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0日讯】新唐人记者林丹﹑谢宗延报道/辛灏年先生原名高尔品﹐ 他曾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的专业作家。 自1977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问世以来﹐ 已陆续发表了十多部中﹐长篇小说和理论著作。 他的作品曾被翻译成英文和日文在海外出版﹐ 并被美国国会及大学图书馆收藏。 那么他是如何从一名文学家成为一名历史学家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辛灏年先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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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灏年﹕我从小爱好文学﹐十三岁在大家都讨论将来做什么的时候﹐我的很多的同学都在说﹕将来炸油条﹐将来做馒头﹐将来做甜饼子。 因为那个时候一九六零年是我们饿的最厉害的时候﹐所以我那些初中同学们都想做作饭的师傅﹐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说: 我三十五岁要是不能成为作家﹐我就投长江自杀。 其实那是一个孩子糊里糊涂的狂话﹐当然这句话一直在共产党的﹐ 我的档案袋里面保留到四十二岁这一年﹐ 它就说明一条我确实是想当作家的。
命运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是一九七九年《伤痕文学》的尾声的时候﹐我突然写了两篇小说﹐一篇小说叫《律师之家》﹐一篇小说叫《我的妈妈》﹐第一篇在《广州作品》发表﹐第二篇在《北京文学》发表﹐我一下就成了作家﹐并且第二年就被招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去学习﹐ 这样我就走上了作家的道路。
但我有一点﹐也许天生的毛病吧﹐要我在描写社会﹐甚至描写苦难的过程当中﹐把不应有的或不存在的幸福和光明也加上一点﹐我从来不加﹐那么这就造成了我在创作上一定的困难。甚至于我写的很好的小说﹐最后已经到了要发表都很困难的时候﹐甚至于我们文坛上的非常了不起的那些领导人﹐都曾经把我喊到北京跟我谈过﹐要我做一个听话的作家。 他们跟我说﹕你的作品只能存在不能提倡﹐你应该写一个能提倡的作品来﹐我们就给你奖。我当时仗着年轻回了他们一句﹕你们提倡的都不是好东西﹐我的作品能存在就算我幸运了。
我一直遵循了这个原则﹐可是我觉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之后﹐我觉得写并不困难﹐发表已经越来越困难﹐那怎么解决这个矛盾﹐我就采取一个逃避的方式﹐我干脆我不写现实体裁的小说了﹐我干脆就写历史吧﹐写历史不就是可以逃离现实了吗? 可是我对远古的历史又不感兴趣﹐ 我恰恰对孙中山前后辛亥革命以后这段历史感兴趣﹐所以我就开始决心要以中国近现代史作为大的历史背景﹐写几个家族的兴衰﹐ 来表现这一段历史过程。 这个心一下的时候﹐也正巧我看了一本孙中山先生的书﹐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易劳逸教授所写的《中国革命的起源–孙中山》和《法国革命史》﹐《中国革命的起源–孙中山》这本书﹐他使我了解了辛亥革命是怎么起来的﹐怎么过程和他的结果。《法国革命史》米涅的这一本世界名著﹐告诉我任何一个专制政权的改革﹐最后都必然导致革命的爆发。 这两个东西对我来讲可以说是“醍醐灌顶”﹐我下决心先把历史搞清楚了再说﹐我不能写一个错误的历史小说。
一九八五年中国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了对台湾的新一轮统战﹐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由民政部宣布﹕八十五位国民党将军为抗日烈士﹐ 因为这八十五位国民党将军是活生生地战死在当年的抗日战场上的﹐ 这个宣布那实在使我心魂一惊。 紧接着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抗日战场上的国民党殉国将领》﹐将一百一十五位战死在抗日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封为烈士﹐为他们树碑立传。 紧接着﹐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了《血战台儿庄》﹐让我们中国大陆的电影观众﹐第一次看到了国民党也抗战﹐而且打的如此壮烈。 这些东西无形中在我心里形成巨大的震撼﹐看来在我学的《中国现代史》这些教科书里面有些东西不真实。
比如说﹐中国大学里的《中国现代史》教科书﹐最权威的一本是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史》﹐在讲到中共中央红军长征的时候有一段话﹐这段话是这么说的﹕“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晚上八点钟﹐中共中央红军抵抗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失败﹐突围南下”﹐我说过撒谎是撒不全的。 到了翻过来又有这么一段话﹐“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晚上八点钟﹐中共中央红军宣布长征北上抗日”。 那我就在想了﹐同一天晚上同一个时间﹐一个是“突围南下”﹐一个是“北上抗日”﹐这南辕北辙吗﹐不可能是统一的﹐这里面一定有真有假﹐那么我就开始拿住这个问题来查﹐中共中央红军究竟是怎么走的路线﹐我就一本书一本书的查﹐一本一本资料的查﹐最后我发现所谓“长征北上抗日”﹐全然是假话一句。 就这样的问题﹐我至少经过我自己的手查资料﹐我查到一百多条谎话。
