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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8日讯】三、坚持六点原则、化解台海危机、领导中华民族大家庭走向和平与繁荣
和平的台海两岸关系需要热爱和平的两岸领导人、两岸政治势力、两岸仁人志士、两岸人民共同创建、共同确立、共同维护，尤其是应当寄希望于业已实现了民主制度的台湾、寄希望于具有民主和自由理念的台湾领导人陈水扁先生，寄希望于创建民主和自由制度的台湾人民。
首先，要客观而理性地面对两岸现状及其可能的未来走向，要以民族大义为重消除各自的敌意，要以相互包容的胸襟化敌为友，要尽一切努力克服两岸互信基础之不足而增进相互信任，要在增进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加强双边的区域交流，例如经贸交流、科技交流、文化交流、亲情交流等。只要相互信任，只要具备了充分的理解，剑拔弩张的嚣张气焰必定会自动熄灭，而和平的美好图景就一定会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就台海两岸目前的局势而言，尚存在着许多不能确定的因素。其中一个主要之点，就是中国大陆的北京政府对于台湾民进党总统陈水扁的成功以及他在五二○宣誓就职后开始执行的政策脉络几乎是毫无了解。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来形容中共政治局，委实恰如其分，所以才有了江泽民的“听其言、观其行”之说。由此，也足见北京政府对台湾民主选举出现的并非合其心意之结果而手足无措的窘境。
北京政府对台湾新政府“听其言、观其行”，台湾新政府也要对北京政府“听其言、观其行”。从密室政治的暗箱操作的禅让制中走出来的江泽民先生却对从竞选的投票箱中、从普遍的民意认定中产生出来的台湾新领导人陈水扁先生“听其言、观其行”，一个古老王朝的现代君主、一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时代王朝的至高无上的法老王，即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先生，就象对任何一个臣下所做的那样，居高临下地并且以皇恩浩荡的口吻对台湾民选领导人、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陈水扁说出了大意如此的话：听侬言、观侬行，别负朕望呵！不要不听朕言呵！不要搞台独呵！这就象毛泽东当初训斥四人帮的口气那样：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台独帮呀！搞台独是没有好下场的，快点归顺毛泽东司令部吧！不归顺是不行的呢，不归顺就要整你个永世不得翻身。
陈水扁先生对此如何应对？五二○讲话他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智慧、勇气与能力。他不但没有辜负他的选民，不但没有让当初不投他票的选民感到失望，而且给好战的共产狂人也堵住了嘴巴，一时间竟然找不到任何对付这位“台独”总统的借口。陈水扁绝对是好样的，大陆的老百姓已经从“听其言、观其行”中觉察到，民进党不要“台独”，台湾不要战争，二千三百万宝岛人民渴望和平；阿扁确实争取到了广大了解真相的大陆人民的广泛同情、理解与支持，使大陆民意的天平倾向了民主台湾一边。
陈水扁总统的当务之急是化解台海两岸关系的种种不确定性，并使这种不确定因素逐渐呈现出确定性，亦即把危机转变成时机，把风险降低到最小的程度，以便为台海两岸人民带来人人心之所向的稳定、和平与繁荣。基于此一考虑，我以为，陈水扁先生在执政期内处理两岸关系时，应遵循下列六项原则：第一，以理性对待非理性；第二，以善意化解恶意乃至敌意；第三，要求大陆政府忏悔历史沉冤，实行政治改革；第四，以台湾经验作向导，要求大陆实现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富裕等；第五，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原则基础上，以“自由祖国”、“祖国台湾”为口号，全力支援大陆民主运动；第六，肩负起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促进中华民族（包括大陆）的现代化。
