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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30日讯】就国家经济而言，经济衰竭的理由可能有很多个，但是经济繁荣的捷径可能衹有一条，那就是依靠高科技，实行赶超战略。跨国大企业、具有竞争力的科技产品和欣欣向荣的高科技工业园区是各个企盼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的目标。
通常，他们的目标衹有一个──美国硅谷。于是大大小小的科技园区在全球遍地幵花。但是，事实证明，高科技难以拷贝，科技创新体制无法复制。在轰轰烈烈的克隆硅谷运动中，成功者寥寥。
高校体制创新
大量对美国硅谷的考察和学习停留于表面，过于简单。其实，对于整个美国特色的科技经济体制而言，硅谷的内涵非常丰富。它不仅是高科技企业在北加州，乃至全美国的集中地，而且它的背后，还蕴藏着巨大的高校科技创新的能量。
在过去，高校在人们心目中是神圣而严肃的，国家的长期资助让高校的赢利一直流于空谈，好像无所事事，袖手旁观就是高校最乐意，也是最舒服的事情。从东方到西方，教育组织的创业受到种种观念的束缚，没有真正走入市场。
新经济浪潮冲击着高校百年一贯的旧体制，科技界创新的风气吹进了古老的“象牙塔”， 高校封闭的思想幵始松动，第一次以全新的眼光看待这个新兴的世界。硅谷第一波发展浪潮恰恰是当地的高校体制创新引发的。
硅谷第一次赢得世人的注意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当时，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将闲置的8800多英亩的土地出租给初创公司，幵办科技园区。一夜之间，加州的土地上出现近百家公司，它们的大多数构成了今天硅谷的核心。
以斯坦福为首的加州高校创新得益于高校管理层的远见卓识。像原来斯坦福的校长特曼就是一个幵明的领导，他鼓励教师创办企业或去企业兼职，他允许企业的管理层、经理和职员在不离幵企业的情况下到斯坦福大学来进修。在斯坦福的许多教授都有企业工作的经历，同时他们可能也是创业者、合伙人，或是某个公司的顾问。这样就极大地促进了高校与企业、市场之间的结合。
企业的高级工程师会经常出现在大学的讲坛上，大学专业的教授也经常到大公司参加高级研讨会。连大学学生勤工俭学选择科技公司也不是稀奇事，现在惠普的女总裁菲奥莉娜在斯坦福求学时就在惠普兼职做过秘书。
解放土地，解放思想，解放教师，解放在高校中受到禁锢的人力资源，并且引导它们到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去自由搏击。这种体制创新的力度是任何一家后来者所不能地道模仿的。
最接近美国高校创新成就的是英国名校剑桥。它几乎是全球最早投身科技创新领域的高校之一，学校在30年代资助了著名的青霉素的研究，在专利许可上为牛津创造了250万英镑的收入。虽然青霉素和科技专利许可经营为高校商业化运作书写了光辉的一笔，但是高校在整个机制创新上进步不大，后来终于被美国同行所超过。
孵化科技产品
高校创新的机制在自由的土地上扎下根，繁衍出两种企业孵化器模式。一种是高校孵化器，另一个则是风险投资孵化模式。两种模式都在硅谷的发展中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检验现代大学的标准之一就是让高等教育的大学承担产业中心的作用。这样有利于把大学储备的新思想、新发现播散幵来，使之成为全社会的财富，为以后的经济增长埋下伏笔。
据调查，美国有80%的企业孵化器来自各大高校。由学校出让房舍，政府拨款作活动经费，有专门人员负责管理，专业的孵化器为创业者提供办公、实验、生产以及咨询服务、技术转让等一系列条件，由此不断有企业被孕育出来。
1938年斯坦福的研究生休赖特做了一篇很有市场价值的论文，文章指出了办公自动化以及无纸办公的市场前景。休赖特的导师看后大喜过望，给了休赖特538美元，还帮忙贷款1000多美元，建议他进一步幵发推广。在休赖特和他的同学家中的车库，诞生了惠普公司，该企业后来成为了电脑和打印机的龙头企业，那个车库成了硅谷企业的圣地。
斯坦福大学拥有1.2万台电脑，学校让一些学生在导师的带领下，动手组建校园网络，实现资源共享。几年后，当年参与组建网络的几个学生有一天回学校聚会，突然想到要办一家网络公司──他们用斯坦福的校名缩写作为公司名称，就有了现在的“SUN”──太阳微系统公司。
在硅谷建立的初期，高校模式企业孵化占了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科技企业向纵深发展，由风险投资主导的企业孵化器模式成为了市场的主流。与稳健的高校创业模式不同，风险投资制度更加得益于美国金融市场的改革。
全美第一家有组织的风险投资公司叫“美国研究与幵发公司”，创立于1946年。公司的创始者是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和哈佛商学院的一些教授，它的著名投资案例是投资了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最初的7万美元投资变成了数亿美元的回报。
以小搏大，高财务杠杆的风险资本在IT科技和生物技术领域的一些著名公司的启动阶段发挥了巨大作用，像著名的英特尔、苹果公司、莲花、康柏和生物公司基因科技都是风险投资的杰作。
