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1日讯】近年来，到俄罗斯访问、经商和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不同身份的中国人，在俄罗斯的生活体验迥然不同。有的政府官员到俄罗斯之后，得出俄罗斯经济“一塌糊涂”的结论。他们发现，莫斯科的饭店酒楼生意远远没有中国的大城市火爆，购物中心和大商场也显得比较冷清。他们到了国外依然念念不忘记打高尔夫球，于是又发现，“俄罗斯的高尔夫球场不仅没有我们的多，而且草地的质量也无法与我们的相比”。相反，有的人文学者到俄罗斯之后，却得出“俄罗斯人素质就是高”的结论。他们发现，俄罗斯社会秩序良好，并没有国内报纸上描述的那种混乱不堪、暴力不断的情形。即便是在普通工人的书房里，也珍藏着精美的《普希金全集》；地铁和公共汽车秩序井然，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学术水准。这两种对立的看法，都有某种相对的“真实性”。然而，正如瞎子们摸到的大象的形状与大象真实的形状相差十万八千里一样，人们走马观花的“印象”显然不能够等同于俄罗斯社会的“真相”。
曾几何时，苏联和东欧国家与中国同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兄弟”，一起走过了一段相似的发展道路。最近十余年来，苏联东欧的剧变与中国的改革，在经济、政治、文化诸多方面却又形成了颇有意思的参照。长期以来，中国公众和学术界往往对“苏东”持两种极端的评价：一种是昔日的“神圣化”，也就是将五六十年代的苏东无限美化，认为实现了“电灯电话”、“土豆烧牛肉”式的社会主义的苏东就是“中国的明天”；另一种则是今日的“妖魔化”，也就是将九十年代之后的苏东无限丑化，认为剧变之后的苏东一直民怨沸腾、民不聊生，大众饥寒交迫，宛如生活在人间地狱里。在“神圣化”与“妖魔化”之间，我们缺少的恰恰是一种脚踏实地、心平气和、客观公正的研究。正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我们既无法借鉴苏东的经验，也难以避免苏东的教训，我们看苏东永远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秦晖、金雁夫妇长期从事苏东问题的研究，尤其关注近十余年来苏东经济政治的转型。他们合著的《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一书，收入相关论文十余篇，书中翔实的第一手材料和鞭劈入里的分析水乳交融，无论是对俄罗斯叶利钦时代的宏观扫描，还是对波兰克拉科夫钢铁联合企业改造的微观解剖，都让人耳目一新。作者发现，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多次辗转之后变形的“观感”以及“自我中心主义”的思维，使我们在认识和评述苏东转轨时，常常是先入为主、扭曲“常识”。因此，他们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恢复“常识”。比如，在中国公众和知识界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俄罗斯民主化、市场化的“激进改革”造成了金融工业寡头以及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而且西方势力也对此负有严重的责任。秦晖和金雁对并不认同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他们反问说：东欧各国都发生了民主化、市场化与“激进改革”，可是寡头为什么只出现在俄罗斯呢？这一事实本身就使民主化、市场化导致寡头制的逻辑无法成立。
两位作者认为，当代俄罗斯寡头由苏联时期的权贵阶层或官僚阶层演变而来，现在的寡头垄断脱胎于过去的国家垄断，寡头制源于过去的集权制。他们指出，寡头资本与其说是被不公平地私有化了的原国有资本，不如说是在市场条件下经营的国家资本，这些资本由于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不够而被官僚控制并用以谋私。形成寡头的必要条件并非私有化过分，而是民主不足。对此，俄罗斯著名政论家罗伊．麦德维杰夫也有一段类似的论述：“无论是在苏联时期，还是在俄罗斯联邦成立的初期，银行和企业私有化的大部分股份都落到权力机关的官僚及其宠臣们的手中，或者是与国外金融工业集团有联系的人的手中。”而俄罗斯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亚夫林斯基也早就断言，俄罗斯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苏共垮台后，它只不过改换了门庭，就像蛇蜕皮一样”。秦晖和金雁举例说，在俄罗斯政坛上，亚夫林斯基、盖达尔等民主派人士与金融寡头的关系相当疏远，而切尔罗梅尔金的“家园”等“保守”势力反而与寡头们关系紧密，甚至俄共也与寡头达成了某种形式的合作与默契关系。由此看来，病根还是在昔日的专制制度身上，把污水泼到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身上的做法显然不妥。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之后，民主制度进一步巩固，政府对寡头的清理和打击也得以展开。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等人或者落网、或者逃遁，就连曾经被别列佐夫斯基控股的《政权》周刊也公正地指出：“国家的当家人不再是那些寡头。从寡头手中把国家财产抢回来所用的时间要比寡头们为把国家财产搞到手所用的时间少得多。”
