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3日讯】对华援助协会新闻稿:2003年10月23日-总部设在美国费城的对华援助协会为帮助社会各界人士了解刚刚被拘押的北京市家庭教会基督徒活动家刘凤钢先生的工作,特公布三篇文章1, 徐永海医生撰写的”10月13日我的主内弟兄刘凤钢”被抓2, 刘凤钢的”给主内弟兄姐妹的一封公开信-我不是搞政治的，我就是搞了政治，也是你的弟兄”;3刘凤钢弟兄整理的 曾被劳改23年的袁相忱 老牧师的生命见证”你要誓死忠心”
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继续吁请国际社会各界正义人士透过电话.传真,对此向中国有关当局表达关注, 呼吁中国有关当局能真正以事实为根据,遵守法治精神和公民信仰自由的承诺,立即无条件的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和平教会人士刘凤钢先生. 对华援助协会同时再次公布负责抓捕.审讯刘凤钢弟兄的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分局国保大队队长陈峰先生的手机号码13819116336,望社会各界友好人士积极联络,争取刘凤钢弟兄早日获释.
附: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分局电话:+1-86-571-8262-2514 传真:571-8237-7550
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处莫处长电话:+1-86-571-8705-5252
温州市洞头县宗教局李成龙局长电话:+1-86-577-6348-9485
图:2003年7月16日被政府推土机强行推倒的温州市洞头县大门镇沙岙村家庭教会
(前北京市委党校讲师, 中国家庭教会传道人, 威斯敏德神学院哲学博士候选人): 傅希秋
2003年10月23日 于美国费城
对华援助协会
China Aid Association, Inc.
P. O. Box 263,
Glenside, PA 19038 Us
TEL: +1-215-886-5210
FAX: 215-886-1668
EMAIL: FXQ02@YAHOO.COM
1, 徐永海-10月13日我的主内弟兄刘凤钢被抓
几天前的那个日子，即2003年10月13日，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在这一天，我的母亲胡凤荣去世，我的主内弟兄、我最好的朋友刘凤钢被抓。
一
10月13日母亲去世，我没有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11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那天我开始被监视，12日警察将我带到北京郊区的大觉寺山庄。13日9点多钟，我哥哥给我的手持电话打来电话，说母亲快不行了，让我无论如何立即到。还好，警察知道此事后，立即开车向医院赶去，只是路程太远，11点赶到医院，母亲已经去世，我没有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此事将使我痛苦一生。
母亲今年76岁，以前身体还可以，还能帮助我们做饭。去年面临拆迁，看到、听到拆迁中对老百姓的各种野蛮做法，母亲一直很着急。母亲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家庭妇女，没有多少文化，除了着急没有别的的办法。因为着急，7月底母亲患脑血栓病到了，经过抢救，命保住了，可是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偏瘫。看到一生勤劳的母亲不能活动，我们很痛苦，想办法给母亲治疗，按摩、吃药、打针等，可是拆迁还在继续，母亲心中还在着急，病情一直不见好转，反而逐渐在加重。4月10日我家被强行拆除，一家人无家可归，母亲病情进一步加重，逐渐出现进食困难、发音困难。如果没有拆迁，母亲一定能多活几年。10月13日，母亲去世，母亲死在无家可归之中，母亲如此离开我们，作为儿女，我们很是痛苦。
母亲走了，如此地离开了我们，我们理应把母亲的丧事办好，可是我们办不到。我们的家被强拆了，我们没有自己的家，我们暂时租了一间别人的房子来住。在别的房子中，我们不能设灵堂祭奠，我们怕别人忌讳、不高兴，这也是母亲一生为人处世的原则，“自己可以受委屈，不要给别人带来不便”。在母亲的丧事期间，我一直被监视，白天我到哪，警察到哪，晚上警察在在旅店开房间和我住在一起。
为什么要监视我，因为在拆迁中，开发商对我们老百姓的补偿不合理，老百姓不搬，家就要被强拆，老百姓不得不无家可归、流落街头。为此很多老百姓不得不上访告状，在10月5日我给胡锦涛主席写了一封信，为此我受到了这样的待遇。在此期间受到这样待遇的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很多家被强拆的老百姓，如：关增礼（电话：10-84014172）、刘安军（10-83541925）、华惠棋（10-63368113）、李春明（13021011433）、孙苗芽（13121739239）、叶国柱一家等。
二
在10月初母亲病危时，刘凤钢来过医院看望过母亲。13日母亲去世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的主内弟兄、我最好的朋友刘凤钢，可是电话一直不通。我希望刘凤钢弟兄能来参加母亲的葬礼，为母亲祷告。刘凤钢多年来一直专职为主做工，他虽然没有上过神学，没有神职称号，但对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来说，他就是我们的神职人员。
