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2日讯】 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已经六年多，香港传媒生态和香港新闻自由状况的变化如何？是很多人关心并常常引起争议的话题。本文从两方面谈谈一些看法。
一、 香港传媒的生态特色
香港历来被认为是传媒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中国最早的报纸创办在香港，在二十世纪中国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时候，香港在英国殖民体制之下，享受着中国不可想像的言论自由，也造就了一个现代水准的传播与出版行业，1997年，香港殖民地历史结束之际，中国当局曾高度评价香港作为“世界信息中心之一”的地位，邓小平1989年曾说:“如果没有香港，起码我们信息就不灵通。”
香港虽然早在六十年代就开始普及电台、电视，但报章杂志始终是市民取得信息尤其是新闻信息的主要来源，九七回归后，网络热潮兴起，但是，并未影响传统媒体的销售。香港的报纸仍有约二十家，杂志仍有七百多种，香港人仍然是世界上最爱读报的族群之一。香港平面媒体有两个基本特色:
其一，高度商业化。以香港六百万人口的城市而言，维持近二十种日报，和美国“一城一报”相比，可想而知，有相当激烈的商业竞争。九七之前，凭借香港经济繁荣稳定，市场兴旺，直到九十年代前期，办报纸往往都是有利可图的事，两三年便可赢利，广告利润高过成本，东方日报、南华早报每年都有三、四亿港元的收益。1997年恰遇亚洲金融风暴袭击，香港未免其难，从此下滑，加上港府应对失策，市道不景，延续至今。在这样的背景下，传媒生存竞争，便更形加剧，倒闭、业权转移时有所见，现只剩下14份日报，同时，出现“苹果化”现象。
黎智英是一位成功的商人。1992年投资出版有创意的《壹周刊》，很快占领市场，使同类老式周刊纷纷倒闭，只留下一本，而类似刊物则纷纷效法上场。《壹周刊》带动潮流，开创本土特色的以娱乐、消费为主政经报导为次的新闻周刊新品种。1995年黎智英再拿出七亿元创办《苹果日报》，以大投资、高成本手法经营，很快成为销路第一的东方日报的竞争对手。新闻界研究“苹果”有多种成功原因，包括迎合市民的感官趣味，信息娱乐化，大标题大图片的煽情效应，文字不追求深度。其“狗仔队”手法，更破了报界先例。“苹果”在回归不久就开始赚钱，现在还维持三十多万份销量，这种经济不景中的商业成功，迫使报界群起效尤，连左派报纸也不例外。虽然“苹果”在政治立场上，站在民主派一边，尤其在反对23条立法上表现突出（手法有争议），但远不及其高度商业化手法的影响为大。
现在，香港报章的日销量大致是:东方47万份、苹果34万份、太阳20万份，其余不超过10万份，多数在5万份以下。东方太阳和苹果占领超过八成以上的报业市场，令不少专业与社会人士感到不安，多次批判报业的“煽色腥”作风，无奈在金钱挂帅的香港社会，无异于杯水车薪。通俗性大报的垄断地位，使其它严肃性报纸日益边缘化甚至朝不保夕，令香港始终无法造就一份有水准有权威影响力的“质报”。
其二，多元化。香港是个国际大都市，万商云集，各种国际势力活跃的自由港，也是尚未统一的中国内外、两岸三地各路人马交集汇合的一个特殊的平台。对香港内部而言，多元化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社会特色。和海峡两岸不同，香港一直容纳中国政治的各党各派，容许国共两党在香港法律的框架内的明争暗斗，早在英国人管治时期，香港就一直存在一个强大的受中共控制的亲共社群，分布在几乎所有重要行业，新闻界自不例外，而且成为他们公开的门面。
