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3日讯】(大纪元时报记者谢亚晴／整理)一九九一年五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丁子霖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采访，为在天安门学生和平运动中遭戒严部队杀害的儿子（十七岁）作名誉辩护。同时，丁子霖在这次访谈中并谴责中国政府发动的“六四”大屠杀，揭露当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两代会期间散布的有关“六四”事件的谎言。
丁子霖在接受ABC采访后，中国人民大学学校当局、国家教育委员会相关部门竟以“暂停”其研究生导师资格为名，剥夺了丁子霖从事教师工作的权利。丁子霖自述，“这以后，我遭到了中共当局接踵而来的打击和迫害。起初，我到共产党的法院去告出面迫害我的人；但我很快明白了，迫害我的并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人、哪一个具体的单位，而是整个的共产党。想到了这一层，我也就彻底解脱了。我决定去做我想做的事──寻找和记录死亡。”
丁子霖＜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起诉书（摘录）＞
……（前略）中央领导包括江泽民总书记在“六四”后曾多次向海内外表示，要在适当的时候公布“六四”死亡者名单、死亡者人数。作为死难者母亲，我一直等待着有关方面兑现诺言。然而，总理李鹏在那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外国记者有关提问时，却说公布死亡人数和死亡名单政府方面并没有困难，之所以不公布是尊重死者家属的意愿，因为这是反革命暴乱。……
我不反对中国共产党，不反对中国政府，但我不能认同政府对和平示威者的镇压，更不能认同对“六四”流血事件所作的违背事实和民意的解释。我作为“六四”死难者的亲属，以我儿子生前的爱国行动为荣，以他付出的生命和鲜血为荣。我作为失去了儿子的母亲，有权为儿子的名誉辩护，有权驳斥对他的任何诽谤。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为天安门的大哥哥、大姐姐的安危担忧、焦虑，要同他（她）们在一起，还没有来得及赶到目的地，就被枪杀在木樨地桥头。他难道会是“反革命暴徒”？难道只有确认他是“暴徒”，才是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吗？昭昭天下，还有比这更残酷的逻辑吗？
（此文成于1993年3月5日，收录于《生者与死者：为了中国的明天》，出版者：中国人权）
“我一直记着这样一个令我怵目惊心的数字；这五十年里，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这块土地上，属于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竟高达八千万人。这八千万人不是死于战乱，而是死于所谓的和平年代！
也许，如果不是因为发生了一九八九年的那场大屠杀，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儿子在那场大屠杀中被杀害，如果不是因为我每日每时都要面对失去亲人的父母和亲儿，我也可能会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在茶余饭后谈论起这个数字。
但是，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所有与这“八千万”沾边或不沾边的人，也该认真地掂量掂量这个数字的份量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在所有各种各样的纪念中，对死亡的纪念也许是最要的。” ～丁子霖
──转自台湾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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