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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之福，还是中共之福？
三个代表的理论很动人，因为它代表的对象都是叫老百姓喜欢的东西。一个叫先进生产力，一个叫先进文化，一个叫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好得不能再好的东西，谁不喜欢？公开代表好东西，比公开代表坏东西好，比公开代表腐败好，无怪乎轻轻一笔，就在马、列、毛、邓的思想发展史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也有人说，划出了一个新时代。
“三个代表”出世的时候，我说过，“中共下一次代表大会很可能将隆重批准这新的‘三个代表论’，并且以它为根据，对党章进行大幅度修改。”两年过去了，“三个代表”果然成了响彻中国云霄的最强音，被十六大采纳为主旋律已指日可待。我想从今天开始，再评三个代表，这是两年前初评的继续，也是为了向中共即将召开的十六大致意。
看来真有福气，中国的三个好东西选定了同一个政党当自己的终身代表；中国共产党则本着舍我其谁的精神，当仁不让，欣然受命，慷慨赴任。消息好得叫人难以置信，真不知道这是中国的福气，还是中共的福气？换句话说，不知道这是老百姓的福气，还是领导人的福气？我的评论，主要围绕这个难题作些探讨。
“三个代表”有多种经过审定的标准文本，各种文本都有“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和“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字样。其中，“始终”、“代表”、“中国”三个概念是明确的，都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始终”，为三个代表提供了无限的时间；“中国”，向三个代表奉献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空间；“代表”，规定了主体和客体的名分。但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这三个最重要，最可爱的概念，却具有不确定性，虽几经包装，还是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解释。我在前面提到的难题，就是被这三个概念引起的。
我的办法是把这些概念放在一边，把眼光转向赤裸裸的事实。具体的事实清楚了，抽象的理论就不难吃透了。在三个概念中，“最广大人民”的外延比“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容易触摸，应该较少争议；所以我就从中共和“最广大人民”的关系开始。我记得在中共的传统文献里，群众运动总是包括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三种基本形态，不过那已经是老皇历了。彼一时，此一时。工人、农民和学生现在是否继续存在于中共所说的“最广大人民”的范畴之内，也必须再考察，到大量的事实中去寻找驳不倒的答案。现在我们就从事实开始，看看历史，再看看现状。
二、三个代表心中有没有工人？
按照常理判断，工人无疑应该优先包括在三个代表所说的“最广大的人民”之内。中共是靠代表工人起家的。它一成立，就替工人说话，为工人利益奔走，领导工人组织工会，发动工人掀起工潮，不愧为工人的代表。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前，共产党只有四百来人，是个很小的党。几次大工潮（注１）造就了共产党的名声，引起了国人和孙中山的注意。应该说，是工人运动把入场券送给了共产党，共产党才得以登上政治舞台。共产党执政后也给了回报，使工人得到了“领导阶级”的头衔，以及低工资的铁饭碗。不过这些都发生在遥远的过去。近几十年来，共产党和工人的关系早就变了。
“解放”是一条分界线。解放前，共产党惟恐世人不知道工人的痛苦；解放了，它惟恐全世界不知道它恩赐给工人的幸福。过去，为了取得工人代表的资格，它全力控诉旧社会对工人的不公。后来，为了“始终”确保工人代表的身份，它不厌其烦地宣传自己对工人的恩德。仅仅为了塑造它代表下的工人欢乐形象，它不惜禁止媒体报导工人的痛苦。由此可以证实，它替工人谋幸福不是真的，替自己谋利益倒是真的。