上述六点，相互影响，相互包容，相得益彰，相映生辉。只要实现了上述六点，台海两岸关系就能够永远保持生生不息的和平，就能远离恶恶相生的战争，就能促进两岸关系的协调发展，就能导致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而中华民国的台湾在同大陆极权政府打交道时也将永远处于主动，并立于不败之地。为此，下面对台湾方面应该奉行的大陆政策六点原则，谨作一较详尽的说明：
1.以理性对待非理性
理性乃文明的标志，是涵养的证明。理性是不急、不骄、不躁，是克服狂热的冷静，是去除冷漠的热情，是审时度势的优选，是纵横埤阖的适度。理性，是非理性的反面，是抑制非理性的相反之力。
陈水扁先生五二○讲话，已经充分彰显出了一位现代政治家所应具有的领袖风范。他自三月十八日胜选以来，所表现出来的理性态度和举止：谨言慎行但又不向对岸示弱，广纳博收却又择优而从之，既不招惹麻烦又能笑纳异见，实可庆可贺、可嘉可许。对于二千三百万台湾人民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个理性的领导更使人感到欣慰与鼓舞的了，因为理性的领导能够带给人民以康乐的幸福和宁静的和平。换言之，理性只能带来和平而不是战争，只能带来友谊而不是流血。
战争通常都是由非理性引起的，也是由非理性所主导的。非理性的结果是残暴、血腥、杀戮或类似的邪恶。非理性是没有任何好下场的，非理性是人类共同的耻辱，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耻辱，当然也是处理台海两岸关系的耻辱。正义的人们，必须以理性对待非理性，以理性的和平对待非理性的战争，以和平的信念反对战争，以和平的实力制止战争。
陈水扁先生大选之后向大陆频频传达的信息无疑是有益于台海两岸关系正常发展的，橄榄枝要不断地并且是永恒地摇曳，和平鸽要不断地并且是永恒地飞翔。陈水扁先生作出的“不搞台湾独立的全民公决”、“不搞台独宪法”、“不宣布台湾独立”的等等承诺，使大陆的北京政府攻打台湾的口矢不消自灭，这确实收到了预期的良好的效果。而且，作为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希望到大陆访问并希望与北京政府要员就台海两岸局势问题进行公开谈判，确实争取到了主动。尽管北京政府无理拒绝阿扁总统的善意，尽管共产党坚持不承认“一个中（共）国”原则作为议题就什么也不谈，但江泽民之辈的无理与无耻，却正好突显了阿扁总统的和平友好诚意，并因此定格成台湾新政府处理台海两岸关系的永远的美好形象。
民主是讲究理性的，民主制度是一种理性的制度，因为民主通常要经过广泛而深入的协商，要经过充分而祥实的论证，要经过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与否定。它不迷信无原则的赞同和欢呼，它遵循一定程序的制衡、遵循一定权力机关在一定范围内的制衡，因而其结果就极大程度地、乃至完全地避免了非理性的干扰、阻挠与破坏，并使非理性得以根除，从而能够避免社会生活重大恶性事故的发生与蔓延。
这正是为什么“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反右”运动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社会恶性事故不能在西方民主国家里发生与蔓延的根本原因，这正是为什么“六四”大屠杀等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不能在西方民主国家里发生与蔓延的根本原因。因为，理性以及理性的民主制度使得任何社会恶性事故在发生之前就已经防患于未然地消除了，更不用说它能不能扩大成为影响整个社会、遍及全民族的历史灾难了。换言之，理性的民主制度是根除非理性的专制独裁制度以及由其产生的一切非理性的重大罪恶的有效武器，是彻底埋葬非理性的独裁专制制度及由其产生的一切非理性的重大罪恶的掘墓者。理性、只有理性，才能战胜非理性的暴虐；也只有理性的民主制度才能战胜非理性的专制独裁极权制度。