49年以前，母亲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姥姥、姥爷信佛，他们变卖家产专程来北京“修佛”，一家的财产没有了，一家人不得不流落在北京，因祸得福，一家人成了北京城里人，享受了几十年北京城里人才能享受的待遇。现在的人可能不再看得起这样的待遇，在那个时代，能有城市户口，能有北京市的城市户口，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可是母亲对他父母因“修佛”而失去的财产很有看法，其实也没有什么财产，无非是乡下农村的几亩薄田。可是由于母亲一生辛苦，还是看中这些。因此母亲对所有宗教都有成见，认为都是骗钱的。我信主成为基督徒后，也曾给母亲传福音，其他一些主内弟兄姊妹也向母亲传福音，但母亲一直没有信。
母亲患病后，开始只是偏瘫，脑子还清醒、没有糊涂，面对死亡，母亲有一种恐惧，我向她谈到上帝，谈到我主耶稣的救恩，谈到信主能有永生，母亲表示信主，我和母亲一起做了祷告。可是母亲的病情逐渐恶化，几个月后，逐渐出现痴呆、出现不能说话，母亲没有能接受更多的主的道理，但我相信母亲是信主，我主耶稣是接纳她的。
我很想让刘凤钢弟兄来，给母亲祷告，可是几天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和他联系不上。母亲去世后第三天遗体火花，还是没有联系到刘凤钢。在17日朋友给我来电话，说刘凤钢13日在浙江被抓了，他的家也被警察搜查了，我放在他家的电脑也同时被警察拿走了。据说，他被抓的理由是“泄露国家机密罪”
刘凤钢弟兄不可能泄露国家机密罪，我们对刘凤钢太了解了，他不可能接触到国家机密，他也不可能得到国家机密，更不可能去泄露国家机密，他泄露给谁呀？但是我知道，刘凤钢因为信仰、因为维护基督徒信仰的权益得罪过某些有权利的人。事情是这样的：
几年前，辽宁省鞍山市的基督徒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被抓，刘凤钢专程到了辽宁省鞍山市，并写了《我所了解的辽宁省鞍山市李宝芝“邪教”一案的事实和经过》。还有在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时，刘凤钢和47名基督徒在一个基督徒为主的养老院中聚会，学习《圣经》，可是他们被警察抓到了派出所，事后刘凤钢和有关弟兄写了《布什访华期间47名基督徒曾被抓现养老院面临被关老年人生活艰难就此事致美国布什总统的一封信》。
今年刘凤钢得知浙江的一些主内弟兄姊妹被抓，一些弟兄姊妹家的房子被拆，（在这些房子里主内弟兄姊妹曾在一起学习过《圣经》），为此刘凤钢去了浙江，这次是第二次去。在10月初他看望我母亲时，他曾说过，他要帮助浙江的弟兄姊妹打官司，对于房屋被拆的事情，他要用法律途径来维护我们基督徒的权益。没有想到，他还没有能维护浙江主内弟兄姊妹的权益，自己却在浙江被抓。
三
刘凤钢弟兄1987年信主，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多少人信主，尤其是年轻人。1989年2月我去教堂时，那时缸瓦市教堂没有多少人，年轻人也就是几十人，（现在缸瓦市教堂星期天就有五堂礼拜）。而在1989年，刘凤钢弟兄就已经在自己的家里带领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学习《圣经》，领导家庭教会了。多年来刘凤钢弟兄一直为主工作，长期带领几个家庭家庭聚会。刘凤钢弟兄可以说是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早期领袖。
刘凤钢弟兄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主内弟兄，哪里需要爱，他就到哪里，今年我家面临强拆时，刘凤钢不顾身患重病，一个多月前患心脏病——心肌梗塞，来到我家关心我。我家被强拆后，他收留我一家，因此我的电脑放在他家，这次我电脑也被抄走。10月初他还给我发来短信“今年是你的苦难之年，家被强拆，母亲病重，望你以苦难做饼，行在主的道路上。
刘凤钢弟兄不顾个人的安危，关心受逼迫的主内弟兄姊妹，多次去外地，并写了一些文章，因此受到警察的监视。对此刘凤钢没有感到害怕，因为刘凤钢弟兄知道，他所做的事是主喜悦的，“为主受逼迫的有福了。”由于刘凤钢关心受逼迫的弟兄姊妹，因此受到警察的监视，一些主内弟兄姊妹不敢和刘凤钢弟兄接触，刘凤钢弟兄为此曾有过苦恼，9月底刘凤钢弟兄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并请我看看，望我提提意见，没有想到，没有几天他就被抓了。现将此文给大家一读。
在此，我请求主内弟兄姊妹们，为我们主内的刘凤钢弟兄献上祷告，求主保守他。保守他的身体。
徐永海
2003年10月23日
2, 刘凤刚弟兄——《给主内弟兄姐妹的一封公开信》。
我不是搞政治的，我就是搞了政治，也是你的弟兄。
孩子四岁生日时，我带他去动物园，路上儿子看见一辆警车，儿子大叫：“爸爸！警车！是抓您的吧？”我的眼睛里立刻充满了泪水，为了不让乘客看到我的眼泪，我紧紧的把脸贴在孩子的身体上，把脸朝向车窗外……
圣经中明明教导信徒要到普天下去传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明文规定：“公民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可是地方性法规中却规定：“政府指定宗教场所以外的宗教活动是非法的”。结果时，时常发生基督教家庭聚会遭受逼迫的事情。