共产党希望全世界明白，被它代表的中国工人从此上了天堂。可惜这不是事实。禁用“失业”的词汇，禁登失业的消息，改变不了中国失业工人明明有几千万之多的事实。除了一年一度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寥寥几行以外，中国人对失业还能知道多少？报纸详尽搜集外国失业工人的不幸，至于自己的家务事，一概无可奉告。在三个代表领导下,中国已经解雇了多少工人，又有多少工厂濒临倒闭？失业工人的工龄是怎样被“买断” （注２）的？多少工人已有多长时间领不到最低生活费了？全国用了多少童工和“盲流工”？工人阶级这些生力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受到的侮辱和损害，同当年夏衍先生笔下的“包身工” （注３）有何异同？全国矿井又发生了多少起陷落崩塌事故？哪些地方哪些行业又在爆发求生的怒潮？多少工人领袖□铛入狱？是谁下令封锁了他们的吼声，扼杀了他们妻子儿女的哭声？保密！统统保密！！外国不知道中国，中国也不知道自己。这种新闻，工会不发布，劳动部不发布，至于三个代表，非但自己不发布，而且严禁别人发表。由此可见，在三个代表所代表的“最广大人民”中，已经不再有工人容身之地了。
过去共产党教导工人说，不要跟反动的黄色工会走，工人应该组织自己的工会。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就是为反对吴佩孚限制工人组织工会而举行的政治性总罢工。中国工人“翻身”以后，不但失去了自己组织工会的自由（注４），而且失去了吴佩孚所无法剥夺的罢工示威的权利。工人想组织自己的工会么？那叫分裂工人阶级，必须取缔。工人想游行示威举行总罢工么？那叫暴乱，必须镇压。解放前发生工潮，第一个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通电的一定是共产党；现在发生工潮，亲手封锁消息的一定是共产党，而“走漏”消息的一定是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凡是报导中国工潮的外国记者，过去个个都是可敬可亲的国际友人；今天彻底变了，个个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境外反动势力。到底是工人变了，记者变了，还是共产党变了？
应该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当年的共产党人邓中夏、林祥谦、施洋和几年前去世的夏衍先生，心里有工人。现在自封为代表的“代表”，嘴上唱的是“工人有力量”，心里只想“始终当代表”。为了标榜自己“代表”当得好，他们不许工人哭泣，扼杀工人呼声，直到践踏工人自己组织工会的权利。是“始终当代表”的欲望盘踞着他们的脑袋，迷濛了他们的心窍。代表就是权力，当了代表就能为所欲为，这就是当代表的甜头，他们就是这样“代表”工人的！至于他们怎样“代表”农民、“代表”文化、“代表”生产力，我们继续请事实说话。
三、耕者无其田的农民得到了什么？
前面谈到，中共早年是工人的忠实代表，后来变了，今天“代表”心中已难以找到工人的位置了。那么，农民的景况如何？
唱不完的“民歌”把毛主席说成是农民的爹娘，好像共产党给了农民天高地厚的恩典似的。可惜那是假“民”歌。如果说到恩德，恰恰是农民有大恩大德于共产党，而毛主席欠农民的帐则罄竹难书。
伟大领袖毛泽东身上的黄袍，是谁加上去的？同汉朝皇帝刘邦一样，同明朝皇帝朱元璋一样，同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一样，都是造反的农民加上去的。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打了几十年仗，在漫长的几十年中，兵从哪里来？是农民替共产党当兵。军粮是谁给的？是农民白送的。千军万马住在哪里？住在农民家里。军火靠谁运？靠农民运。伤病员的担架靠谁抬？靠农民的肩膀抬。共产党的政权是建立在农民战争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农民的大恩大德，毛泽东当不上毛主席，什么都不是。
农民为什么肯帮共产党的忙？因为共产党向农民许下了弥天大愿，它说，要把土地从地主手里夺过来分给农民。农民得到了土地没有？没有。农民跟着毛委员闹革命，从湖南闹到全国，从二十年代闹到四十年代，土地仿佛“还了家”，但跟变戏法一样，一到手就没有了，“化”掉了。被谁“化”掉了？被共产党的合作化，公社化，社会主义化“化”掉了。（注５）早在把土地“分给”农民之前，毛主席就打定了从农民手里收回土地的主意。他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主席拿什么东西教育农民？拿一切归公的社会主义原则教育农民。无怪乎社会主义的贪官污吏统统不花自己的钱，专门花老百姓的钱。无怪乎社会主义的土地不归种地人，统统归不种地的官家。从那个时候以来，四十多年了，中国农民一直过着耕者无其田的日子。农民失去的是最实际的土地，得到的是最好听的社会主义原则。据说这样一来，农民保险不吃两遍苦，不受二茬罪。据说占有土地是□脏的，无怪乎农民清清白白，而占有土地的集体、政府、国家都至少有点不干不净。这些人“代表”农民当了主人，以主人的资格行使“批租”权，把土地“批”给大款，批给官商一体的利益集团，财源滚滚而来，滚滚而去。若问“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究竟到哪里去了，只有陈希同、成克杰之类的“代表”明白，土地成了他们的摇钱树，至于赤贫农民，当然至今一无所有，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这些都是眼前的事实，人所共见。
