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12月15日讯】11月19日，劳团举办“2024总统候选人劳动政见发表会”。被问到如何处理低薪的情况时，三位总统候选人分别提了自己的政见。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喊话上市柜公司IPO要有最低薪审查，员工薪水至少要3万元以上。并提到第一优先要保障本国籍劳工权益，不足的话，在考量引进外籍移工，而在新冠疫情后延伸出新的上班模式，政府有责建构符合新时代的劳动法令。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指出，基本工资要逐年检讨，在任内会以每月薪资提升至33,000元为目标。他还提到，上市上柜公司应提拨税后盈余帮员工加薪比例超过1%，营业所得税可扣抵额提高到150%，希望凭借减税加薪，形成良性循环。他还指出，政府要进行法规松绑，让企业跟国际接轨，大力开放全球布局。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被则表示，台湾缺工又低薪，代表确实是教育出问题，教出的学生不符合社会所需。他说，大学该关就关，诚实面对事实“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大学”。
到底，该如何理解“低薪”的情况？政府在这当中能怎么做？
全球产业变化主导台湾景气
在提出解方之前，得先知道问题在哪，才知道从哪里寻找解方。
首先得先认知到一件事，我们讲的“平均薪资”是台湾一千万左右劳动力的平均薪资，这么大的群体，不太可能哪个单一政策就能带来平均薪资的显着改变。
台湾的经济结构很特殊，进口加出口占GDP的比例非常高，出口大概65%，进口大概60%，所以加起来超过120%。世界上比例这么高的国家非常少，韩国也是出口导向国家，但目前出口只占GDP35%。
为什么台湾的比重这么高？在台湾跟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进出口的比例就开始增加。因全球化贸易昌盛，台湾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强化国际的专业分工，形成比较利益。目前台湾高阶的制造业，包括台积电这些半导体的产业，在世界上非常有竞争力，就是全球化趋势下按照比较利益分工的结果。
当你的进口跟出口是GDP的120%时，景气、劳动市场是紧密受到国际因素影响的。所以，是谁在主导台湾的景气？是全球的产业变化，全球的贸易、经济发展的，尤其是美国、日本跟中国。
2000年以来的薪资
另外需要了解的是，台湾目前薪资的很低吗？2022年台湾的人均GDP是32,756美元（约新台币97.5万元），如果用PPP（购买力平价）算的话大概6万9、快7万美元，很接近美国的水准。
台湾薪资相对低没错，但是因为物价也很低，所以用购买力来算的话，台湾其实是非常富裕的社会。
回顾过去20几年，在2001年之后，台湾跟中国都加入WTO之后，台湾的实质薪资停滞了一段时间，后来在马政府的时代甚至稍微降低，然后在2016年之后开始慢慢往回升，这个上升趋势至今未变。
台湾的资本大量移到中国
2001中国跟台湾先后加入WTO，这是一件大事，对中国与台湾的影响非常深远。
中国加入了国际俱乐部，开始大量的拓展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长期成长的动力之一。台湾就跟中国还有其他的国家，结合成一个国际贸易市场。
台湾利用在2000年之前发展了三、四十年所累积出来的资本和技术，结合中国便宜的劳工，创造出世界工厂。
台湾的资本大量移到中国去，中国的生产力大幅增加，得到好处的当然是中国的劳工，可是台湾劳工就失去生产力成长的动力。
国际资本的移动、两岸之间资本的移动，是长期影响到台湾平均实质薪资很重要的关键因素。
这个趋势在2016后开始发生变化，川普当选美国总统，2017之后开始打贸易战，使得中国的资本开始外逃，很多跑到东南亚，也有很多回到台湾。台湾的资本流入从2018开始大幅增加，到现在还在成长。
资本流入伴随而生的是“固定资本形成”（Fixed Capital Formation）增加，“固定资本形成”就是那些包括厂房、土地、设备的投资加起来，每一年增加的量。
美中贸易战后，台湾的“固定资本形成”快速增加。现在一年的固定资本形成量几乎是2018年的两倍，成长趋势仍在持续。