由于各种原因，我时常接待一些被逼的弟兄姊妹，每当我看到一座座被拆毁的教堂和被殴打的弟兄，我的眼在流泪，心在流血。我曾在国际互联网上、国外煤体、国外基督教刊物上发表了一些主内弟兄姊妹被逼迫的文章，其中有：《布什访华期间47名基督徒曾被抓现养老院面临被关老年人生活艰难就此事致美国布什总统的一封信》、《我所了解的辽宁省鞍山市李宝芝“邪教”一案的事实和经过》、《我所了解的浙江主内弟兄姊妹被逼迫的情况》等文章。为此我曾入狱和多次关押、警告、跟踪、殴打。圣经上说：“为主受逼迫的有福了”，我因为主做工，而受逼迫，我感受到主给的的喜乐。
在北京等大城市，由于相对宽松，一些家庭教会未曾受过逼迫，或者由于这些教会规模不大经常换聚会地点而未曾受过打压。其中的某些弟兄姊妹、有些还是家庭教会的负责人，他们对受逼迫的弟兄姊妹没有肢体之痛，对我所做的事情不理解、不支持，甚至说一些让人痛心的话。
前不久我与一位史姓主内弟兄到北京郊区传道，被当地的警方和宗教部门传唤了十几小时。几天后，在某一个基督教家庭聚会上，聚会负责人董姓弟兄说，刘凤钢是搞政治的，史姓弟兄是受了我的牵连。对此我感到很痛心，做为基督徒我们深深的晓得，我们永远的家是在天上，我们在地上只是寄居的、是客旅。我们在地上只是传福音、做见证，我从来没搞过政治，如果说关心遭受逼迫的主内弟兄姊妹，写了一些主内弟兄姊妹受逼迫的文章，并因此被关押、警告、跟踪、殴打，就是搞政治的，那我就是搞政治的，并且我还认为，这样的政治每个主内弟兄姊妹都应该搞。
董姓弟兄所以说我是搞政治的，主要是受中国几千年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搞政治是掌权者的专利,老百姓一但沾上政治的字眼就永远洗不清了。认为作为老百姓只能是老老实实，不能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否则就是大逆不道；认为作为基督徒只能无条件地顺服当权者，即使主内弟兄姊妹被打被杀，也只能心中默默祷告，不能说出来。最后我对董弟兄重申一句：我不是搞政治的，我就是搞了政治，也是你的弟兄。
阿们吗？！
现将此事写给主内弟兄姊妹，望主内弟兄姊妹们为我，为董姓弟兄、为中国教会在主面前献上祷告。阿们！
刘凤钢
2003年9月23日
3, 刘凤刚弟兄整理的 袁相忱 老仆人的生命见证
你要誓死忠心
“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肌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罗马书8章35节）
2002年3月初的一天早上，有人敲门，我内人打开门，派出所所长带着有穿便衣的和有穿制服的几个警察来到我家，问：“你今天是否出门？”我说：“干什么？”所长说：“您是重要人物我们要保护您”我听后摇头苦笑，我怎么成了重要人物，我什么时候被保护过。我说：“我今天就是去聚会”。他们走了，我下楼，乘公共汽车去聚会处。我发现便衣警察始终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那些天，这样的跟踪严重地干扰了我的正常生活。有两次我去理发他们也都跟踪我。有一天有两位弟兄请我和内人去饭馆吃饭，便衣警察尾随着我们，问我们去那儿，我内人说：“我们去伊甸园饭店吃饭。”当我们在包间里用餐时，便衣警察不断地推门看看，我内人实在气愤。当我们用餐后出来时，他们问我们是否回家，我内人问：“你们为什么跟这样紧，我们一起吃饭与你们有什么关系？”他们说：“今天是复活节，你们知道吗？我怕有记者找你们，你们不要上远处去。”我内人说：“我们不上远处去，客人一会儿就走。”
还有一次，有两个外国人想见我们，我们刚一出院子，两个便衣警察马上跟上我们，说：“你们上哪去？”我内人说：“上虎坊桥。”我们在大门口上出租车，他们随后也上出租车跟在我们后边。我们到了宾馆下车，他们也下车。我们上电梯，他们也一块上电梯。在楼道里，他们问我们：“那外国人是不是记者？”我内人说：“不是记者，是退休的牧师。”当我们叫开门的时候，他们一看是两个外国人，没有进去。我们谈了十分钟的话就出来了，当我们出来时，他们在楼道里等着，我内人说：“你们应当进去听听，为什么不进去？”他说：“我们听不懂。”还问：“你们上哪里？”我内人说：“我们回家，哪也不去。”
后来我才听说那时正在开“人大和政协两会”，他们怕外国记者到我家来采访我。为什么他们怕采访我呢？很简单，因为我不参加官方支持的“三自会”。
我不参加三自主要有三点，第一，我从一九四零年下乡传道和一九四六年在阜城门租房，开办福音堂传道从没接受外国的津贴，当时一位神召会的牧师让我把福音堂的牌子改成“神召会”的牌子，我坚决不同意，这位牧师对我说：“袁弟兄，你可想好了，这么大的一处房子，租金问题就够你受的了，你不挂‘神召会’的牌子，工资没有，一家老小怎么生活？你再仔细想想，先不要做出决定，以免以后后悔，我说这些全是为你好。”我回答说：“我不用再想了，这个问题从我读神学毕业起就开始想了，我一辈子都不准备加入某个组织，也不准备领这种工资，但我相信，神一辈子也绝不会让我缺乏的，他必负我完全的责任。”经上说：“耶和华的圣民哪，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诗篇34章9-10节）。所以在他们成立“三自”之前我早就“三自”了，没有参加他们“三自”的必要。
第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歌林多后书6章14节）“三自革新运动”的发起人吴耀宗先生毕业于纽约协和神学院及尼布尔门下进修，接受新派神学思想，所谓新派，简单说就是不相信童贞女生耶稣，不相信复活，不相信三位一体，不相信末日审判，不相信耶酥再来等等，他们没有什么信仰，用王明道先生的话说就是不信派。