中国土地和中国农民之间的关系是被共产党曲里拐弯设计出来的，异常特殊，举世无双。一方面，共产党叫农民把土地从地主手里夺过来；另一方面，共产党又叫国家把土地从农民手里拿过去；一方面，土地明明不属于农民所有；另一方面，国家又把农民死死栓在土地上；一方面，城里的累活、贱活、脏活、苦活、危险活统统靠农民干，北京离了农民只是死城一座；另一方面，进城的农民一旦被公安机关定为“盲流”，政府就有权拘押和役使。一方面，大家都看到，三个代表的总代表毛泽东确实有权昂首阔步，优哉游哉，走来走去──有诗为证：“主席走遍全国，山也乐来水也乐” （注６）；另一方面，大家都看得到，被毛泽东代表的农民没有人身自由，凡是遇到抓“盲流”之类倒楣的事情，毛泽东从来没有“代表”农民受过一次罪，农民自己必须亲身承受一切，被抓，被押送，被集中，被强迫劳动，被惩罚。
这就是被“代表”的农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
四、人人得到了服从共产党摆布的权利
有两件往事，出在安徽，但不限于安徽，到处都有类似的事情。
凤阳县有个小岗村，一九七八年人民公社时期是个生产队。全队二十户农民坚决反对人民公社制度，想分田到户，但怕挨共产党整，不敢干。活不下去的农民终于横下一条心，豁出去了，一天深夜，秘密开会，冒着身家性命危险，背着党和政府，在自愿担当责任的合同上，按了十七个手印，外加三个图章。这个真实的故事，本来没有人知道，后来改革了，逐渐流传开来，成为美谈。可惜得很，它的意义被降低了，缩小了，局限在“统一分配还是包产到户”之中，似乎共产党和农民的关系只出在这么一个局部问题上，似乎自从共产党批准农民包产到户以来，农民就“解放”了，共产党和农民的关系就“解决”了，这段历史从此应该退入渔樵闲话，只供后人茶余酒后谈笑了。
小岗是整个中国的缩影，意义远远超出一个村、一个县、一个省。允许不允许单干是共产党和老百姓全盘关系的缩影，涉及的问题也远远越出了公社体制、农业体制、经济体制的范围。共产党有权摆布老百姓，老百姓必须听候党摆布，处处如此，一贯如此，直到今天，仍然如此。“领导”是共产党的权利，“服从”是老百姓的义务。世界上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人不懂：中国老百姓为什么必须听从共产党摆布？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中国人个个都懂：违反了共产党的红头文件，就是闯了大祸，得随时准备家破人亡。世界上有公民权利的人怎么也不明白：政党凭什么权力惩罚人民？公民权被蹂躏惯了的中国人个个都明白：三个代表统治一切是中国最神圣、最普遍、最严密、最权威的制度。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当代中国的第一特色！
一九七八年的问题是包产到户，小岗的农民非常幸运，得到了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在此以前，一九五九年，安徽爆发过另一场斗争，当时的问题是公共食堂。毛泽东异想天开，决定领导农民学会吃饭。他自己呆在家里吃私饭，偏要把六亿农民赶到公共食堂里去吃公饭，但食堂里只有大锅清水汤，吃不饱。安徽省副省长张恺帆实在看不下去，支持无为县的农民解散公共食堂，被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趁庐山会议批斗彭德怀之机告了一状，毛泽东御笔钦定张恺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恺帆惨，农民惨，干部也惨：农民统统被重新赶进食堂喝西北风，同情农民回家吃饭的干部都挨了斗。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我在无为县劳动，知道省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是怎样不顾人民死活在那里“放卫星”的，当时无为县人口一百万出头，到一九六０年，剩下不到七十万。（注７）