如果说，理性制度以法治为特色，一切都有章可循，一切都有法可依，一切都有程序制约，一切都相互制约，那么非理性的制度就是以人治为特色，也有章程但不一定可循，也有法律但本身也违法，也有程序制约但程序无法制约，一切好象都相互制约但相互之间根本就不能制约。人治是不讲究什么程序与不程序、法律与不法律、章程与不章程的，人治就是毛泽东所自称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人治就是“朕即国家”、“朕即法”，言出法随、最高指示、金口玉言、中央文件，人治就是个人服从组织、儿子服从老子、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政治局、政治局服从总书记，人治就是以皇帝为核心、以圣母皇太后为核心、以慈禧老佛爷为核心、以万岁爷为核心、以江总书记为核心，人治就是伟大领袖、英明圣主、小旗高高举、先帝庇荫后、一人迷糊、全国昏厥、一人流氓、全国流产、一党专政、万民欢呼，人治就是代表人民无商量、代表人民骗人民、代表人民杀人民、代表人民“促统一”、代表人民反“台独”、代表人民打台湾。总之，人治不是法治，是非理性所由造成 漱@切罪孽的基本表现。换言之，非理性是由人治通过其制度予以充分表现的，人治乃是非理性罪孽的全部特征。
人治的特点决定了它可能以非理性的战争解决问题，以残酷的流血方式解决用和平的方式也可以解决的问题。脑门一拍，大计已定。喊打，说打就打，不惜多少万人的伤亡，不惜多少母亲痛失骨肉的伤痛。既然毫无权力的制衡，既然代表人民无商量，哥几个一商量，亦即政治局常委们一碰头，或有点什么其他的事情不顺心了，那就干脆三下五除二，开战，进军，大打出手！一场中华民族的混战，就极有可能在台海两岸之间不可避免地和令人遗憾地发生。所以，要制止战争，就要克服非理性；要克服非理性，就要去除人治，就要实行法治，就要根除独裁专制极权，就要实行民主。
如果台湾的对岸是民主政体，恐怕也就不会生成个什么“台海危机”了；“台海危机”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大陆是个专制独裁极权政体的所在地，是个不民主、反民主的社会主义霸权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即在不民主的情况下，怎么能够奢望和平呢？理性全都没有了，非理性占了上风，又怎么会有理性的和平与安宁？
但也必须看到，作为非理性存在的共产党狂妄战争叫嚣仅仅是一种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似的自我表达，至少在宣传方面应该作如是观，这是它的一惯之所为，丝毫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共产党非理性的极权宣传自有它那一套不可更改的欺骗本质，那就是它惯用的拉大旗、作虎皮、“谎言重复一千遍即为真理”的所谓“正确的舆论导向”。当中国共产党把这种所谓“正确的舆论”导向“正确的战争之路”时，正是它穷凶极恶的本质充分暴露之时，正是它试图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而不得自拔之时，正是它病入膏肓而进行垂死挣扎之时，正是它行将就木而寿终正寝之时。战争，以及为发动战争而进行的民族主义动员，仅只是它维持腐朽没落的反动统治的一根救命稻草而已。
所以，当台湾对岸，亦即大陆的北京政府以其高八度的分贝大肆鼓噪战争之时，台湾应该保持低调，台湾应该对此不予理会，亦即在政策的制订上、在言辞的表达方面，不要形成“对手”或“敌人”所期望的状态，不要形成吵架之状态，不要形成“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之状态。要做到你吵你的，我不吱声，我沉默应对；你八个度的高分贝，我二、三个度的低分贝；你高姿态，我低姿态；你蛮横无理、胡搅蛮缠，我讲道理并以理服人；你急风暴雨，我和风细雨。
台湾倘若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做到了“以理性对待非理性”的第一条提示，那就使大陆的北京政府武装进攻台湾的口矢基本丧失或完全丧失，从而使台湾以其理性的低姿态高胜一筹，如此这般，岂不妙哉？岂不善哉？
2.以善意化解恶意乃至敌意
