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空污难忍 广州新车上牌删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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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09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贵远编译报导)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中心之一、广州这个大都市最近公布将执行限制汽车上牌的政策,实行车牌拍卖和摇号抽牌,预计将把新车上路数量消减大约一半。

《纽约时报》报导,作为中国的第三大的城市,广州的这个举措是中国一些大城市发起的生活质量优先短期经济增长的一系列举措中最严格的,相较之下,中共中央对这些举措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行动缓慢。

这些措施有可能帮助中国减轻臭名昭著的空气和水污染,减少长期保健费用,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地健康增长。但是,这是以短期发展受挫为代价的,经济学家们说,北京和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关注中国经济增长急速放缓。

广州市发改委副主任陈浩钿说:“当然,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增长有所放缓,这是为了所有公民更健康,是绝对值得的。”

中国东部地区的南京和杭州开始要求消费者使用更清洁的汽油和柴油。从中国东南部的海滨城市东莞和深圳,中部的无锡和苏州,到北部的北京,这些城市正在迁出污染严重的工厂。在有关汽车排放的规定还不是那么严格的时候,中国西北地区的西安和乌鲁木齐就禁行和报废2005年之前生产的汽车。

香港丝路咨询公司(Silk Road Associates)的总经理贝哲民(Ben Simpfendorfer)说:“最终达成的共识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面对公众要求解决交通拥堵和污染的压力,中共各地方政府已派出代表团到广州参观。北京的一位为交通政策制定者担任高级顾问的安锋说,因为担心影响到汽车行业的发展,北京中央政府叫停进一步对车辆的限制。他说:“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争斗。”

北京市政府在去年初开始限制新车牌的发放,当时经济有过热的危险,在目前的经济衰退时,广州是全国第一个实行限牌的城市。面对交通不畅的不满,在过去的几年中广州市在修建大型公园和著名的歌剧院的同时,也建造了庞大的地铁系统。

当地政府的举措并不是中国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一年前,当局为成功遏制通胀,对信贷进行了限制,造成许多中小型企业的信贷短缺。其他广泛的经济问题积重难返。这些问题包括工业产能过剩和许多国有企业的垄断性控制,以及贷款的低效率分配。

经济学家说,现在企业承受的行政负担越来越重,增加了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香港经纶全球研究院(Fung Global Institute in Hong Kong)的研究总监肖耿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经济放缓很可能是一个趋势,而不是一个短期的循环。”

香港工业总会副会长刘展灏说,排污工厂被迁出日益富裕的中国东南部城市,中国西部和北部的贫困城市也拒绝接收,除非他们系统安装昂贵设备来控制排污。他说:“没有迹象表明这些费用会因为市场疲软而下降。”

中国的一些高管抱怨管理成本上升,特别是地方上的新法规与工资上涨凑在一起。商界的批评人士表示,在经济放缓的时刻,背离中国过去30年为了繁荣肆无忌惮的发展,时机选的不太恰当。

而地方政府的举措可能会制约短期增长,这些都属于宏观转型的一部分。中国不再仅仅是一个名义上是共产主义、实际奉行资本主义原始形式的发展中经济体,它正在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化经济体,其领导人必须越来越多地听取市民的意见,寻求经济增长与环境、社会福利等诸多问题的平衡。

问题是:中国将承受多大经济增长放缓和成本上升的阵痛,以实现一个更加平衡和可持续的经济?

公众环境政策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主任马军说,去年大连、什邡和启东等城市发生对污染工厂的抗议示威后,地方官员们更加注重环境问题。被当地和全国民众口诛笔伐后,上述城市的官员都妥协了,同意停止在建的涉及污染的工程,或将其彻底关闭。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北京代表处的资深律师布伦南说,她在中国历练30年,去年看到了变化,市政官员不再力抗要求解决污染问题的压力,开始到她的办公室来咨询。

然而,新政策会带来多大的环境效益,目前还难以估测。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大气研究中心主任刘启汉说,一串台风过境,给中国今年夏天空气质量指标与往年的比较增加了难度。广州的多种污染物的排放量在2007年和2008年达到高峰,由于经济增长疲软,污染物排放在2009年和2010年有所下降,2011年随着增长回复,污染物排放量又开始上升,但没有达到2008年的水平。

刘先生说,每美元的经济产出伴随的污染明显下降。因其在酸雨中所起的作用,二氧化硫在中国环境污染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全中国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已经减少,广州地区尤为明显。

地方政府的财政依赖出售和租赁土地给业者可能政府面对企业时底气不足。但市政府还拥有自己的许多企业,这些企业对类似车牌限制这样的政府政策的挑战会有所顾忌。对此,陈浩钿说:“汽车公司归政府所有,他们必须服从政府。”他补充说:“如果没有健康保证,国内生产总值(GDP)再高有什么用?”

(责任编辑:张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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