问题可以变，制度至今没有变。只要存在着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制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都是空话，压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更谈不上有什么权利。一九五九 年，党摆布你怎么吃饭：在家里吃饭，还是到食堂吃饭。一九七八年，党摆布你怎么干活：集体干，还是单干。今天你必须服从党摆布的事情包括：候选人和当选人是等额还是差额，生娃娃是一个还是两个，走路的范围只限于农村还是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开恩扩大到某些城市，什么礼拜准许你做，什么礼拜不准你做，哪些气功书你可以看，哪些气功书不准你看（注8）。至于明天怎么摆布你，不用问，明天自会通知你，你无条件服从就是了。总而言之，三个代表日理万机，天天都在忙着研究怎么摆布你，连怎么活法都摆布得无微不至了。既然三个代表肯履行摆布一切的义务，中国农民和城里的老百姓当然统统有福了，人人都得到了一个名叫“一切服从党摆布”的权利。共产党打天下的时候和农民结盟，答应让农民和工人一样“翻身作主人”。什么是翻身作主人？“一切服从党摆布”就是翻身作主人！
五、被镇压的六﹒四最有资格代表人民
学生运动和工农运动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用来对付国民党的基本手段。但学生毕竟和工农不同，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本身就是社会的缩影，他们起着双重作用：既是本阶层之中的敏感和勇敢的先行者，又是不同阶层之间的有理智有同情心的沟通者和代言人。在没有民主的中国，学生的向背历来是政治气候的晴雨表。无论在过去国民党的还是现在共产党的高压政治下，都是如此。凡是能够使学生团结奋起的主题，一定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到六月四日集结在天安门前和平请愿的学生，以及在其他地方用各种方式表达声援之情的所有的人，已经最可信地完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悲壮的民意测验：当今之世，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在中国结束专制，实行民主，铲除腐败。五十个日日夜夜的和平请愿，受到了共产党、人民政府和几十万人民解放军的血腥镇压。被镇压的不仅是北京的学生和市民，而且是全中国的民意，是民主和宪法。有人说，镇压早就被遗忘了。真的被遗忘了吗？因镇压而受难的人没有遗忘，因镇压而得利的人没有遗忘，反对镇压的人不会遗忘，拥护镇压的人也不敢遗忘。即使当时还没有出生的中国人，只要他们长大后仍然生活在专制和腐败的制度下，只要他们能够透过狭窄的天窗望得见一丝自由的光明，他们就不可能“遗忘”这个全民族的悲剧。
迄今仍在替“六﹒四”镇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辩护的人，有什么资格自称为最广大人民的“代表”！代表不了工人，代表不了农民，代表不了学生的人，有什么资格自封为最广大人民的“代表”！刘少奇在华中局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向我吹牛皮，说他自己会做人。但是他同他的父亲，同他的老婆，同他的兄弟，同他的朋友都吵得一塌糊涂。我问他：‘你是人家的儿子，丈夫，哥哥，朋友。你不会做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哥哥，好朋友，你怎能做一个好人呢？’”刘少奇的结论是那个人在吹牛皮，因为做一个好人不是空的。这个故事使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当今的三个代表，它不代表工人，不代表农民，不代表学生，却说自己代表着“最广大的人民”。既然“最广大的人民”是空的，可见“代表”是假的。
玩魔术得用障眼法转移目标。说空话的人喜欢玩弄概念，叫你弄不清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具体声称自己代表什么群体的什么利益，弄不好会原形毕露；笼统宣布自己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伟大，又轻巧，空葫芦一个，叫人莫测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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