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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30日讯】自由时报编者按 “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变”，是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对香港回归中国的保证，但归并中国即将届满五年，香港已出现根本性变化，做为中国宣传一国两制的样板，不变的神话显然已不攻自破。
为了深度观察香港，提供读者深层的思考，本报特派记者前往香港，深入探究香港在政治、经济、消费生活等不同面向的变化，并从今天起，以连载方式，分别就香港回归后“政经变化”、“生活实况”、“借镜香港看台湾未来”等三大主题，解开“一国两制”的面纱，并期望以香港为鉴，洞悉一国两制的本质，思考台湾的前途与未来。
自由时报6月29日特派记者苏永耀香港报导/香港归并中国将届满五年，曾于九七前夕断言“香港之死”的美国财星（Fortune）杂志，近期再度看坏香港，认为香港将被上海取代；著名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在今年评估香港的亚太地区最佳经商地位，已被新加坡取代。
香江过往丰采，渐渐褪色
的确，现今的香港，正遭逢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经济衰退，连港人自身也看坏；香港大学本月民调即指出，有七成八的香港民众认为回归后的情况比过渡前差，较去年同期骤增十个百分点，另有近三成民众以负面形容词描述自己心情，只有半成人正面形容自己心情，显示民众对前景的悲观、怨怼情绪溢于言表。
这五年的变化尚不仅于此，做为一国两制样板的香港，由于北京对香港“关切与介入”加深，加上香港与大陆经济的依赖与融合度渐高，香港国际化程度已不若以往，呈“大陆化”趋势，这从学习普通话已成主流、人才与产业纷纷移往内地等就可看出，香港正面临政治经济结构的大转变。
一国两制的实施构想与政策，不论是“叶九点”、“邓六点”或“江八点”，对外宣称的重点，简单来说，就是“井水不犯河水”。
按政制原理，这虽说不通，但对当时还属英国殖民地的港人来说，夹处于中英两大之间，毫无置喙余地，加上对经济表现的强烈信心，认为一国两制将可不被中国的经济落后牵绊，所以，北京这项神话，一度为多数港人相信，认为可以“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变”。不过，只经过五年，似乎“事与愿违”。
首先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表现不佳，使得一国两制毫无说服力。最为港人诟病者，在于特区政府的政策摇摆不定。
最著名的案例即“八万五”，这是特首董建华在一九九八年八月宣示的房屋改革计划，他于施政报告强调房屋兴建目标，每年要达八万五千个单位。
董建华原意借此压制居高不下的房价，但因这项指标政策未考虑市场因素，加上当月亚洲金融风暴开始袭击香港，香港楼价几乎跌了五成，空屋率大增。
之后政府对于这项政策是否延续未曾明言，直到两年后董建华才间接透露已然放弃，引起舆论大哗，直指港府失信。
香港学者直言，港人不但饱受经济萧条困扰，还得被那“三日一新猷、五日一兴革”等住屋、社福、教育、医疗等政策搞得晕头转向，连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都看不过去，暗指港府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政绩不佳，董特首的声望下滑，根据香港民调，九七香港归并前，董建华尚有五成三的满意度，不满意度约二成四，如今，这项数字几乎倒过来，满意度已降至三成，不满意度则骤升至四到五成。
民调滑落并未引起港府检讨反省，反而出现政治紧缩。前年香港大学负责民调的钟庭耀教授就披露董建华的幕僚曾施压，要求停止有关特首民望及特区政府管治能力的民调。此事件经舆论报导，并挞伐港府干预学术后，最后由港大校长、副校长辞职来平息风波。
一国两制招牌不亮，港府治理无能，最急的是北京政府。
矛盾的是，为了襄助港府，中国对香港的介入与日俱增，自董建华以降的港府官员，不时进京面圣求援，结果是让港府更矮一截，也让一国两制愈加倾斜，井水不犯河水之说神话破灭。
另据香港中文大学民调，以往港人对北京政府的信任度仅一成五到两成，但现在已有四到五成，甚至高过特区政府。