九七回归后，香港传媒虽然有右派式微向左倾斜的趋势，但基本面的多元化结构没有改变，媒体光谱仍然呈现政治色彩不同的左右排列。中共经营的几家报纸，如文汇报、大公报、商报，新晚报仍然被市民称为“左报”，仍然是市场占有率最低的报纸，在朱□基主政时，曾传闻北京要求文汇大公合并，以减轻国家负担，但要求无法执行，左报同时在大陆开发财源，继续生存。《新晚报》已在1999年报业减价战中倒闭。邓小平许诺在九七后可以继续出版的国民党报纸《香港时报》，则因财务不济，早在1993年结业。左派在回归后的传媒市场上增加了两份官方刊物《紫荆》与《中国评论》，加上原有的文汇、大公、《镜报》《广角镜》，形成左派传媒的主要班底。它们的政治任务是正面宣传中共政策，担任批判香港民主派“反中乱港”的攻击手的，主要是大公报、文汇报与镜报月刊（因其老板是政协常委，常出面发言）。
其它非共媒体，包括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基本运作同回归前没有大的变化，仍然遵循传统的专业守则，无论政治倾向如何，尊重读者的知情权，重要新闻不敢忽略，报导与评论区分，同时，注意新闻的查证和争议性报导的平衡原则。电台的叩应节目是香港言论自由一景，只有台湾的同类节目可以与之相比，听众的任何议论批评，直播出街，董建华经常成为嘲弄的对象，这是专制社会不可想像的。在有关中国内地的新闻报导上，虽然有不少负面材料，尤其爱追踪大陆被禁报导的事件，但并未一面倒的“唱衰”中国。各家媒体或有其偏颇与局限，未能完全客观公正，但以全港传媒整体而言，还是可以大体真实的反映中国的现状。因此，英国议会九七后每年对香港新闻自由的检查，都给予相当的肯定。无国界记者协会2002年的调查，也将香港新闻自由的排名列为一百多个国家中的第18名（美国第17名，中国倒数第二名）。
二、对香港新闻自由的评论
以上对香港传媒的整体评价，并不否认香港新闻自由出现的倒退与存在的问题，这种观察基本上是和回归前的状况对比而作出的，换言之，香港新闻自由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正是与香港从英国管治变为五星旗下的一个特区密切相关。最近发生的五十万人上街示威反对“23条”事件，引起世界性的关注，焦点之一就是对新闻自由的忧虑。下面对回归以来香港新闻界议论比较多的若干问题加以评述:
1、自律现象──新闻界的“自律”，本来是防止滥用媒体影响力的一种自我约束，具有正面意义，但现在香港，“自律”二字已成为新闻“自我审查”的代名词。某些记者、编辑、专栏作家、主笔、新闻主播，会自觉不自觉地预设立场，划地为牢，对往昔可以无拘束发出的报导或评论，在字里行间打折扣，甚至扣压不发或加以回避。内容往往涉及政治的敏感话题，尤其是北京当局强行推销的一些禁律，如台湾、西藏的统独问题，最近的刘慧卿事件是一个新例，在左派的大力围剿下，许多了解她、支持她的人，都不敢出面说话，怕被扣上“支持台独”大帽子。
自律也来自老板或上司的压力，担心违背上意，职位不保。由于中港之间经贸关系日益紧密，与大陆的关系往往涉及许多传媒业者的利益，从而对其管辖的媒体独立性造成影响，有的传媒主管曾明白指示，对中共领导人的批评，涉及江泽民、李鹏的，不准点名。2000年的南华早报林和立事件，显示一名记者的独立报导，令老板不悦时，可能有的后果。资方作出解职决定时，往往不会直接指责记者的专业工作，而是提出其它的理由。严格说来，自律现象回归前已早被议论，回归后，这种现象则被赋予某种程度的合理化、制度化。基本法23条的立法，就被广泛的认为是悬挂在市民和新闻界头上的一把利剑。
2、中共的软控制──如果可以将中共在大陆的新闻控制称为“硬控制”的话，那么它对香港则企图实行软性的控制，因为受制于“一国两制”，它不可能在香港采取行政和专政的手段，为所欲为的控制传媒，要求传媒和中央保持一致。中共在香港可以和已经尝试过的方式有:
A、“掺砂子”。派遣可信用的专业人员，渗入重要媒体，掌握目标职能，以便影响和控制一定的新闻导向，并有利于收集北京需要的相关情报；
B、“收买拉拢”。许家屯回忆录写过不少统战新闻界的故事，另一个过去的故事说，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反共专栏作家，突然变成亲共的代言人，原来他接受中方一笔资助解决了燃眉之急。这类事情，当然不会因为回归而减少。委任报界人物做政协委员（已有七位传媒老板马澄坤、陈永祺、何柱国、李祖泽、吴光正、黄国华、杨澜任2003年政协委员）、邀请到内地参观访问、提供优惠的商机，甚至以女色相诱等等，都是北京的统战手法；
