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9月04日讯】（大纪元记者童景、林达丹麦编译报导）6月13日至15日，胡锦涛访问丹麦。之后，丹麦社会围绕着丹麦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从经济利益到丹麦人引以为立国之本的人权、民主、自由等基本问题，引起人们广泛而热烈的讨论至今。
丹麦罗斯基勒大学 (Roskilde Universitet) 社会和全球化研究院副教授欧勒•布鲁恩（OLE BRUUN）曾经在中国进行过深入的社会调查与研究，他回国后不久，针对当年丹麦科技大臣海格•山德（Helge Sander）访问中国以及随后的一系列合作项目等，于2009年1月在丹麦《政治报》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丹麦人的中国幻想”的评论文章。他以研究学者的严谨治学态度，举出许多他在中国亲身体验与调查到的实例，对当今中国现状作了独到而深刻的分析。此文虽然时过三年有余，但是文章中的论点至今仍深具启发性。为此我们把文章编译如下，以飨读者朋友。
在北京建立大学中心，一个对中国政府绝对屈从的合作
2007年，丹麦科技大臣海格•山德（Helge Sander）访问中国，之后我们经历了丹麦的财团派大臣随声附和这个共产政权，并表示支持这个政权“将中国打造成创新社会”的项目。
科技部的战略计划中这样形容道：“这几年里，我们见证了这个有着千年古老文化的国度，以其无与伦比的人力资源、能源及其非凡的雄心勃勃，所进行的现代化伟业。” 因此，“全球的知识中心正在转移——它正在向中国转移。”
其结果是，我们现在要花费几亿克朗去中国建立并营运一个丹麦大学中心。而与此同时， 丹麦大学却遭受着财政压力，许多丹麦研究人员因教学的沉重负荷，研究工作却成了他们可望不可及的幻想。
诚然，从顺应全球化的趋势来讲，我们要走向世界，丹麦的研究应该对促进全球性的知识型社会有所贡献，特别是当其符合丹麦的利益时。但是问题在于，在目前的这个投资计划中，没有看到任何知识型社会的影子，更罔论看到丹麦模式——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技术和自然科学的交汇融合的踪迹。
丹麦代表团陈述道：“我们必须接受的是，中国人对某些事物比其它事更感兴趣。”因此，丹麦（大学）中心必须专注于生物医药和生物技术，这是中国政府优先考虑的领域，以及中国（政府）感兴趣的其它领域包括纳米、环境和信息技术。一些规模较小的领域，如建筑领域和教育科学领域几乎只是象征性的。因此这是一个完全屈从于中国政府的合作，他们能够专断哪些领域可以进行研究。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投中国政府兴趣与短视的丹麦商业兴趣之所好，这一切被包装在所谓中国作为国际知识中心的空洞大话中。
最基本的言论自由是知识型社会的试金石
中国可以是其它形式的社会，但绝对不是知识型社会，他也根本没有此愿望。2006年中国全国代表大会宣布说，他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创新型的社会”，其实他真正的目的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对于知识型社会的通常理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的，知识的平等和普遍认同是知识型社会的基石之一，就像普通教育、批判性思维是使用新信息技术的先决条件一样。因此，知识型社会是建立在教育、信息、媒体自由、参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学术自由和研究自由等基本权利基础上的。 此外，保护各种形式的多样性，是知识型社会中培养创造力的先决条件。根据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最基本的言论自由是知识型社会的试金石。
以上的描述并不适用中国的现状。这个丹麦在中国的项目完全是一个技术型社会的项目，它明确分割在国家强力支持下技术领域的创新，与文化、社会或政治的创新——这经常被当局定为犯罪行为。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这个政权在陈述自己目的时用了“向创新转型的社会”的说法。这是一个推行镇压的政权统治之下只求纯技术科学的模式。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在中国一样，它采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监控、过滤信息，并控制所有形式的通讯。与其说中国正在走向知识型社会，不如说正在走向技术法西斯主义。