第三，政治和宗教要分开，“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路加福音20章25节），这是两个领域，政治不能利用教会，教会工作的开展不依靠势力。解放后国家设有宗教事务管理局，市设有宗教事务处，县设有宗教事务科来管理一切宗教活动；想通过“三自”把所有的中国基督教组成协会统一管理，成为人民团体之一，也要在党的领导下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认为：教会是属天的，是看不见的，不是地上的组织、不是机关，他的头是主耶酥；教会则是童女，不能与世界联合。
那时正赶上一九五零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三自运动的真正目是反帝爱国，在这一时期完全表明，三自运动利用抗美援朝的战争，加快了国内“三自运动”的步伐，也加强了运动的力度，迫使基督教界迅速作出抉择：你是支持自己的国家呢，还是支持帝国主义？换言之就是：你若不参加三自，就是支持帝国主义，就是不爱国，更甚者，就是反革命。由于我不参加这个运动，就被官方质问：这场运动是爱国运动，是政府支持的你为什么不参加，不参加就是立场有问题，如此推理我便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了。
定我反革命之前，北京宗教事务处处长对我进行了请客、开会、学习等手段劝我加入“三自”，均遭无效后，最后把我母亲、内人叫到宗教事务处下最后通牒，这是五七年底，中心话题是要让她们动员我，赶紧向政府靠拢，李处长说话很严肃，他说：“我找你们来是很要紧的事情，是关系到你们切身的问题，袁相忱没有参加学习，也没有向政府靠拢。我请你们来，就是做好他的思想工作，要赶紧向政府靠拢，悬崖勒马，不然我们再也不容忍他了。我们看他还年轻，才四十四岁，还有挽救的可能，所以找你们来，你们是他家里最近的人，要回去好好劝他。你们家有六个孩子，有老有小，他出了事你们怎么办呢？我们给你们一条出路，要袁相忱赶快悔改，向政府靠拢，参加学习，这样我们才能对他放心；不然的话，我们怎么收拾王明道照样怎样收拾袁相忱。我们一直在给他机会，等他回头，不过我们的线不能拉得太长，我们也不能等他太久了，他要再不悔改，不向政府靠拢，我们就要采取行动了，对他我们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你们不信就等着瞧。我们收拾他很容易，但他要是进去了，你们家一堆孩子怎么过呀？你是他妻子，所以你要多劝劝他，不要和政府做对，否则的话，会自食其果的。”李处长又对我母亲说：“老太太，我知道你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也要想一想，如果没有儿子，你怎么生活吗？你要回去好好劝劝他，让他好好参加学习，好好参加三自，向政府靠拢，回头是岸。要不然，你们这一大家子怎么生活呀？我是为你们好，所以才把你们找来，你们记住我的话，回头是岸，要不然的话，后果自负。”母亲和内人回来后心情很沉重，我看内人一付欲言又止的样子，就问：“你怎么了？”内人告诉我说：“李处长在今天找我和妈妈说话了”。我听完，愣住了，“说什么？”内人说：“要我们劝你参加三自，向政府靠拢。”我又问”是政府叫你们去的吗？”内人点点头，我又问：“你和妈都去了吗？”得到内人肯定答复后，我明白了，这是最后的争取，也是最后的通牒。并且这通牒中带着最实际的利益的威协：如果我不肯就范的话，这一大家子怎么办？沉思了片刻，母亲、内人把目光投向我，我坚决的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怕内人过分伤心就安慰她说：“在神的真道上，懦弱是一种罪，人在软弱的时候，就是被这罪所捆绑，所以神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约书亚记1章9节）。我们应当刚强壮胆。从前那么多苦日子不也过来了，我相信神不会给我们承受不了的重担，我们若恒久祷告，一心靠主，主就必定保守我们。”
抓捕行动是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深夜十一点多进行的，来了一辆吉普车，停在福音堂门口。一名派出所的民警用力敲门，我内人就去开门，一边开门一边问：“有什么事啊？”开门后看到门外站着两个人，都是派出所的，那两个人说：“我们所长要老袁去谈话。”于是到里屋把我叫醒。我穿上衣服，蹬上内人给我买好的新布鞋。他们把我送到吉普车内，开到香家园派出所。我想，叫我去，干什么呢？是不是一去就回不了家了，想到这，真后悔没到母亲的房间里看看她老人家。也没去看看六个未成年的孩子们，同时也后悔还有很多福音堂的工作没向同工们交待，走到半路，一个警察问我：“哎，你是属于什么反革命啊？”我愣住了，说：“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反革命，我也没有反对过革命呀。”两个警察没有说话，原来政府早就把我为定性现行反革命了。
到了香家园派出所，一名警察让我坐下，另一名警察到里屋去了，不一会从里屋出来三个人，是便衣，凶巴巴地走过来大声喝道：“站起来”，我就站了起来，其中一个人拿出一张逮捕证出示，宣布正式逮捕，然后让我在逮捕证上按手印，另外二个人把我带上了手铐，这一切做得那样干净利落，前后不过三五分钟，显然是早已布置好的。这时派出所的挂钟正指晌午夜十一点半，黑暗正浓。从那一刻起，我就开始了长达二十一年又八个月的铁窗生活。
后半夜，我被押上一辆汽车，拉到北海后门的草岚子胡同，那里是预审犯人的地方，在这关押审讯我达半年之久，所提的问题无外乎几点：1，发明信片，召集不参加三自的十一位代表开黑会；2，说我曾说过老和尚为什么不说话，说我是指着毛主席说的右派言论；3，污蔑三自领导是三朝元老；4，一九五六年胡俊德姊妹去美国找丈夫，因她的行李多，我送她去机场，政府定罪是里通外国，勾结外国人；5，我在阜城门开设福音堂，在这以前日本牧师在这里，开堂讲过道，政府认定我为汉奸嫌疑。对这些问题政府总是让我按着他的意思认罪，所以我一概都说“不知道”或“忘了”，为此政府说我不老实，抗拒，我又被他们押往自新路北京监狱，一个月后，我的判决书下来了，法院来人，叫了我的名子，宣读了我的罪状，然后宣判我无期徒刑，判决书中特意说明，我属反革命首恶分子，在审讯中态度不好，抗拒，所以从严处罚。