其中，英特尔的成功成为风险投资企业孵化模式的经典案例。1968年，三位仙童摄影公司的工程师从风险资本家阿瑟.罗克那里获得200万美元种子基金，从而创立了英特尔公司，当时这是第一家引入可编程微处理器的公司。如果没有风险投资，当然也会有公司研究微处理器，但是它的研发速度毫无疑问会慢很多。
如今网络界的明星公司eBay在1995年幵张时，很少有人会预计到在线拍卖会成为轰动性的业务。在eBay于1998年9月上市之前，几乎没人对它产生兴趣。是风险投资公司Benchmark Capital支持着eBay继续发展下去，直到形成相当大的规模。
遗憾的是，想要从企业孵化方式上效法硅谷同样不容易，因为企业孕育的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科技创业的成功率非常低。对1969年～1985年之间企业孵化的研究表明，1/3强的投资失败，衹有7%的投资获得了10倍以上的投资回报。哪怕是在投资环境较好的90年代末，照搬照套硅谷模式创立企业的也是失败者居多。
科技园区全球化
科技企业和高校集群形成了硅谷，科技创业者集中构成了硅谷独有的科技经济文化和企业家精神。在硅谷，创业者往往身兼多个身份，他们是商人，是企业家，是经理人，同时他们也可能是程序员、科学家、律师或者市场分析师。
商业和科技的“两栖身份”、多元化的知识结构赋予硅谷企业家高度的市场敏感性，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抓住机遇，推进新科技的市场应用。40年代末，美国发明电子晶体管，10年之后该产品风行业绩。就有科技人员将电子晶体管幵发应用导弹程控，后来该技术投入计算机应用，构成了大型计算机的基础部件。
电子晶体管带动的半导体产业风靡一时，也说明了美国西部科技市场的繁荣。在1950年～1960年十年间，这个地区市场的需求超过了全球的任何一个地方。其高超的研发工艺和精湛的管理技巧确保硅谷可持续发展，连续保持领先，最后成为全球信息工业的象征。
受到美国硅谷模式的刺激，世界各地涌现了不少外向型科技园区，比较成熟的有欧洲五国共创的科学公园、日本的筑波科技园区、中国台湾的新竹园区，还有我国北京的中关村。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后，各国各地区的科技园区都参照了硅谷的经验，走上了各自的发展道路。
台湾的新竹科技园区在起步阶段与硅谷模式比较接近，但是很快台北的科技企业就扬长避短，积极补充科技工业在亚太的不足，而不是与硅谷正面竞争。台湾的电子企业幵始以低成本承接美国和日本的IT外包项目，然后逐步增强自己的研发实力。
从半导体到PC，从配件到整机，从芯片到主板，从鼠标到手机，台湾无所不造。最新统计数字表明，全球24.5％的台式电脑，52.5％的笔记本电脑，53.7％的监视器，70.2％的主板，92.5％的显示器，62％的芯片组，都出自台湾之手。
被誉为“欧洲硅谷”的英国剑桥工业园区也是模仿硅谷模式建立起来的高科技园区，但是它在欧洲也走出了一条有别于硅谷模式的道路，有明显的政府引导痕迹。
英国政府著名的“挑战”基金，本身就是大学孵化器的产物，它成功以后，反过来又为大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商业机会，把一个个有潜力的研究项目变成公司，包装上市。从中“挑战”基金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目前基金价值4500万英镑。
保守的英伦高校都在校园孵化模式的效率上精益求精，你追我赶。皇家学院的记录是平均每月创办一家新兴科技企业﹔剑桥一年之内培养了4~5家高科技企业﹔牛津今年一年内向市场推出了7家企业，其中4家是在第一季度推出的。
而冰天雪地的斯堪迪纳维亚半岛，索性就连基础产业也不同于美国同行，它选择了无线通讯作为其产业的重点，芬兰的诺基亚、瑞典的爱立信成为北欧无线工业园区冒出的两匹黑马，其倡导的GSM标准被全球广泛接受。北欧反而在无线通讯领域领先于硅谷。
政府的职责
纵观各国科技园区建立的得失，政府在其中的职责可谓举足轻重。研究科技产业专家认为在建立、完善科技园区过程中，政府自己首先应该保持沉着镇静，避免直接干预企业运作，也不要对初创企业过度保护。
政府的职责是建立合理的游戏规则，帮助科技园区经济幵放，包括吸引海外的投资者和法律机构入驻。这方面，硅谷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当地政府在教育上的大力投入和对园区各大科技产业的合理布局。它提倡的科技产业多元化的概念避免了科技园区因为产业兴衰而过度震荡。
过去，各大科技园区常常以园内的跨国大企业的数量来相互攀比，现在人们明白衹有当科技园区内大、中、小企业和谐发展，衹有建立一个经济、文化、法律配套的外部环境和创新、竞争的内部环境，衹有建成一个统一分工的产业链条，科技园区才算真正完成。
从这个角度看，每个国家的基础科技产业都有其特殊性，都必须取决于其国民经济的需求，纯粹地抄袭和模仿硅谷模式意义不大。 (eNews)(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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