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6月07日讯】2012年4月14日，国际著名天体物理学家、中国民主和人权倡导者方励之长眠亚利桑纳州土桑（Tucson）东草地棕榈墓园，终年76岁。专程从洛杉矶前来告别精神导师的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在悼词上写着两行字“从北大到美国，您是我始终的导师；自思想到为人，我是您永远的学生。”王丹的悼词，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八九天安门一代人的心声。
2012年4月6日，方励之在亚利桑纳州土桑市猝逝，引起全世界各地、包括海峡两岸三地的科学家和各界人士的沉痛哀悼，方励之众多同事、学生和亲友，以及受他影响的一代人，纷纷写了感人的悼念文章。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此书编辑委员会又向方励之生前海内外友人、尤其是人权和民主活动活跃人士征稿，从方励之对人权、民主、科学、教育和人文角度，来回忆与他的交往及生前事迹，汇集70多篇文稿编辑成书。
《方励之纪念文集》编辑高伐林表示，希望“人文卷”能像此前出版的“科学卷”一样，帮助读者了解方励之发挥一个科学家的本色，对人权和民主发展的贡献，他的人文才华，以及他如何从科学出发来影响中国的科技教育发展和社会政治改革，并为后人研究方励之、研究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史、近现代科技史保留珍贵史料。
高伐林引述康德名言：“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是值得我们深深景仰的，一个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另一个是我们内心的崇高道德法则。”他认为这句话仿佛是给方励之“量身打造”，他恰巧就“深深景仰”这“两样东西”：多年来孜孜不倦地探索“头上的灿烂星空”，同时也按照内心所景仰的“崇高道德法则”，不畏艰险，推动中国的民主和人权进步。
历史学家余英时为《方励之纪念文集─人文卷》代序，并撰写“方励之的卓越成就”一文。他说：方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但是他毕生关怀的不仅是知识的“真”，而且也是社会的“善”。
河边加州大学教授、汉学家林培瑞在《方励之：八项美德》一文中说：“认识方先生24年，有几百种记忆，一篇短文难以尽述”，但他列举方励之的八项难忘印象：“挑选的标准有两个：一、出我意料之外；二、足以说明方先生性格的特点。”林培瑞列举的八项美德分别是：全然的真诚、对普通人的同情、机智、勇气、人权意识、独立思考、刚强、童心。“总的来说给我的印象是：聪明、诚实、幽默；而且语言，不管是说的还是写的，清晰到位、没有任何废话。”
方励之作为卓越的物理学家、深受学生爱戴的中国科技大学前副校长，1990年7月流亡美国，2012年4月6日客死异邦。林培瑞在纪念文章中，讲述方励之性格的八点特质，他认为他是个伟人，为中国做出关键性的贡献。1980年代，当方励之开始公开倡导民主和人权的时候，“人权”这个词在中国极其陌生和“敏感”，几乎没有人敢在公开场合上说出这两个字，更不用说像方励之那样提倡普世价值了。
然而，不到30年，在他谢世之际，根植于中国民间草根的“维权”运动已经广泛开展起来，中国的统治者似乎也无法阻挡维权运动的高涨。“权利”的概念很普遍，已经不“敏感”了。就算是最底层的人士，也开始懂得要求自己的“权利”。这么重大变化当然不是任何人单枪匹马的成果。然而，也可以说：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人的贡献比方励之更大。“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方先生不仅聪明绝顶，心地纯善，而且是一伟大的人。”林培瑞说。
他最佩服方励之的“先知先觉”。他回忆，1990年，方励之还在美国使馆“避难”期间，《纽约书评》总编罗伯特‧西尔弗斯（Robert Silvers）向方励之邀稿，并请林培瑞翻译。方励之答应了，稿子送到林培瑞手里，他瞠目结舌，主题是1989年民主运动和六四大屠杀在中国，将来会被遗忘，因为中国共产党有套“遗忘术”。