通常法院念完这么重的判决，很多当事人一听就会晕倒，法官见我没有什么感觉，很惊奇，问“你上诉吗？”我说我不上诉。我站在法官面前，心里在默诵着经文“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以塞亚书53章7节）。
我被捕那年才四十四岁，有六个孩子，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才六岁，还有六十多岁的老母亲。家里的一切担子全部压在我内人身上，我是反革命，他们是反革命家属，处处受到歧视，八口人要吃要穿，还得让六个孩子继续上学，把他们培养成人，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我内人忍受了许多不可言状的痛苦与磨炼，但由于神的保守，靠主胜过来了。经上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诗篇37章25节）
六零年夏末，我就和其他犯人一起，被押送到东北黑龙江兴凯湖监狱服刑，坐火车起程，此时，犯人坐在车厢里，车厢前后都有当兵的拿着机关枪，看守着。此时，我仿佛看到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主，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艰难的走向各各他，我透过十字架看到了主顺服神旨意的心。我心里默默的说：“主啊，若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这里一定包含着神的美意。”想当年，约瑟被买到埃及为奴，将来的命运如何，他不晓得。当他被护卫长的妻子诬陷下到监里，在人看来是多大的不幸，然而从神看来，这只是神计划的一部分。我想现在我被判这样重的刑，也同样是神计划的一部分。
兴凯湖是在中苏边界，与当时的苏联只隔一条河，这里是一片荒原，我们到这里第一个任务就是先要烧砖善房子，犯人中有一部分被派去烧砖，有一部分人就用烧好的砖砌围墙，砌完围墙，又给干部盖房子，最后才是给犯人自己盖监舍，每天工作九个小时以上，连窝头都吃不饱，犯人们就在外边找野菜，用野菜做菜窝头吃。
监狱为了加强对在押犯的思想改造，白天要强制干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强制政治时事学习讨论。讨论时人人都必须发言，不然就会被批斗，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有一次晚间学习讨论时，我无意中说了“这几天报纸没有刘少奇的消息，难道党内也有派系之争吗？”没想到这句话被学习组长报告到监狱队长那里，我竟遭到了飞来的横祸和难以想像的磨难。监狱队长横眉立目的斥责我，认定我说这句话是反动思想大暴露，并且问我：“还信不信上帝？”我理直气壮的回答说：“还信！”为此，便更进一步激怒了这位队长，他认为我顽固不化，反动透顶，不是在学习会上所能解决的，必须从严惩处，决定将我立即押入“小号”单独禁闭，命令我每天除规定的睡觉和吃饭时间外，都要盘腿坐着老老实实反省自己“问题”。
所谓“小号”，就是监中之监，狱中之狱，是一间长宽各不足二米，没有窗子，只有牢门下部接近地面之处有一个小方洞的小牢房。当我被押进“小号”单独禁闭前，监狱队长叫人把我衣服上所有的纽扣都揪走了，连腰带也被拿去，怕在小号反省时吞食扣子，利用裤带上吊自杀。狱方经常有人从牢门的缝隙看我是否按他的规定坐着反省，有没有其它违纪行为。每天两顿饭有人从小方洞递进食物，大小便都不准出去，一律在牢房里的马桶方便。再加上牢内不通风，空气可想而知。
在条件如此恶劣的“小号”里蹲了长达半年之久禁闭，半年没见到过太阳，没有被放过风，身体得不到活动，没有用水洗过脸和手，更谈不上洗澡沐浴，没有换洗过身上的衣服，身上生满了虱子等等。这些非人道的折磨，对我身体的催残是不言而喻的，我已更加瘦弱，眼睛视物模糊不清。感谢主给了我巨大的毅力，使我胜过这次残酷的磨难，各种邪恶都没能动摇我对主耶酥基督的信仰。当半年以后把我从“小号”里释放出来的时候，我的双腿已经不能使身体站稳，不能行走，只能扶着墙缓缓挪动，我要感谢主的保守的恩典，在狱中生活和管养条件极差的情况下，我的身体都迅速的得到了恢复。
中文圣经使徒行传称保罗是仆人，原文圣经为奴仆，奴仆与仆人是不一样的，奴仆是没有选择自己道路的，通过这次飞来的横祸使我彻底的降服在神的脚前，就像摩西在旷野倒空了自己一样，做一个忠心的奴仆。
神的时候到了，“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陇沟的水，随意流转。”（箴言21章1节）。他在我身上实施了他的奇妙的计划，一九七九年下半年，政府看到这些老政治犯已年过六十，没有什么劳动价值了，在这里还得养老，即便回到社会也没有反革命市场，对社会危害不是很大，加上把他们交给当地公安机关、街道继续管制，也解了政府的一份负担。就这样我就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拿到了释放证，这使我们看到君主的心，在神面前就像垅沟里的水。
