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4日讯】不久前傅国涌发表(方励之为何出走)一文，该文提出：由于没有先行者以自我牺牲所作出的示范，一个长期被专制奴役的民族是很难从极权向民主转型的。由此责问方励之为何不坦然走出美国大使馆束手就缚？傅国涌认为方励之充其量也就是接受几年监狱的命运。果真是这样吗？
首先从一百多年前戊戌变法失败为例，康有为/梁启超出逃国外避免被杀，谭嗣同可逃而自愿不逃，按照傅国涌的说法，谭是具有足够的道德勇气做一个民主的殉道者的了。结果是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慈禧问斩街市，英勇就义。谭嗣同等的悲惨遭遇对中华民族的民主转型有决定性的转变吗？答案是显然没有。
其次再看1978西单民主墙，由于触及邓小平的痛处，损害中共的统治利益，邓下令逮捕魏京生，他在牢狱中熬了漫长的18年，中国没有民主转型。
第三年例子是赵紫阳被中共严厉禁锢16年之久直到生命结束，这也没有使中国民主转型。
第四个例子是山西科技专家协会秘书长贾甲，联合国难民署给予政治难民资格，新西兰给予永久居民身份。2009年10月22日正如傅国涌所要求的坦然回国，在北京机场英勇就逮，从此杳无音讯。他的就逮能使中国民主转型吗？
举了前面这些例子现在可以看看方励之的情况了。1989年6月中共在全国报纸、电台及电视台广播通缉方励之、李淑娴夫妇，罪名是“六四”反革命暴乱的幕后黑手，这是几十年来中共首次(应该也是最后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全国通缉，这个罪名是必然处死的弥天大罪，可是这是中共强加给他们的莫须有的罪名。夫妇俩逼不得已为了逃脱魔掌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这就像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逃往国外避难一样是无可责备的。
众所周知，所有极权专制国家对于逃往外国使馆的普通老百姓都是严厉处置的。例如过去几年，我们多次看到北朝鲜独裁专制政权对逃往外国使馆的朝鲜难民严惩直至处死的报导。方励之夫妇作为中共全国通缉反革命暴动黑手，已经进入美国大使馆一年，谁都可以想到，他们还能坦然走出大使馆而不被处死吗？中共不可能只给他几年监狱的命运的，这只能异想天开而已。
主要问题在于如果方励之不出走而被中共处死后，中国就能实现民主了吗？肯定不会。由历史可知，谭嗣同英勇就义了，清朝没有实行新政，还是慈禧垂廉听政。“六四”后赵紫阳被软禁至死，中国没有实现民主，还是邓太后垂廉听政(只是顾问委员会主席的邓小平却把胡燿邦、赵紫阳两个总书记和总理下台了，还不是邓太后垂廉听政吗？)1990年方励之如果按照傅国涌所说走出美国大使馆，中国肯定也不会实现民主。现在已经到了2010年，中共大肆逮捕一大批异议份子，不正是表明如果方励之牺牲了中国还是不能就此实现民主的。
方励之说他只是一个科学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这是他的现实定位和自我认同，事实正是如此。他是一位杰出的天体物理学家，专攻宇宙学。他天资聪颖，具有类似霍金的聪明才智而又勤奋善良。由于在科学研究和才能方面的出类拔萃，文革后第一批被评为教授(当时他是全世界工资最低的教授，每月工资人民币69元！)，1980年44岁的他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后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他广学博闻，作风民主，深受广大师生爱戴。他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出于良知，他公开说出自己对民主、自由和人权原则的看法，被中共定为异议份子而开除出党，撤销副校长职务，在北京天文台当一个研究员。中共为了“消毒”，把他的言论、演讲和文章集成专册发给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供批判。
中共没有料到的是，这反而替他作了义务宣传。不少干部读了这些资料后认为他讲得不错嘛。一下子把他从一个科学家、副校长变成了全国闻名的异议份子，被人们称誉为中国的萨哈罗夫。1989年2月26日美国老布什总统邀请方励之夫妇参加晚宴。中国国家安全局百般阻挠，结果又适得其反，晚宴没能参加。由于各国记者对阻挠的报导，方励之却已名扬天下，成为世界闻名的方教授(Professor Fang)了。他智商极高，学术功底深厚，文才口才亦首屈一指，论文数量与质量均超过同侪。工作效率特高，仅举一例，1989年初他以个人名义写信要求邓小平释放魏京生，这对意义重大不同凡响的信件他仅用十分钟就写完了。
“六四”时邓小平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把他们夫妇当作“黑手”揪出来。事实上，他完全没有卷入天安门的事，“六四”他在山西大同参加“宇宙学”学术讨论会，人不在北京，一介书生，手无寸铁，没有能力遥控北京几百万人的示威游行，完全是邓太后强加给他们的莫须有的罪名。
人们知道，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是一位反对暴政的自由斗士，为了逃避纳粹德国政权的迫害而流亡到美国，从来没有人责备爱因斯坦为何出逃美国。以色列建国后曾想请爱因斯坦当总统，他拒绝了。显然爱因斯坦也认为自己是科学家，不是政治人物，不适宜当总统。所以方励之作为科学家，认为自己不是政治人物，也是确当的，我们不能苛求于一位不是政治人物的科学家。
方励之作为科学家他尽了自己的责任，这里也仅举一事为例。1958年向权势献媚的钱学森为毛泽东的“大跃进”冒叫一声的时候，方励之指出：最权威的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是毛泽东最夸奖的，从美国回来的一位教授。其内容今天我还能复述，他是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从太阳常数求出每亩地可达到的最高产量，即上限。他求得的上限远远高于当时报上公布的所有“大跃进”产量。结论是，大跃进很有物理根据，似乎大跃进还不够“大”还可以更大胆地跃进。然而，物理学是不可欺的！姑且不论这种作法是否从“科学”向权势献媚，这位先生的计算，在物理上是错误的。他的计算是基于能量平衡，即热力学第一定律。实际上在1958年，已经清楚，生物生长原则上不属于平衡态热力学。生物“吃”的并不是能量，而是负熵。决定产量上限的，是太阳所带的负熵流，而不是能量。因此用能量守恒来计算上限，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这至少证明，该文作者全然不懂当时已发展的非平衡态热力学。”
中国那么多科学家和院士，可是除了方励之以外，无人指出钱学森在冒叫一声时的错误和无知。或许有人是不敢指出，困为中共给他戴着权威科学家的桂冠，方励之的敢言证明他与众不同。钱学森则至死没有公开承认他的错误和无知。方励之则正确指出：“自由对于科学是多么重要，没有自由也就没有科学…。一个诺大的党和一个诺大的领袖，竟愚昧到轻率地用这些媚态“科学”来决定牵动着十亿人口的政策。一个禁锢着科学自由的中共统治下的国家岂有不呜呼哀哉的！
笔者认为像方励之这样杰出的科学家，千万不能像傅国涌所说的那样自投罗网被中共杀害，作无谓的牺牲。君不见，秦皇坑儒仅七百，毛戕国人八千万。中共公开宣称自己不是吃素的，国家主席能被整死，难道还会不杀反革命暴动幕后黑手吗？1990年美国政府是以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代价作交换，中共才放走方励之出国的。这是邓小平亲手拍板成交的一笔权钱交易。方励之在国外这些年来，在他的学术领域，颇有建树，在为中华民族从极权向民主转型方面也不断作出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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