这项讯息，说明一国两制的“一国”日趋明显，“两制”则失色，使得以往建构的一国两制基础正消失中，相较过去希望做到有效区隔，现在对多数港人来说，“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非坚持重点，甚至已有“北京干预一下也无妨”的心态，一国两制走调，香港民主派更无奈。
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统筹员王家英博士受访时忧心指出，此种根本性的改变，若北京政府将来出现较大的干预，对于民主与自由的伤害，恐会慢慢出现，港人这种着眼于短期效益，长期将会付出代价。
研究香港政制着称的台湾暨南大学教授翁松燃指出，基本法明文规定中央至少有八种干预权限和机制。例如香港特区政府最高行政长官虽是由八百人推选委员会产生，但得“报请”中央任命，中央还有免职权，这种制度连间接选举都谈不上；美国“人权观察”组织今年公布的年度人权报告，还特别点出香港立法会通过决议，认可北京对特首的免职权，是人权的倒退。
做为监督机构的香港立法会，则是跛脚机构，六十席中直选者不达半数，大多操纵在行政部门与商界团体手上，加上提案必须分组都通过后始得决议，这等于让少数议席就可具有议事主导权，反而强化行政权独大。
除基本法的控制外，中国在香港难以计数的中资企业、驻港的解放军、外交部专员、中联办（新华社）等机制，使北京的意旨根本无须公开，就可透过私下示意等传达，所以，外界或看北京当局对香港颇为自制，其实，只是若干运作不为外界所知而已。
另一个重要发展是，本周香港立法会以三十六票对廿一票，通过董建华提出的“高官问责制”，七月一日起，特首任命的行政会议成员，包括三位司长、十一位局长等高官，不再是终身职，必须随着特首任期同进退，同时特首可以随时要求去留。 这种以强化行政主导，集权于行政长官一人的作法，表面理由是为权责相副，套一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所言，可让董建华有其个人的治港班底，不再是“孤家寡人”；但仔细想想，当北京中央可任免香港特首，特首进而任免港府高官后，整个行政机制已从中央至地方一条鞭，未来香港特区政府根本得按北京意旨办事。
同样地，由于香港基本法规定中国人大对于基本法拥有最终解释权，为了港人在大陆所生子女的居港权问题，港府不从香港最高法院的裁定，转将本案交由人大释法推翻裁定，这几年又发生多起大陆公安人员越境到香港查案，香港司法独立与管辖权已遭破坏。
当行政、立法、司法都受制于北京，第四权的香港媒体，似乎也在胡萝卜与棍棒的约制效应愈趋“自我检查”。
当“两制”已名存实亡，更遑论人权、宗教等自由，华裔人权斗士吴弘达今年两次申请赴港均遭拒就是明例，去年台湾五名工运人士欲参加香港“反全球贫穷化阵线”游行也被拒，四位瑞士籍在内的十六位法轮功学员，也被控以妨害公务等罪名于两周前首度审判，这些作为均与中国渐趋同步。
去年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李少民因被中国控以间谍罪驱逐出境，却获准返港教书，此举被港府大肆宣传一国两制；可是，香港学术界多认为，李少民获释前夕，是在北京申奥与美国布希总统访中时刻，香港完全是为“配合北京外交政策”演出的一出戏码，如同与中国反法轮功沆瀣一气，根本只有一国，没有两制。
港府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曾语重心长说，港人一定要善用两制优点，多谈一国，忘却两制，“只会自食恶果”。
诚哉此言。
香港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一国两制，但在一国与两制之间，若能坚持，在国际关注下，犹可保有一定自主空间。只是港府表现不佳，提高北京介入空间，加上港人似已自我放弃两制，香港特色正迅速退潮。如今港人担忧的居然是上海迎头赶上；曾几何时，东方明珠香港，沦落至此？ 一国两制的宣传纵使如何腴词美句，经过实际检验，不仅无法保存香港的特殊性与国际化，反而是中国化、内地化的侵蚀与压倒过程，号称五十年不变的香港，才五年，已不复丰采。北京的强势，也使香港走往终结一国两制之途。
事实胜于雄辩，香港经验正说明一国两制的失败与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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