走出监狱的大门，步行三公里，归心似箭，很快就把监狱远远的抛在身后了，赶到汽车站，再坐汽车到革志县城，革志是个小车站，只有慢车经过，我坐在慢车上如坐针毡，盼望早一秒钟看到家人，车开到吉林平川那站，我就下了这列车，买了一辆快车票，就给家里发去一封电报，在火车上，我幻想看阔别二十多年见到亲人的情景将是什么样子。由于列车晚点，我本来二十三日晚十点半到北京，却推迟了一个多小时，下了车，我穿着一身黑，又戴着大皮帽子，已过了十一点，我以为接我的家人都回去了或者没接着电报，我就跟着两个同样乘夜车去白塔寺的人，坐车到了西四，下车后我就往西，向白塔寺走去，因我五八年被捕后搬了家，只知道地址在白塔寺西夹道，我就朝亮着灯的房子喊我内人梁惠珍的名字，就听屋里答道：“我妈去车站接人去了，你有什么事？”我想肯定是这了，就连忙说：“她接的就是我。”开门的是二儿媳，从来没见过面，不知道该说什么，她连忙为我打了热水，让我洗脸，洗脚，正洗脚的时候，内人和二儿子就失望的回来了，一见我正坐在板蹬上洗脚，儿子喊了声“爸爸”，奔到我面前，我双脚还站在水里，我一家三口紧紧的抱在一起，抱头痛哭，我一边哭一边说：“这些年你们受苦了。”……神真是奇妙的神，我被抓走时是夜十一点多，回来时也是十一点多。
我被放回家以后，由于精神上愉快，生活环境好，心中满有主恩，因此身体恢复较快，当时耳不聋，眼不花，头发也没白，可在灵性方面确实需要下功夫，很好充实，二十多年没读圣经，记忆力也已衰退，更需抓紧读经求得启示和能力，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当时自己有个强烈的感觉，已近六十七岁的我还能再活几年呢！不知那一天走完在世的路程，而且主来的日子实在近了，该怎样警醒等候，又该怎样利用这短暂的晚年余生呢？要爱惜光阴，要竭尽全力去赎回已经白白浪费二十多年的光阴！要在自己生命的后期单单为主而活，将来不但要去见主，而且还要“交帐”，我不过是主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要继续靠主忠心到底，迎着各种困难和阻力献出我的余生，使我将来向主交帐时无愧，欢欢喜喜的站在主的荣耀里。
在假释期内没有公民权，不能外出，我除了认真查考圣经之外，就尽量想办法在家里做圣工，主要是以下四方面工作：一、接待各方来访的信徒，在家里做培灵工作。这些年我每天都要接待许多弟兄姐妹来访，其中有本市的也有外地远道来的，还有不少是不认识我慕名而来的。我与来访者亲切的彼此交通，相互作见证。我内人就整天忙于倒茶做饭烧菜服侍肢体。大量的接待工作花费不少费用，但主也预备了。感谢主！在侍主方面我内人与我完全同心，他虽已年近古稀，但主赐给她力量，每天早晚辛勤操劳，却感到无尚欣慰。从外省市来的信徒，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要圣经参考书籍；二是要寻求侍奉之路。他们不赞成走“三自”道路，问我该怎样带领群羊？我回答：‘很简单回到使徒行传中去，跟着使徒的脚踪行’，打破老框框及教会的传统，圣经里没有的一概不要，马丁路德时代需要宗教改革，现代更需要改革，因为“三自”大教会离圣经太远了，教会里充满了人的意志，人的方法，本来基督是教会的头，现在教会另外有了头，教务方面的事，要经过上级批准，教会变成了政府的工具，变成了人民团体之一，成为地上的机关，在组织上也效法这个世界，失去童女的圣洁与世界联合。将来是无形的教会被提，所以我们要建造教会一定要按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来：八章5节）在出埃及记最后两章有十四次说：“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我们不敢伸出乌撒的手去摸约柜，圣工就是圣工，人的手不能动。乌撒的动机虽是好的，但神还是击打了他，因为不按神的话去做，神也不会赐福，外边看是轰轰列列……，在神看来是草木和秸，所以我们不敢再犯任意妄为的罪。
在接待工作中，除国内的以外还有一些来自美国、日本、香港、新加波、台湾等地的信徒。其中绝大部分是以前我们之间互不相识的，他们听过我的事，来到中国北京要见一见这个人，听听我的见证，放下一些福音书籍。
二、用信件来谈道传播福音，通过文字交通解释神的话，给我来信的弟兄姊妹较多，有时一天就能接五、六封，邮递员曾对我笑着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你的信得三百多封”，为此，我和内人几乎每天都要挤出一定时间写回信或邮寄福音书籍等。
三、录制福音录音磁带和放映电视录像。由于我们当时缺少圣经又缺少牧人，最简单的方法是充分利用录音机功能，在家里录制各种福音磁带，送给各地的肢体，几年来已先后录制并送出去近五百多盘磁带，传播福音，造就了信徒。特别受文化水平较低的老太太欢迎，他们认为这是传福音，造就信徒的最好方法。
四、办家庭聚会。因为每天都有信徒谈论真理，后来就发展成固定日期，每周一次查经聚会和一次主日敬拜。查经是每周一至两章，认真阅读后大家发言，将所得的亮光分享。主日先擘饼，按使徒的教训在七日的第一日，由几位弟兄轮流主持分饼，然后大家交通共勉。由牧师主持崇拜是圣经上没有的，信徒不是来得什么，乃是要来献上什么，显出肢体的功用来。在聚会中大家要祷告，挑选诗歌或分享读经心得或作蒙恩见证，会上偏重圣徒的相通，聚会的性质不是工作性的，乃是教会性的，是信徒的家。愿我们的聚会体验这恩赐，一个重生的信徒要追求第二步的恩典，那就是被圣灵充满，运用属灵的恩赐来服侍教会的肢体，怎样才能够得着圣灵呢？使徒行传二章38节要悔改，罪得救，就必须受所赐的圣灵。主日聚会去大礼拜堂，坐一坐听听讲道，好像听大报告，显不出教会信徒的家，活不出爱来，那不是教会生活，更谈不上走教会道路了。那时我住在一间十九平方米的房子，家庭聚会后来发展到四、五十人，因为是平房，四面都有邻居，聚会时不敢放声唱诗和祷告，怕干扰邻居引起反感。也有人来问：“礼拜堂离这儿这么近，为什么不去那儿聚会？你说你们在读经祷告，别人怎么知道你们在搞什么名堂！”我对来人说：“他们是主动来的，我不能说别到我家来，我可以应许以后少点。”（此时我还未恢复公民权）。我心想，最起码在我屋里应该有我宗教自由吧！聚会只要不扰民不妨害治安，别人无权干涉。后来由于到我家来聚会的人越来越多，实在容纳不下，只要将聚会迁到我大女儿家，她家住朝阳区广渠门外垂杨柳，她住在高楼十层三居室，她们工厂是星期二公休，平时楼里人很少，我们关上楼门聚会，不会对邻居干扰。因为在她家里聚会使我大女婿在主的道上大有长进，他们全家四口人于八九年都受了浸。
