发展了张学良，也不能肯定。他的说法是：‘现在不清楚的是，中共中央吸收张学良入党的决定，有没有通知张学良本人？叶帅同宋黎的谈话记录将会揭开这个谜。’”
以往按照大陆史观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一些基本看法和观点，“会发生根本的动摇和改变”。因为，张学良既然是中共党员，那么理所当然西安事变是中共在幕后主导。中共既然推动并主导了事变，自然也就应当与张同进退。
然而，当张学良按照与中共的约定发动了事变之后，中共却迫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压力改变了对张所做出的一系列承诺，把张晾了起来。如此才造成张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只身陪蒋介石回南京以领罪，进而惨遭蒋介石软禁半个多世纪的可悲结果。问题是，能够确定地说，张学良是中共党员吗？
寄希望于当事人之一的叶帅的回忆，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第一，现在还没有人看到过宋黎的这一记录；第二，我们也很难确保宋黎的转述不会与叶帅叙述的原意有所出入；第三，就证据而言，任何回忆，更不要说经过了几十年的回忆，都必须要有相关的文献资料加以印证才比较可靠，而目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俄国，仅存的三件可以反映张学良入党问题的文献资料，都还不能支持上述说法。
1936年6月30日刘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只提到张学良要求加入中共；7月2日洛甫代表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也只提到我们“将来拟许其入党”；8 月15日共产国际政治指示电，也只是说明：对“你们关于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我们感到特别不安”，强调“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成是可靠的盟友”等。
文章还指：“中共中央于7月2日告诉共产国际，他们尚未正式决定吸收张学良入党，但‘将来拟许其入党’；而事实上，他们已经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有意接受张学良入党；只是因为张的身份太过特殊．为稳妥起见，才对共产国际把话说得比较委婉，以试探后者的反应。”
而在整个西安事变策划和实行的过程中，张学良依旧是我行我素，一切以自我的意志行事，并不受中共的指挥。这正是为什么当事变结束，张学良被囚之后，尽管身陷囹圄，命运未卜，他第一位考虑的仍旧是东北军的前途问题，生恐东北军继续与中共“红军”保持统战关系，会造成难以预测的严重后果。故他明确建议蒋介石把东北军尽快调离陕甘地区，脱离中共与中共的军队。
（责任编辑：李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