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9日讯】十二月五日至七日，中共中央在京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讲话。其讲话分为三个部分：一、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进一步认识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二、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宣传思想工作，引导和激励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团结奋斗；三、切实加强和改善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不断开创宣传思想工作的新局面。胡锦涛的讲话不仅了无新意、枯燥无味，而且从思路到措辞都是一次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
在这篇冗长的讲话中，胡锦涛特别强调“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胡锦涛指出：“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始终牢牢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各级党委要始终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切实加强和改善领导。要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齐抓共管、各负其责的工作体制。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为做好工作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同步发表社论说：“宣传思想工作是党和国家大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从来都是为党和国家事业服务的。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这些让人恶心的语言，这些宛如埃及金字塔中的木乃伊般僵硬而猥琐的语言，是因为这些语言道出了胡温“新政”的实质——胡温根本就没有“新政”，胡温实施的依然是旧得不能再旧的“旧政”。所谓“新政”不过是少数“单相思”的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猜想而已。
任何一个专制国家，其改革的第一步必然是放松言论控制，开放报禁，走向新闻自由。苏联东欧的变革是如此，东南亚若干国家和地区如南韩、台湾也是如此。严格控制公民的言论自由以及新闻出版自由，将传媒作为一党之宣传工具，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专制统治的延续，而非解冻、破冰的开端，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常识。然而，某些以屈原自居的文人学者却忽视了这个常识。
过去的二十世纪留给我们的一大迷是：为什么有相当大数量的明智和理想主义的人们，当真被希特勒、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个子宣传的乌托邦思想所吸引，参与其邪恶的事业，最终身败名裂或者自己也被填进了绞肉机？这些疯狂而暴虐的思想，居然被数以亿计的追随者欣然接受。波兰裔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写道：“这就提出了一个恼人的问题，即：在多大程度上人性固有的带破坏性和非理性的一面易于接受蛊惑人心的鼓动？几千万人被杀，因为出于种族或者社会的原因，他们被认为不配生活在尘世上的乌托邦里；另外更多的人则被强制生活在这种制度之下，这一切都证明超凡神话具有催眠性的吸引力；它设想在全面控制的强制性乌托邦里可以达到历史的终结和臻于至善至美。”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鼓吹法西斯主义的希特勒、墨索里尼，还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征服民心，一是靠赤裸裸的暴力和武力，此即“枪杆子”；二是靠铺天盖地的宣传和教育，对全民进行一次彻底的洗脑，此即“笔杆子”。尤其是后者，在专制政权建立之后，官方会动用一切资源，不断强化和拓展以愚民为目的的宣传教育。历史学者王向远写过一本名为《“笔部队”和侵华战争》的著作，副题是“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和批判”。其实，中共内部也有一支庞大的“笔部队”，在中共建党的八十余年里，这支“笔部队”不惜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为中共夺取和巩固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胡锦涛在讲话中多次使用“宣传战线”这一充满硝烟气味的词语，也说明中共当局将其宣传部门看作是一支“笔部队”，一支愚弄和征服人心的“笔部队”。
美国哲学家米克尔约翰在《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一书中分析了冷战的实质，他认为冷战乃是一场“自由”与“不自由”的竞争。米克尔约翰指出：“在这场运动中，我们美国人对热战和冷战中的敌人作了很多谴责。但是，我们最有力和最公正的谴责一直是，它们压制和正在压制信息和观念的自由流动。我们宣称，我们不能忍受压制信息这种邪恶行为。我们在国内不会屈服于这种行为。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合法的手段加以阻止，也不会允许国外的这种行为。我们坚定认为，言论自由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要求。”在今天的中国，在党的严密控制下，信息无法自由流通，民众也丧失了获得不同观点和思想的渠道。传媒成为维护党的统治的工具，而非增进理性和自由的领域。胡锦涛的此次讲话毫不含糊地表明了新一代统治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也冷冷地关上了政治改革的大门。实际上，胡温上台以来一年多的时间里，对新闻媒体的控制不仅没有任何的放松，反而逐步与毛泽东时代形成可怕的趋同。若干报刊受到严厉的整饬，数十名网络作者受到绑架、逮捕和监禁。而那些望梅止渴的文人学者们还在眼巴巴地渴望着“胡温新政”——于是，“胡温新政”成了我们这个荒诞时代最典型的“皇帝的新衣”。
——两千零三年十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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