八九年六月四日期间，市内交通中断，满街都是戒严部队，大教堂已停止了聚会，而我们的聚会从没停止过，平常我从阜城门白塔寺去广渠门外垂杨柳都坐公共汽车，这期间我都是步行去，往返20多里，有时戒严部队不让通过，我就指着女儿家所住的大楼说：“这就是我家为什么不让我过”。戒严部队不得不放行了。
参加聚会的人数像滚雪球似的不断增多，终于有一天下午，正在聚会时，来了很多派出所的民警，强制停止聚会，寿弟兄最后做了一个结束祷告，把我叫到派出所，其它信徒逐个登完记，也都放回了家，第二天他们又叫我到朝阳分局，一位管宗教的喝斥我说：“监狱这么多年就没给你改造过来吗？下次不许到这里来聚会”，从那以后，聚会又搬回了我的家。后来我们采取“化整为零”和“打游击”的方法，聚会的人员太多就再分家，以家为单位，这次在这家，下次在那家，定期轮换。
一九九四年夏末初秋，一位出国的金弟兄愿意把他在东城区朝阳门内南豆芽胡同68号的住房借给我用，聚会仍在白塔寺我家，当我考虑到新址有两大好处：一、那里独门独院，既安静又宽敞，还有电话，因此无论是接待信徒和同工以及相互联系等都比较方便；二、白塔寺原址专做聚会之用，室内家具撤除可增大聚会使用面积，虽然每次聚会我和内人东城至西城往返奔波辛苦一点，也每次聚会可容纳三十多人，大家都很高兴。
在新址住了一年，在这期间，民警曾多次来到家里告戒要注意安全如防盗等等。一九九五年8月14日（星期一）当地派出所的民警来到我家突然对我说：“你们住在这里不合适，到你们这里来的人那么多，那么复杂，你们也没有办理租赁手续，也没报户口，现在‘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很快召开了，限你们在这星期五一定搬走。那天我们会来看你们搬走没有。”随后问我：“你家有宗教书吗？”我说：“有”，几个民警走到南屋见窗台上用床单罩着放有一些圣经，就说：“这是非法的，你为什么不上缴？“然后就把放在那里的圣经全部装到他们开来的汽车上拉走了。当时没有清点数量，拿走时也没有留下任何字字据。我估计约有二百多本。
八月十七日上午，我三儿媳和小女儿两人前往派出所找负责人交涉：“房主有许多家俱和家用电器，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都放在屋里，由我们代为看管，假如我们搬走了，这些东西一旦失盗，我们要承担赔偿，如此我们已给住在香港的房主打了长途电话，对方表示最近因身体不适，待稍好一点就马上回北京，我们等他回来之后再搬，免得房子空着被人偷走了东西。”虽经再三交涉和请求，均被警方拒绝，并且说：“你们搬走后锁上门，东西丢不了。当晚派出所又派几名民警来到我家，见我还没有搬的动静，非常不满，态度十分蛮横和强硬，当时已经是晚九点钟，要我立刻去见所长，转达所长的命令叫我立刻就搬走。我见派出所民警态度强硬，而且发展到不讲道理的地步，于是我就对他们说：“无论如何我们立刻搬不走，我们二位老人，已七八十岁了，要搬也得等儿女们休息才能搬”，也许他们听我讲的是实情所以就不在说什么了，这时一位女民警问我：“你懂得什么叫‘三自’吗？”我说：“懂”，随后他们什么也没说。这次又将我家里摆放着的许多福音单张全部都拿走了。同样没留下任何字据，令人气愤的是，他们刚走不久，家里的电话既被做了手脚，电话拿起来没有声音，既打不出去，又打不进来，显然，当局想用电话来对我施加搬家的压力。家里电话不能用，只能跑到街上去打公用电话，通知儿女们亲属们来帮搬家，第二天，我们正在搬家时，电话突然间能用了，我们根本没向电话局申请修理，电话就自动修复，说明电话是故意被人掐掉的。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在我的住宅周围派出所设有耳目，见我们已动手搬家就向上面做了报告，所以电话马上就恢复了，我们就是如此迫不得已仓促地搬回了白塔寺。
一九九六年初，国家主席签发了加强宗教活动场所管理，要实行登记命令，随后北京市各区既先后开展了实施登记的工作。因我住在西城区，七月三十日下午，西城区民族，宗教侨务办公室的李科长及另外两名工作人员来到我家，向我提出登记的要求。我对他说：“按现有的条件，无论那个方面我都不够宗教活动场所条例第二条的六项要求；我们就一间房子，我也不是牧师，我们既设有规章制度，又设有经济基金，所以我们认为自己不够条件，所以不登记。”李科长提出：“到这聚会的人很多，虽然你们这不够正规宗教活动场所条件，但可以称做简单宗教活动场所，按规定也要登记，登记之后来属于某个大教堂领导，只有按规定登记，聚会才是合法的，若不登记就停止”。于是我就对他讲：“让我们考虑之后再答复你。”然后他们就走了。
处于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经过祈祷并且和同工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反复权衡利弊，大家都感觉到这次是政府部署的全国统一行动，早在几个月前在一些省市甚至北京郊区都发生了，对家庭教会的领会人和参加聚会的信徒进行了罚款及刑事拘留或入狱判刑等事件，假如我们硬是顶着既不登记又继续照常聚会，必然会遭到类似的后果。众弟兄姐妹，皮肉受些苦罚点钱，这都是小事，更重要的是会给神的事工带来一些不应有的损失，因为白塔寺聚会停了，并不等于停止了牧养工作，况且这里的聚会被迫停止后，必然会推动更多的小家庭聚会，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壮大起来，使更多的信徒得到更多的操练，基于上述原因，众同工一致认为：“我们宁可暂时停止白塔寺的家庭聚会，也决不进行登记。”于是8月2日我既向有关部门正式告之停止家庭聚会的决定。一直在处境艰难中坚持近十六年的聚会，就这样被迫停止了。