正确地对待并处理两岸关系，非善意不能化解，非善意不能维持，非善意不能继续。什么叫善意？善意就是希望别人过得好，就是希望和睦、团结、友谊，就是所谓的关爱之心、恻隐之心、怜悯之心。凡是怀抱善意的，都不能不以礼让、敬重与祝愿对待他人，都不能不以谦虚、谨慎、牺牲对待自己。
善意作为人类所应具有的基本特征是可以、应该而且必须化解恶意。恶意是善意的反面，恶意是理性的人类必须坚决克服并坚决抛弃的不良做为。恶意是由人类的弱点所形成的并通过人类的弱点进一步发扬光大的缺德之举。恶意就是希望别人过得不好，就是希望不和睦、不协和、不友爱，就是丧失了关爱之心、恻隐之心和怜悯之心。凡是怀有恶意的，都是要求他人为某种主义、某个领袖、某个虚无缥缈的目标作出贡献与牺牲，都是以血腥的残暴和无情的镇压迫使他人就范于某个人、某个组织与某个集团的领导，都是以无所顾忌的滥施淫威和肆无忌弹的破坏、打破人心的宁静、环境的宁静与生活的宁静。因此，恶意是与文明相反的可耻的做为，恶意是善意必须下大气力予以克服的对象。
善意的结果是和平，恶意的结果是战争。所以，要用善意的和平化解恶意的战争，要用和平的善意化解战争的恶意和敌意。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这就需要两岸领导人、两岸政治势力、两岸仁人志士、两岸人民拿出自己最大的诚意来，善意相向，坚决反对并破除恶意相向，竭尽全力设法结束两岸之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可耻的敌对状态。
人与人之间的敌对，是人类共同的悲剧；中国人与中国人的敌对，是中华民族的悲剧。这样的悲剧以及悲剧的历史，实在是令人悲愤、令人痛苦、令人长叹息！就在今天我们业已跨过二十一世纪门槛之际，难道还能容忍那些过时的“从肉体上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胜利”、“严厉打击阶级敌人”、“分清敌我”、“消灭蒋匪帮”等等二十世纪充满血泪悲剧的口号和语言吗？
中华民族的苦难不就是由于恶意想向、敌意相对、仇意满腔等等狭隘、卑微的心理及其表现造成的吗？以至形成了当今中国大陆面积广大的赤贫、难以治愈的愚顽、积重难返的落后。陈水扁先生及其领导的台湾，难道对中国大陆的诸多苦难、诸多贫困、诸多落后没有什么道义上的责任、没有什么关爱之心、恻隐之心、怜悯之心吗？倘若如此，那无疑是中华民族历史悲剧的重演，那无疑是陈水扁先生匮乏或没有善意的表示，而这是丝毫无利于台湾民主与自由的发展的，更无利于台湾民众的福祉的。陈水扁先生及其领导的台湾民众如果能以极大的善意承担起同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尽其所能地帮助中国大陆人民消除贫困、消除愚昧、消除落后，进而言之，竭尽全力地促使中国大陆走向现代化，那么存在于两岸之间的恶意就会逐渐地烟消云散，最终变得无影无踪，更不用说会有什么敌意了。
陈水扁先生应当对中国大陆人民之苦难予以深切的关注，只有关注大陆人民的苦难，才能够生发出台湾人民应有的慈善之心、怜悯之心，才能够研究如何尽其所能地解脱大陆人民的苦难，才能够尽到中华民族赋予他和台湾人民的不可推诿的重大历史责任。作为台湾总统，陈水扁先生理当首先考虑台湾的安全和台湾人民的福祉，但是陈水扁也肯定清楚这一点，即台湾的安全是与大陆的文明程度和民主化程度休戚相关，唇冷齿寒的。没有大陆的理性，尤其是没有大陆的民主化，大陆倘若仍是一片野蛮的荒芜之地，仍然存在非理性的“人民政府”，那么台湾的安全就决然不会得到可靠而有效的保证；如果大陆人民的苦难还是那么深重，还仍然不能得到解脱，那么台湾人民的福祉也就不能不受到极不理想的乃至于受到极大程度的不良之影响。所以，考虑台湾的安全，就不能不考虑大陆的问题；考虑台湾人民的幸福，就不能不把它与大陆人民的问题相连系。只有以善意对大陆、对大陆人民、对大陆的各种政治势力，包括暂时执政的极权的中国共产党内的改革派和尚被关押的中国民主党，以及广大民众对于中国大陆政治民主化的日益强烈的诉求，才能够使台湾获得其应有的和平与安全，才能够使台湾人民免于战争的恐惧而安居乐业地创造出美好的和更加美好的生活。(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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