所以这么大的资本开始进来台湾，而且进入到投资的部门，所以就对劳动市场产生了质变。
所以要影响到一千万劳动人口的平均薪资，一定得是一个大的力量，而且必须持续一段时间，而不是台湾政府某项单一的劳动政策。
你要说感谢川普也可以，但主要是国际巨大的结构变化导致的结果。
执政者要怎么做？
那执政者要怎么更好的抓住这个大势，让台湾在当中取得更好的利益？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讲，劳工最好的朋友就是资本，也可以说是资本家。为什么呢？越多的资本家投入越多的资本，劳工的待遇就会改善。因为越多资本投入，会造成就业机会增加，生产力也会增加，劳工的薪资就会增加。
所以未来不管谁执政，要改善劳工处境、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平均薪资，政府就需要创造出一个对资本友善的环境，而不是一个对资本恶劣的环境。
跟中共打交道政治风险太大
有人会问，从这角度看，同样都是开放资本，为什么我们跟中国走近就有灾难，跟西方国家走近比较有利益？
其实跟中国做朋友没问题，跟中共做朋友才是问题。跟中共打交道，除了正常的经济风险之外，还有政治风险。这几年看得很清楚，这政治风险破坏力无比巨大。
假设我有个投资计划，国际上有这么多伙伴可以合作，我干嘛去选中共这个会给我带来那么大政治风险的伙伴？中共血迹斑斑的劣行还不够多吗？
巴菲特有一句名言：“你无法跟一个坏人做出好的交易。”（You cannot make a good deal with a bad person） 真的很有道理，即使有商机，你跟一个坏蛋合作，最后都不会赚到钱。
调涨基本工资有用吗？
一、劳动成本谁承担？
调涨最低工资，有一个问题得弄清楚，就是劳动成本最后由谁来承担？
如果看台湾的数据会发现，真的在聘任基本薪资劳工的，并不是大企业。那些上市柜公司，尤其是制造业，领基本薪资的员工很少。
受到影响比较大的其实是小企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微型企业，譬如说餐饮店或是其他小店面，他们雇用的员工很多是领基本薪资。
如果说提高基本薪资的成本集中在这些雇主的话，那这是政府要达到的政策目的吗？
从表面上看，基本薪资应该可以帮助弱势劳工。但仔细想一想有非常多的问题，实行前要透过细致的研究跟资料分析，才知道这一刀下去，到底谁受到好处？以及谁受到损害？
国外的基本薪资研究已经很多在探讨这些问题，可是台湾因为各种原因非常缺乏实证研究。
例如2022年苏贞昌在当行政院长调涨基本薪资时，他就说台湾有230万人受惠。可是台湾劳动力才一千万人，230万人受惠表示台湾有接近4分之1的劳工在领基本薪资，这完全违背基本认知。
二、台湾特殊的薪资结构
台湾的薪资结构跟国外很不一样，我们非经常性的薪资占总薪资的比例大约是18％到20％，像是年终奖金就是一个非经常性薪资，它每年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公司当年的获利情况而有所不同。
这样特殊的薪资结构是欧美没有的。譬如在美国，你的薪资就是一笔年薪数字，有时也有奖金或各种加给，但额度很少，不像台湾会占到20%。
由于非经常性薪资高，当基本薪资提高时，雇主可以透过调降年终奖金或是其他加给，来中和掉政策的影响。
明年的执政者不管是谁，如果真的那么关心基本薪资的话，在做任何决策前，应该先把这些基础研究工作做好，这是一个负责的政治人物该做的事情。
教育管制降低劳动生产力
柯文哲提到教育的问题，虽然他没讲得很清楚，但是台湾的教育管制的确很严重。
劳动市场要有效率，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劳动能自由移动。可是教育市场的管制间接限制了劳动移动，导致整个劳动市场的效率降低。
譬如说我们最近几年来台湾很缺半导体的人才，可是大专院校里面的相关科系却不能扩招，因为教育部限制每个科系的招生名额，那要如何满足市场对科技人才的需求?
反观美国的高等教育就属于一个竞争市场，当市场需求一增加，学校就扩增相关的课程与科系。台湾高等教育的名额管制，就会造成资源严重错置。也就是现在许多人想读的科系读不到，就被迫去读一个他不太愿意读的科系，当然就会有效益性损失。
这就是台湾政府非常没有效率的地方，在教育领域几乎无所不管，包括各种价格管制、数量管制，以及各种钜细靡遗的管制。
责任编辑：齐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