再比如，“休克疗法”的是非、“激进”与“渐进”道路的优劣等等，也不能以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标准来“盖棺定论”。俄罗斯固然困难重重，但中国人是否就有嘲笑俄罗斯的资本呢？许多困扰俄罗斯的问题，在中国不仅存在甚至更加严重，比如农民问题、工人失业问题、银行呆账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只不过素来缺乏社会保障意识的人们不以为这是个问题，素来缺少社会权利的人们也无法谈论这类问题罢了”。就最能反映贫富分化的指标——居民收入指标吉尼系数而言，近年来俄罗斯下降到了0.4以下，而中国则已经突破了0.45。谁的贫富悬殊更大呢？俄罗斯已经初步完成了议会民主、多党竞争和总统制的政治架构，实现了新闻舆论的自由，经济也开始走出低谷；而中国的国民经济增长率虽然比俄罗斯高、市场也相对比较繁荣，但是诸多深层次的问题依然陷于“胶着”的状态，未来的道路未必就比俄罗斯更加顺畅。俄罗斯好像是一名决断地割掉一大块肿瘤的病人，尽管短时期内失血很多、还得忍受巨大的疼痛，但是病根已除，恢复健康指日可待；而中国好像是一名不愿割掉肿瘤的病人（甚至不承认自己身上的肿瘤），依靠不断服用兴奋剂来营造一种“朝气蓬勃”的假象，而未来的某一天溃疡发作，结果将不可收拾。因此，作者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些对俄罗斯的嘲笑最终会变成对自己的嘲笑。
在社会转轨的过程中，东欧的各个前苏联卫星国情况各不相同，但中国学术界对各国的差异却缺乏必要的认识，讨论的时候经常是煮成一锅粥。在《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一书中，作者除了着重讨论俄罗斯之外，对捷克、匈牙利和波兰诸国都有切中肯綮的论述。比如，捷克有深厚的民主传统和雄厚的经济实力，还有赋予道德感的“知识份子总统”哈维尔（苏东剧变之后唯一执政至今的民主派）和自由派总理克劳斯执政，因此采取了较为彻底的“证券私有化”，并创造了“休克疗法中的福利国家”的“捷克奇迹”。尽管后来又出现较大的波折以致出现“捷克陷阱”之说，但迄今为止捷克依然是东欧地区最有活力的国家之一。而在波兰，领导“团结工会”取得政权的“工人总统”瓦文萨，处处迁就工会（也就是工人）的利益，致使经济转轨缓慢，就连瓦文萨的“老家”——但泽造船厂也不得不宣布倒闭。后来，虽然左派上台，却没有走回头路，反而大大加快了私有化的进程，同时工会也由拒绝改造到支持改造、参与改造，波兰经济也迅速得以复兴。在这两个国家里，“右派”的政策像“左派”，“左派”的政策却又像“右派”——如果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去分析这些充满矛盾的、千变万化的经济现象，只能是缘木求鱼。这也正是许多老牌经济学家在讨论苏东问题时“大发谬论”的原因。
在研究苏东问题时，秦晖和金雁处处渗透了“中国意识”和“本土关怀”。他们不是在讲述“事不关己”的“天方夜谭”，而是在用这面镜子来照射中国的现状。他们揭示的是“真问题”，他们的学问是“地上的学问”。我认为当代中国的学问有两种，一种是“空中的学问”，一种是“地上”的学问。所谓“空中的学问”，即研究者抽空了自身道德立场和心灵指向的、僵硬的、冷漠的、御用的学问。比如在大跃进时期，有科学家不顾饿死数千万农民的事实，依然从“科学”的角度论证亩产百万斤的可能性；再比如面对今日西部困顿的状态，有经济学家无视西部农民到东部城市打工的权利，大肆鼓吹继续实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以维护某些“国际大都市”的稳定。这类“空中的学问”对中国的进步有百害而无一利，它们唯一的作用就是充当权力者的帮闲、帮忙和帮凶。然而，这类“空中的学问”却是中国学术的主流，成百上千的学报上都充斥着这类学术垃圾。而另外一种则是“地上的学问”，无论研究的领域是否贴近社会现实，研究者个人在研究工作中都倾注了自己的良知和热情，并深深扎根在这片贫瘠而忧伤的大地上。比如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看似遥远时代的考据之学，其实是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切肤之痛的曲折表达——与其说陈寅恪是在写柳如是，不如说他在写自己；再比如吴思写《潜规则》，看似对明清历史的重新梳理和解读，其实是对现实社会症状的一次深切的“会诊”——因为这套“潜规则”依然在左右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同理，秦晖和金雁对苏东问题的研究，每篇论文都回应并激活着我们对若干本土问题的思考。提出这些“真问题”，不仅需要思想的“能力”，而且更需要思想的“勇气”——可惜的是，这种勇气在今天中国的学界已经不多见了。
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教授说过：“思想的价值是通过思想者所拥有的品质来判断的，而不是通过他们的地位来判断的。”而在中国的学院体制内部和公共传媒当中，这样的评判体系依然没有建立起来。名气最大、占据学术资源最多的学者，往往却是那些丧失了基本的学术品质的学者。因此，我愿意对为数不多的、在艰难的条件下冒着风险研究“地上的学问”、关注“真问题”的学者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转自《观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