林培瑞想，这怎么可能？令人发指的“六四”屠杀已经被全世界的媒体报导，余波犹新，怎么会很快被遗忘？方励之的理论根据是：1940年代王实味等人在延安，1956年“给党提意见”的百花齐放运动，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跟1989年学运要求都是如出一辙，可是每次运动都得从头再来。每一次，后来者对抗议运动的历史与前人的建树，所知有限，甚至一无所知。为什么？主要是因为中共那套能够抹杀历史的遗忘术，当局正在故伎重施，大有可能如其所愿。
林培瑞按下震惊，把方励之的文章翻译出来了，《纽约书评》也刊登了。现在回头去看，历史证明了方励之的预言。今天，许多中国年轻人只是模糊知道1989年发生什么事，而他们的“所知”常常也只是政府灌输给他们的极度扭曲的历史，在全世界写下人们对1989年“不可磨灭”的记忆时，唯独方励之在写遗忘问题。“这段经验，在我记忆中，能说明方励之的独立思考，就是上面说的八项美德之一”。
林培瑞批评有人认为方励之六四后应做烈士的论调，有人主张“不要神话方励之”，认为在1989年天安门学运中，方励之应该积极介入学生运动；大屠杀之后，方励之应该走出大使馆，和他的学生在一起。林培瑞为方励之辩护说，1989的学生运动是自发的，不是任何局外人“挑起”的，方励之不去天安门的原因，是怕他一旦去，当局会抓把柄，说运动是他发起的，这样就贬低了学生的自发性。同样道理，方励之也劝林培瑞，做为美国人，也不要去。
林培瑞提到，方励之在六四后上街，恐有生命危险。政府人士给他透露消息，说当局在研究怎样处理“方励之”时，曾经考虑安排“车祸”，李淑娴尤其担心丈夫的个人安全。
谈到方励之对当下中国有何意义？林培瑞指出，1973年5月，他第一次到中国，“人权”“民权”之类词汇根本看不到。1979年1月，第二次去，“权”字在民主墙上出现，但民间没有人敢用，是极端“敏感”的词语。但30年以后，“权”字在中国民间社会里相当普遍。不但出现许多“维权律师”，数百万下岗工人、房子被“拆”的都市居民、养老金不足的老人，甚至农村里受虐待的农民，都知道自己有“权”，这是很大变化，不能不提方励之的贡献。
方励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应该怎么看？林培瑞问过余英时这个问题。身为当今世界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学家，余英时强调他是从“历史学家的眼光”，高度评价方励之“在历史上已取得绝对不朽的地位”。
余英时指出，五四胡适、罗隆基等先驱推动了人权概念，同时许多知识分子都提倡“民主”。到了20世纪中叶，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运动彻底中断了中国向往民主和人权的传统。因此，方励之在1980年代提出民主和人权，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继承了晚清到五四被中断的传统，只是方的勇气大多了，因为胡适、罗隆基是在较为自由的气氛中提出自己看法，方励之是顶着很大压力提出来。
余英时认为，方励之不但没有过时、被人遗忘，而且他的贡献一再加深。“我们不能想像，1980年代的方励之有多大的魅力，所到之处演讲人山人海，他影响了整个一代人，像王丹说的，整个八九一代人都是他教育出来的。”
林培瑞说，今天“方励之”三个字仍不能出现在中国官方媒体，大部分年轻人也没听说过他。对这一点，余英时把胡适跟方励之做了对比。他说胡适的名字在五四时期广为人知，到了毛时代被彻底抹杀，但到世纪末又恢复了，现在知识界又享有特殊地位。
方励之的名誉将来会不会跟胡适一样在公共舆论恢复？余英时认为有可能，林培瑞也认为很可能。这是因为方励之提出的概念是普世的，普世真理、普世价值，在20世纪末已经变成全球价值取向。方励之喜欢说：“我研究的是物理，不是中国物理，爱因斯坦研究的也不是犹太物理。难道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和人权吗？”
林培瑞强调，方励之这种思想突破是很深刻的，比一般拥护共产党和一般反对共产党的声音都深刻一层。“我相信将来的中国历史会承认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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