大学教授没有与学生讨论政治或社会问题的自由
把丹麦中心称为大学，这是一种政治手腕。在中国，大学教授不可以和学生讨论政治或社会问题，中国设定这样的禁区已经是很长的一段历史了。教授因为民主和人权的讲学或仅仅提到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而被赶走。是否丹麦的研究人员也要闭嘴？如果一个丹麦研究人员对法轮功感兴趣或者在他的办公室挂起达赖喇嘛的照片，是否他也要被开除？
中国渴望更多创新技术的原因很简单。这个国家显着的经济增长是因为大量出口廉价的低附加值的工业产品。这种生产技术含量低，并以巨大的原材料和能源消耗为基础，而原材料的价格在不断地上涨。同时污染已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此外，中国由于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同时又不愿开放自己的市场，而越来越受到外界压力。
中国政权正试图通过给外资企业施加日益增大的压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希望外国公司不是仅仅把生产线、同时也把研究和技术转移到中国。对我们来说，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应该帮助这个中国现政权去实现其目标。我们是否应该接受，丹麦大公司或因为受压或被诱惑，而将其研发中心移向中国？那么下一步，他们是否将屈服于中国国家权力利益在世界范围的影响，而最终将总部搬到那里去呢？
与中国现政权的屈从性合作，最终只会伤害丹麦
在中国现政权下，我们只能看到，所有我们出口到中国的知识和技术，最终会被用来对付我们自己。特别是在生物技术领域，丹麦公司现在处在危机之中，而中国政府正大张旗鼓地扩大其出口能力（他们使用西方公司无法使用或无法竞争的手段）。 看来向中国政府提供研究帮助实在不恰当。
中国政权尽管重视技术，尽管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技术人才教育，他们正在为非常低的创新程度而努力。在中国一个普遍现象是，中国大学的工作人员如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承担项目和任务，他们可以很容易使他们的工资翻番。他们对基础研究的动力极低，真正对知识的兴趣微乎其微。此外，抄袭盛行于学术界。
以知识为基础的中国经济部分，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不断下降，甚或可以忽略不计。此外，在主要大城市的高科技聚集地，经常与外国利益相挂钩，而难以扩散到周围的社区。
中国仍然是个抄袭国家，快速赚钱是主要动力，创新本身并非是其目标，但在复制、并行生产以及盗窃理念方面却有巨大的创造力。
虽然中国在教育方面有较大进步，但是在自主性和创造性方面的教育普遍非常低下。 在中国，创新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自由——言论自由、辩论和学术自由。至今为止，中国一直依赖外来的创新，也就是通过外商的研究兴趣、与国外大学合作。例如，居住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华人在这种转移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创新型社会基于自由社会制度
最强大的创新型社会是那些文化和精神生活滋养下，对技术和科学的追求，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相互启迪，是人们在哲学和社会辩论中的思想自由，帮助个人从教条和压迫中解放出来的社会。
所有可能带来创新的社会链，都会对中国政权构成威胁。中国政权对人民宣传说，以发展和理性为基础的科学，而他们自己却只使用权力的逻辑，避免最理性的、一个建立在人民民主选举基础上的领导机制。
中国人生活在政府控制的泡沫虚空中
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政府控制的泡沫虚空中，所有的信息来源都经过过滤。文化生活裹足不前，电影、音乐、戏剧、艺术、宗教等等只在外国人和部分精英会聚的地方出现。你会觉得这种无限的空虚——一个只有中国人才能生存的社会：除了成为国家发展项目的机器外，只能“吃饭、拉屎、睡觉和消费”，或如记者纳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描述的：中国人生活在一个“蚕茧”里。
