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6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贵远编译报导)轧伟林，73岁，5月25日在北京一个空旷的停车场上吊自杀，以此最后一次悼念他的儿子，就像他23年来用其他各种方式所做的。他的儿子于1989年6月3日晚上遭中国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毒手身亡。23年的等待、23年的上访和质询，23年对伸张正义的追寻，老轧绝望了，以这种激烈的方式最后一次发出自己不平的声音。
《华盛顿邮报》报导，在2004年轧和妻子的举证录像中，他显得很伤心但很坚定。他们代表天安门屠杀受难学生的父母质问中共政府：“为什么对人民群众动用真枪实弹？……堂堂大国，泱泱大党，杀了我儿子，连道歉都欠奉。”
天安门大屠杀以来，没人理会伤心欲绝的遇难者父母们提出的问题，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相反，军事镇压后立即进行大规模逮捕和清洗，政府随后殚精竭虑地致力于在民众中重塑其执政合法性，统一该事件的官方口径，信誓旦旦地承诺悲剧将不会重演。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的士兵们成了“共和国卫士”。发起爱国运动，说什么为了稳定与繁荣、遏制西方阴谋分裂和削弱中国，军事镇压是必要的。
今天，天安门事件仍是一个忌讳的话题，偏离官方定论的说法在国内都被消音。官方所谓“反革命暴乱”的说法一成不变。流亡者想回国参加父母的葬礼都不被批准，研究该事件的学者去中国的签证申请不予通过。
轧与妻子和天安门母亲们在与遗忘进行着抗争。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是丁子霖，丁子霖17岁的儿子在大屠杀中遇难，尽管政府的镇压升级，她发起了“一位母亲的运动”（天安门母亲运动），收集遇难者的名字。这份名单包括如北京某大学的讲师肖波，他被打死时恰逢27岁生日，留下一对孪生子，刚出生才70天。
丁的努力其实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她在1993年收集了16个名单，到2012年已发展到202个，但还远远谈不上完成，真正的数字隐藏在23年的掩盖、造假、压制和压抑中。
这份名单的排列没有按字母顺序，是按受害人信息揭载的日期排列。例如，丁说，当局要求肖波的妻子对丈夫的死保持沉默，否则就不让她在校园内自己的房子里住。这位年轻的母亲觉着带着孩子无家可归没有办法，所以她只好隐姓埋名，直到丁在1993年找到她，她丈夫的名单编号是8号。
轧的儿子位于名单上的131号。这位年轻人叫轧爱国。名字体现着“爱国心”。1989年的学生示威者自称“爱国民主运动”，这意味着他们无意推翻政府，他们秉承长久不衰的儒家传统，帮助统治者改善治国之道。汉学家林培瑞说，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存在“忧患意识”或居安思危的心态，“他们致力于改善社会，无论他们成功与否，是中国知识分子最纯洁高尚理想的勇敢展现。”遗憾的是，因为他为天安门事件发声，林培瑞被禁止去中国大陆。
自从轧爱国和其他人被害的那个夜晚，爱国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尽管天安门事件时代的学生们强烈批评中共当局和力主政治改革，他们的后来者在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倾向于把政权和民族混为一谈，似乎捍卫北京政府就是捍卫中国。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一些海外中国学生”签发了一封信，说“天安门母亲”是有罪的，培养孩子成为美国走狗。
正在崛起的中国却害怕这些“走狗”和他们去世的家庭成员，这发人深省、意味深长。墓地都安装监控摄像头，袁力的墓地附近就有，袁力在1989年被杀害时是一名研究生。袁的父亲2011年去世时，一些天安门母亲想参加葬礼却不被批准。
屠杀所造成的恐惧，从哈维尔作品的翻译者崔卫平教授讲的故事可见一斑：一个家庭的长子被打死后，他的妹妹先后谈过两个男朋友，都是因为知道了她哥哥的事而导致分手。妹妹和母亲一致决定，妹妹再谈男朋友时，不再提及哥哥。现在她已婚，并有了一个女儿，而她的丈夫至今也不知道大舅哥遇害之事，或干脆就不知道曾有这个人存在。
老轧是对冤案昭雪不抱希望了吗？或是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走投无路，只有以死抗争，提醒我们要记住真相呢？我们无法知道。不管是哪种情况，我们知道，老轧不仅仅和一个家庭有关，这也涉及到我们，悲剧发生在过去但也涉及到现在。如果我们袖手旁观，那么我们作为人类和世界公民的尊严何在？
也许天安门母亲所做的有助于提醒我们这样一个事实：政府命令其军队对本国人民开火的那一刻，它就失去了其执政合法性；当一个政权告诉它治下的人民，人的生命和权利、人类尊严和体面的可以为了所谓更高的目标，如民族自豪感和经济发展而“牺牲”，这就意味着任何原则都可以因为要“致富”和“崛起”的理由而不被坚持，这种理念是天安门事件后中国主要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根源。
轧伟林的死提醒我们，如果像天安门运动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它将不会像1989年那样是出于信任和热情，它将是愤怒、失望和不满的综合爆发。
(责任编辑:张东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