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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元专访】大纪元记者吴雪儿香港报道/SARS在中国从去年十一月爆发后，已经近半年，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布伦特兰最近表示，中国大陆仍未进入高峰期，相信这跟中国在疫症开始的时候隐瞒疫情，未能及时采取适当措施控制疫情，以至疫症一发不可收拾很有关系。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及传播学院教授陈韬文博士认为，当局隐瞒疫情是制度的问题，相信隐定压倒一切，层层在隐瞒、封锁。
整个制度都在隐瞒
谈到北京当局为什么要掩盖疫情，陈韬文分析，“因为它（疫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北京当局）只是按照常规来处理，认为这件事情会引起社会动荡和不安，引起社会不稳，稳定压倒一切”，他指出，隐瞒是整个制度地做，“层层都隐瞒，因为地方政府认为发生了疫症是不好的事情，反映治理能力有问题，他们（地方政府）害怕如果我这里发生疫症，上面又追究下来，每一层都是这个考虑，所以将资讯官僚化，为了自己统治的原因，将人命关天的消息封锁、隐瞒。”
陈韬文表示，国内在过去每一次发生事情都是用隐瞒来处理，从唐山大地震开始，那个时候更严重，到现在南京中毒案也是这样。“因为从旧的观念来讲，如果可以隐瞒的话就稳定，那些人就不会恐慌，而且（人民）会对政府比较信任，因为他们以为没有事情发生，事情过去以后就算，这就是传统的想法，基本上是（当权者）对中国社会权力的信心不够，如他们有信心的话就没有所谓。”
在疫情发展到后来，301医院老医生蒋彦永，把北京疫情公开的事件，陈韬文指由于老医生“愿意具名来揭露这个情况，这个影响很大，如果不具名的话，影向没有那么大，纸已经包不住火。”最后迫使当局不得不公开疫情。
控制资讯难令社会隐定
陈韬文认为如果要做到不隐瞒的话，那么就要改变现时的制度才行，容许比较大的新闻自由，可以报道真相，同时，他认为，当权者应该改变控制数字就可以使社会隐定这种想法，其实控制数字反而会令社会不隐定。
关于国内人民对媒体的信任，陈韬文说，曾经做过一些调查，问新闻工作者，问他们理想中的媒界，大多数记者和市民都会觉得海外的媒界值得信任，党的媒界没有那么受人信任。
谣言和真相混在一起
另外，一个则面的反映，就是销售量，陈韬文说：“愈是代表党的媒界，机关报，那个销量愈低，愈是宽松，如《南方周未》，销量会好一点，也会受人尊重多一点。……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到底有多强，可能也要视乎什么内容而定，如他们都懂得在字里行间读出另外一种声音，有时如果读到“我们要团结一致”，实际上就是不太团结，或是“我们完全控制了”可能就解读成不是太控制得了，市民也有其他渠道得到消息，如上网，口语、短讯，但谣言和真相都混在一起。”
陈韬文认为，一般在敏感议题上，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不强，就是因为这样，凤凰台的空间比较大一点。当然凤凰电视台本身是有问题，为何有（指蒋彦永事件）资料交到手上都不报。
他续说：“它（凤凰台）也说明自己会看中国的新闻检查尺度来冲衡量自己的新闻，……但在中国时，它并不强调这一点，在中国时，它就强调自己是香港的媒界，所以他才有点自由度，……，原因是. 他们自称是香港媒界，（国内对）香港媒界就是外事外办，外来的事物就是外来的处理，说自己是香港媒界就会多一点自由度。”
对于香港不敢报道关于中国敏感消息的原因，陈韬文分析，“自我审查的情况是有，可能在不同媒体中的程度不一样，在访问一些新闻工作者的时候，问他们在批评中国时有没有顾忌，结果有百分之二十几的人表示有顾忌。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是中国往往对一些媒体进行统战，或是笼络，向（媒体）老板或高层人员施以团结，统战，甚至施以压力，这样做成一些人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因此避免得罪中国。”
港闻失自由中国无进步
他续说：“中国在理念上和法律上是容许新闻自由，当然作为统治者，他有他的喜恶。作为香港愈不说出真相，愈是顺着中国来说话，将会令香港很多事情慢了，犹疑不决，甚至对香港不利，而对香港不利最终对中国是不利，香港丧失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对中国来说，她不会进步，没有对比，中国只会更满足现状。香港作为比较开放的地方，无必要走倒退的路。”
保护政权是跟本
陈韬文指出，“一件事件对一个制度的冲击有多大，我觉得不同的人会用这件事件作为改革的跟据。目前他们（中国当权者）对事件的总结，相信他们会倾向认为是好事，……胡上了台以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是有了变化。”，不过，他不认为当局“会容许很大的新闻自由，因保护政权仍然是跟本；开放得太快时，他会觉得对政权的冲击太大，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会保留。”
不过，陈韬文认为，国内现时内在有压力令它开放，“一是商场压力，中国内部社会开始多元化，社会力量、民间力量；蒋彦永代表了民间力量。除了要发挥民间力量之外，就是全球化，当中国与世界驳接一起时，若维持以往的做法是不行，变了它不能和世界接轨，（开放的）关键是转变的手法是激烈还是温和。”
对于香港在这次SARS报道上，陈韬文认为，“特区政府在资讯控制方面是很绝烈，为了香港的经济和形象，可以去否定一些事实，这是很不好的做法。九七之前也有资讯控制，但主次不会这现在一样，所谓主次就是人命比较重要还是讯息比较重要。”
他又说：“长远来说，就牵涉到23条（《基本法》）。……知道中国是隐瞒疫情，够不够胆去揭露？因为是国家机密；301医院里面的动态可否报？因为文件上已经盖上“国家机密”。你拿到了中国有关SARS在国内情况报不报？ 因此23条将引起了寒蝉效应”。
陈韬文分析，“中国和香港的关系是密切得很，中国有SARS，香港也有影响，香港的媒体仍然有一个自由就是可以去追寻资讯，但是否去追寻那就是媒体的责任。有了23条，又或是他本身自我设限，不去发掘中国资料，是香港媒界要考虑的问题，也是23条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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