C、“入股收购”。这是比“打进来，拉出去”更大手笔的方式，香港传媒在激烈竞争中陷入财务困境是常事，统战便可乘虚而入，何况中方向来投资海外媒体不惜工本，当然投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
D、“拒绝采访”。香港传媒的大陆新闻占重要地位，控制大陆采访权，就成为北京对付香港传媒的一张牌。被认为不友好或敌对的媒体，就谢绝记者入境，如苹果日报；新闻从业员，就没收回乡证，如凌锋、黄毓民等。香港记者在北京的冷遇比台湾记者、西方记者更多。
在中共软控制得手的传媒空间，通常可以看到北京的舆论导向，在香港呈现“三反”倾向，即反法轮功、反台独、反美。反美可以在言论自由的掩护下进行，反台独可以在民族主义旗帜下推行，假托民意，借壳上市，把台湾民主加以丑化。唯有反法轮功得不到多数传媒认同，只有靠亲中媒体充当打手。
3、李嘉诚进军传媒──港资长实集团主席李嘉诚是香港首富，多年来李氏家族在香港商界叱咤风云，举足轻重，在大陆投资超过数百亿港元，是北京倚重的爱国资本家。75岁的李嘉诚拥有多家上市公司，约5000–8000亿港元市值的财富，除了1992年收购新城电台全部股份外，多年来并不热衷传媒。但是2000年起，他透过旗下网络公司TOM．COM大举投资传媒，收购大陆羊城报业、三联生活周刊等8家媒体和台湾PC Home城邦集团一半股权，在香港则入股亚洲周刊，一年前，曾计划收购亚洲电视32．75％股权（后放弃）。声称要建立“大中华传媒网络”。
李嘉诚财雄势大，染指传媒，引起各方关注。首先，是李氏与中共当局的密切关系。李透过他的亲信、Tom．Com的主持人周凯旋在北京高层已建立有力的人脉关系，去年盛传叶选平、霍英东等人推荐李嘉诚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从未当过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而一跃为国家领导人，虽为李所谢绝，亦可见他在中共眼中的地位。其次，李在新城电台管理上已有遭非议的记录。李曾亲自警告新闻主管，不要给他“惹麻烦”。去年八月该台采访主任张仲华，因多次抗议对负面新闻的处理，而被解雇。亚洲华尔街日报批评李嘉诚“改变编辑自主方针，干预新闻自由”。第三、李氏家族富可敌国，不少人担心他们造成传媒的垄断局面，有立法局议员已公开提出这种担忧，反对李嘉诚入主亚洲电视。香港法例不允许一人持有两个以上的广播牌照。李嘉诚Tom未入主亚视除价格争议外，据悉尚有长实集团的国际视野等原因，李在欧美有大量投资，要顾及保持中立形象。
4、刘长乐的角色──在香港传媒大亨榜上，出现过不少传奇人物，有中共官方背景的刘长乐是独特的一位。传媒报导他“背景复杂”，出身北京中央广播电台军事部副主任，后下海经商，在杨尚昆系支持下向海外发展，取得美洲伯利兹护照，90年来香港，96年和传媒大王默多克合资创办凤凰卫星电视台，九七之后，集资收购亚洲电视，2002年成为亚视大老板。这是在香港回归背景下演出的连续剧。
总部设在香港的凤凰卫视，香港收视率不高，有人戏称为“海外中央台”，它的主要观众在大陆。其实，凤凰台是介于北京中央台和香港电视台之间的一个媒体，对大陆人而言，它不必转播官方每日“新闻联播”，它可以连续三天播报美国911事件实况，可以让人看到许多国内看不到的画面。但对香港人而言，它又必须严守北京规定的传播底线，而且，奉行中共传媒的引导方式，在新闻节目中穿插许多的主观评论，请来北美有争议的左派做首席评论员，结果引来海外和大陆民主派自由派一片骂声，但该台仍坚持其在“舆论导向”上的原则。