我们为什么要支持一个大多数中国人想摆脱的政权？当然说中共并不是一个多数人支持的政权，有点武断，但是很难反驳！一种天真的想法是：“帮助”中国政权成为具有吸引力的国际知识中心，然后期望这个政权大发慈悲，放弃权力，让道给民主的力量。
为了获得丹麦在中国建大学的消息，我用了近20分钟的时间，连接到丹麦大学的网站后才得知的。当时我正在中国南方进行研究访问。有些日子里，我不得不放弃与外界联系，很可能是因为审查没到位，因此他们索性将网络连接中断。中国互联网的审查是巨大的，基本的上网工具，如谷歌、维基百科和一些外国新闻媒体根本无法使用。所有形式的通信，包括电子邮件、移动电话和Skype都被监控。 只有那些接受中国审查的网站才工作正常。这难道是一个知识型社会吗？
因研究中国农村地区发展无辜被警察扣押
之前我曾经在一个中国的农村，被警察扣押了两小时，他们认为我没有权利在那里出现，尽管这个村庄坐落在一个对外开放的地区。我和我的助手因为研究中国农村地区的发展，被邀请到一个友好的农民家庭。但村干部很可能因其严重的腐败问题而感受到威胁。我们这些研究社会科学的人越来越多地发现，中国当局为我们设置障碍，或者直接把我们赶出当地，以使我们得不到那些让当局难堪的信息。我想再问，这是一个知识型社会吗？
中国当局竭尽全力限制和统一信息
为了与其国家项目相一致，中国当局竭尽全力地限制和统一信息，而不是一个社会 ，包括知识型社会所应有的 ，去激发知识的流动。中国政府领导人温家宝说：“新闻媒体的作用是控制舆论”，言外之意就是保护党，反对叛乱，并确保党的持续控制。中国国家拥有所有的电视频道，并保持政治上的控制，而资金则几乎100％来自私人广告。因此，对有控制权的当局来说，所有的频道既是宣传的工具，又是摇钱树。中国电视的基调是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在一些大型活动如奥运会或最近的“长征”航天飞行，电视会集中大势宣传中国未来的伟大和国际主导地位。
中国乳制业三聚氰胺的丑闻揭露了中国社会的知识缺乏。牛奶公司和外国投资者早在案件公开之前就清楚地知道此事，但他们被告知闭嘴，直到奥运会结束。同时国家监控审查所有提及丑闻的消息，同时党的权力机制开始启动以阻止诉讼。
媒体也制造信息来煽动人们对某个人和某群体的愤怒情绪，视他们为国家的敌人。如在近几年，对西藏人和新疆人的仇恨宣传，他们的住所被登记，并被赶出城市。最明显的是奥运前夕的新疆爆炸案，最后被证明是汉族的内部争斗。随后，两名日本记者因跟踪报导此事被殴打。
媒体造假宣传殃及青少年
中国媒体对公众的误导也影响到青少年。来到丹麦的中国留学生，他们也许有着良好的科技知识，但他们对社会的批判性思维和理解之浅薄，还不如丹麦小学五年级学生。他们重复着中国的谎言宣传：藏族人懒惰而不文明，他们唯一的希望是被汉化。他们坚持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宣称“我们已经准备好为台湾而战。”他们的观点在欧洲我们称为极端民族主义，这和知识型社会的开放辩论是格格不入的。如果有些事我们真正能够帮助中国人的话，那么应该是自由的媒体和开放多元辩论。
中国媒体的审查制度阻挡形成知识型社会
正是中国媒体的审查制度、禁止及谎言阻挡了知识型社会的形成。而这种谎言却在丹麦科技部的战略中也被重复着：中国是一个千年古老的文化社会，正在崛起。然而，领导着中国的这个政权，它破坏著文化社会，无论是中国自己的文化，还是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的文化。它创建了一个技术监视的社会，用最原始的思想——民族主义和愚民教育及媒体系统。
令人沮丧的是，在中国的丹麦大学，在他们为新的事物争取的过程中，完全丧失了民主和人权理念，更不用说与合作的独裁政权开展辩论。此外，令人担心的是，与中国合作鼓励把丹麦的研究机构搬迁到中国，这在丹麦是禁止的、不道德的或太重的责任。
就像（丹麦）科技部用中国是一个知识型社会的谎言来欺骗（丹麦）大学一样， 那种逐步“推动”北京的丹麦中心取得更多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知识范围的愿望，这就像奥运前的观点混乱一样。很多人认为：参与和到场是促进民主最好的途径。但结果是我们帮助了独裁政府，并使得它的腐败合法化。
（丹麦）首相在今年的新年演讲中再次强调，我们需要从石油中解脱出来，使我们不再依靠中东独裁国家，并停止资金流出。难道因为独裁政权地处东亚，更能满足商业利益，就要受到欢迎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