聚会宣布停止了，可信徒却照旧来，宣布停止聚会的一两个星期，信徒少了一些，可没几天，人又渐渐地多了起来，人多了，李科长又来了，并且带着管片所长来了，可见他们已观察好久了，是有所准备的，这天是礼拜日，正在聚会，李科长和派出所所长在外边喊：“把老袁叫出来！”信徒们把我从里面叫出来，当时我正在讲道，所长对我说，“这样不行，让你登记你不登记，现在又这么多人，妨碍交通，这里是非法聚会，现在正式取缔，你让聚会的人赶紧走！”我耳朵不好，所长的话没有完全听清楚，这些话还是事后弟兄们记述。既然没听清，我又回屋里继续讲道，这下所长火了，更大声的喊：“这里不能聚会了！马上停止！老袁出来！你们大家赶紧散开，回家去吧！”聚会被驱散了，有三个青年弟兄留下来陪我，也被他们查了身份证，问是什么地方人，后来也被轰走了。我一再与他们交涉，据理力争，最后所长说：“老年人以后可以来，年轻人都要上大教堂，要控制人数，人多了就是你负责！”
后来我们的聚会照常。李科长第三次到我家来，这一次谈的很僵。我对他表明了立场，“信徒要来我没办法，除非你们把门封上，把我带走，他们就不来了。至于我个人，我是信仰至上，国家的法律如果和我的信仰抵触，我只有顺服神。”李科长很生气，说：“你是怎么念圣经的，圣经上写的，在上掌权的，你们要顺服。你念了这么多年圣经，却一点都不顺服政府，关你的门就关你的门，你不要以为我们不敢。我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把你逮起来。但你要想一想，你家里人等了你二十多年，才可把你等回来，你如果在犯法，屡教不该，被我们抓起来，你这样对得起老梁吗？”李科长很会说话，软硬兼施，但说来说去，我就是不肯登记。李科长走时说：“你不要以为我们不敢动你，只要我说一句话，你就完了。”从他走后我们还照常聚会，我想我已经八十多岁了，神还这么挂念我，我能不挂念他吗？
宗教场所登记这件事传到国外后，许多外国弟兄不理解：“为什么不登记？我们国家也是登记，登记就合法了呀！”就连美国大布道家葛培理也不理解，曾派他的二儿子东门来我找我，劝我与“三自”和好，并邀请我去美国。他说：“三自教会，印圣经，传福音，救人灵魂。基督徒连仇敌都爱，为什么不能爱三自呢？”我对他们说：“教会是童女，永远以耶稣为头，他们另有头了，你们听到的、看到的，是宣传，在无神论掌权的中国，信仰自由是幌子，控制才是真的。那些曾不参加三自，后来经不住三自重金、地位的诱惑，进了三自，他们的属灵情况，就远不如以前了。”
我对信徒说：“大家要做好准备，现在我们是应许一天就聚一天，这个地方不应许了，就去那个地方，总之，聚会不能停，神的工作不能停。”
虽然以后再也没提登记的事，但我们的聚会还是被政府勒令停止过几回，九七香港回归，派出所通知我三天内不许聚会，这三天他们把我和内人用车接到离我家不远公安局的一个地方，大铁门，没有门牌，有两个干部一刻不离的陪着，早晨接，晚上送。这样让我们看了三天的电视。
第二次是九八年初秋时节，美国的一个由三个宗教组织组成的代表团，来中国考察，要想见我，而政府却不让见。同样他们来到我昌平的住址对我说：“这么热的天，你就自己在这查经吧！”不让我离开住所去聚会。
第三次是中共召开“十五大”整整两个星期公安把着门不让出去，我对他们说：“你们这是强制，我心里不服气”。
第四次是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北京的时候，当时有两千多名记者随同，他们又怕记者采访我，不让我聚会，我对他们说：“克林顿是大总统，我是小老百姓，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他来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回答：“克林顿来，带着很多记者，这些记者难免不找你。所以只要克林顿在北京，你就不能聚会。”我很气愤说：“克林顿是政府邀请来的，又不是我请他来的，你们请来的客人，你们自己管好，凭什么反倒管我，不让我出门？”
最令人可笑的是，他们还让我写个纸条，说自己病了，停止聚会。我郑重的对他们说：“我是基督徒不能说谎，我不会写的。”在聚会点门前，他们对来参加聚会的信徒说：“袁相忱病了，你们回家吧。”
九八年八月一日，我租用国棉三厂游泳池两个小时，为三百一十六人施洗，归向耶稣，后来又被他们叫到公安局，我说：“我没有犯法，我是在游泳池里活动，不妨碍交通和治安。”公安说：“宗教活动只限于教堂里面，不许在外边。”我对他们说：“你们不应管这事，这是我们教会内部的事。”公安人很生气：警告我：“下次不许你再这样，否则后果自负。”公安还提醒我说：“九九年很重要，一是澳门回归，二是“六四”十周年，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除了被迫停止聚会外，他们多次找我去公安局谈话，原因不外乎是因为发送书籍，聚会人数过多等。“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希伯来书10章25节）。
2001年我们迁入了新居，因原白塔寺的住房是庙产，房管局归还给了佛教协会，这回“十六大”可能又要被监控上了. 这几天身体不适，心脏不太好，刘弟兄来看望我, 说我主一生的经历是宝贵的财富，让我写出来，谢谢各位同工，你们为神对大陆圣工有负担，在中国大片禾场上抢救灵魂，主会记念你们的，我请刘弟兄为我代笔好了。最后我要说的一句话是：“你要誓死忠心”。
2002年5月27日于北京袁相忱口述，刘凤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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