去年6月发生的亚视风波，成为香港头条新闻，显示刘长乐不同凡响的强势地位。去年初中国爆发金融丑闻，部长级的中国银行行长王雪冰因巨额违规贷款，被双规审查。传媒爆出原来刘长乐投资凤凰、亚视的支持者正是王雪冰，尤其收购亚视，刘分文未出，钱都是王雪冰批的贷款，一时盛传刘长乐受王案牵连，但刘安然无恙。而且，6月份，刘与一位人大代表合组的公司宣布收购亚视封小平的股份，刘成为占有46％股份的大股东（此股份作为工商银行贷款的抵押）。其实，封小平一直是作为刘的代理人入股亚视，后因二人矛盾，才被刘取而代之。此时，刘长乐仍未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并且破例拥有香港注册的凤凰亚视两家电视牌照，特区政府02年7月11日行使豁免权，让刘成为亚视大股东。广电管理委员会主席发表声明，称亚视“仍由了解港人口味和利益的人控制，政府欢迎无居港权人士的投资。”
几年来，亚视虽有引进“百万富翁”游戏节目和获得珠江三角洲落地权等商业上的成功，但有民调显示，市民对亚视由中资背景入主后的亲北京立场表示不满，有评论说，以前林百欣主持的亚视虽然亏损严重，但还不会去搞“亚视评论”这样说话给北京听的节目，据说，这是李嘉诚放弃收购的原因之一。
三、结语:一场不会结束的战争
以上对香港回归六年来新闻传播历程的粗略回顾，显示香港社会传统的新闻自由受到损害，新闻工作者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是，我要强调指出，香港人维护新闻自由的努力，并不是一场如共产党过去常说的“谁战胜谁”的斗争。换言之，大陆和香港的极左势力不会放弃他们限制和削弱香港新闻自由的努力，但他们受到主客观的限制，不可能取得全盘颠覆香港新闻自由的胜利。
这些限制包括:1、新闻自由是香港社会一项传统深厚、有普遍共识的价值观，任何过分的打压必然引起强烈反弹，七一大游行是为一例；2、有“一国两制”的规限。这既是邓小平御制的“祖宗成法”，也是中英协议的一项国际承诺，左派行事，不能不有所顾忌；3、新闻自由在香港也是一种市场行为，开放自由的言论有市场，有卖点，便是一项维系数以万计人力的产业，它是香港自由经济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4、中共内部的压力。大陆不断成长的政改包括新闻改革的呼声，对北京和香港极左派的倒行逆施，有牵制作用。
香港新闻界本身的自卫能力，也不容低估。在大规模的反对 23条国安条例立法的运动中，香港新闻界是一支坚强的方面军。香港记者协会和多数媒体在条例咨询期间，针对威胁新闻自由的“煽动叛乱”与“窃取国家机密”罪行的条款，提出有力的质疑与抨击，记协坚持要求引入保障国际人权标准的“约翰内斯堡原则”，并制订“信息自由法”。协同法律界、民主派的抗争下，迫使当局终于搁置了 23条的立法。资深新闻从业员黄毓民，自称“反共三十年”，1994年凭清谈节目“龙门阵”“修理”政府与左派一举成名，成为香港“名嘴”，不少人受他的影响而参加七一大游行。年轻的女记者张宝华，凭着直观的理念当面质问江泽民是不是“钦定”特首？虽被江大骂一顿，但她成了香港年轻一代的英雄，不少女孩子要学她那样去做一名新闻记者。在九七回归的历史关头，很多人和媒体都有危机感，但全港媒体都谨守岗位，沉着应变（只有一家政论杂志撤退，稍后无疾而终），表明香港新闻界在大风大浪面前的成熟性。
今天香港传媒尽管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也遭遇种种困扰和“中国化”的侵蚀，但是，正如香港受益于西方文明一百多年的熏陶，显示出优势的生存价值，香港新闻自由也在长期和极权主义“喉舌”传媒相对峙中，显示她不屈的生命力。香港传媒今后和中国大陆日益频繁的互动中，将是中国新闻走向开放和自由的一个重要的媒介和参考系，也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竞争伙伴。
（注:本文数据来源于香港传媒，大都可以在网上查到）
—本文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在华盛顿召开的《中共新闻审查与对海外媒体的渗透》研讨会上的发言。该研讨会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中国信息中心共同主办—
──转自《观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