由于八五年承认国民党抗战﹐由于八六年《血战台儿庄》﹐造成中国大陆史学界以抗战是谁打的﹖是谁领导打的作为出发点﹐来考察五十年前那场保卫了我们伟大民族和人民的民族战争﹐究竟是谁打的﹐ 究竟是谁领导打的? 在这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许多军事学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以及全国许多的记者﹐专家﹐作者和历史学家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把抗战的基本状况﹐已经通过他们的著作﹐在不改变共产党所必须的观点的情况下﹐将基本事实已经完全捅出来了。
这对于我一个要写现代史为背景的长篇历史小说的作者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也就是我所要称的中国大陆民间的“历史反思运动”。当然这个反思以国民党抗战为突破口﹐它自然就会延伸到﹐向前面﹐十年内战﹐那就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国共内战的性质﹐更要推向前面﹐辛亥革命的性质﹐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道路﹐蒋介石先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魔鬼还是英雄﹖向后就要推到﹐一九四五年的内战究竟是谁发动的? 共产党为什么打赢了这场内战﹖至一九四九年以后﹐我们这几代人感同身受﹐已经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了。 整个一个大的现代史的框架﹐在我心中已经形成了基本的一个概念。我们了解了这个大的环境了以后﹐ 我自然更容易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他革命﹐ 我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他革命的大体的情况以后﹐我自然就能够了解到中国现代史中的那种章章节节里面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 和那些完全彻底的谎言究竟从何而来?
而这些问题在我心目当中﹐就形成了两条﹕一条﹐ 搞清楚事实﹐基本事实﹐不钻牛角尖﹔第二﹐形成一个思想理论。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胸有成竹﹐但是你要知道写这样一本书是不容易的﹐它不仅需要有思想﹐要下功夫﹐甚至也需要一点才华﹐这些都不重要﹐它需要勇气﹐它需要那个用五十年的谎言所垒成的大坝﹐跟这个大坝进行抗争﹐用一条自己的经验﹐自己认识的小船﹐向这个谎言所砌的大坝冲过去﹐那是需要胆量和魄力的﹐而这个胆量和魄力对于我这样一个普通文化人来讲实在是太难了。所以尽管在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八年﹐我的思想已经完全成熟﹐它们表现在我在一九八九年出版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给我出版的长篇小说里面﹐那已经完整的﹐我用对话的方式﹐表达了我刚才所讲的我的认识。 但是我还不敢写这本书。
可是一九八九年“六。四”这件事﹐它像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我的肩膀后面狠狠的推怂了一下﹐它使我感觉到﹐这里不是胆量的问题﹐是责任高于胆量的问题﹐责任能不能够高过胆量的问题。 所以“六。四”之后我才下决心一篇小说不写了﹐我全部精力进入对历史的研究或进一步的剖析当中﹐进入实际的操作﹐ 做卡片﹐做笔记和开始整理写这本书的提纲。直到一九九三﹐ 一九九四年﹐我觉得确实成熟了﹐我才下决心抛掉了一切﹐也抛掉了自己在国内那么多年奋斗所得到所谓“地位荣誉”﹐来到海外住在一个BASEMENT(地下室) 里﹐开始了我这本书(《谁是新中国》)的写作。
记者﹕在中国大陆写一本跟中国教科书完全不同观点的这样一本书﹐ 我想您所承受的压力和风险是非常大的。那我想知道﹐ 您在中国大陆的时候遇到什么压力? 您到海外后这种压力还存在吗?
辛灏年﹕我当时的状况是什么状况﹐是每一天写一张纸﹐写完就锁在抽屉里﹐不让任何人知道﹐包括我的家人﹐我以免引发他们的恐慌﹐毁掉我的稿子。 紧接着写的多了﹐比如说《导论》的草稿初稿写完了﹐我就把它烧掉﹐全部烧掉。 可是我不能不烧﹐ 因为我的家里门庭若市﹐天天有人来﹐万一哪一天我不谨慎给人发现了﹐那将是很大的灾难。 我大概写了撕和烧﹐不下五﹐六次﹐最后它几乎全部背在我心里了﹐这就是所谓在国内的压力。
可是到了海外﹐我真的没想到压力比国内还大。 如果你今天在海外只想为我们自己祖国的人民﹐我们自己这个可爱的祖国﹐我们历史悠久的民族尽一份心﹐你只想为中国大陆十几亿没有讲话权力的人民讲几句话﹐那就会“四面楚歌”。 第一个楚歌就是﹐ 像我这样国民党嫌我﹐我讨他嫌了﹐他不想讲中国的历史﹐也不想讲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对中华民国的历史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他也没有兴趣﹐所以你讲这个等于干扰了他“独台”和“暗独”的那样一个基本路线。第二个﹐不用说了共产党恨我﹐因为我用基本的事实和基本的道理﹐否定了他的革命和他所建的这个所谓的“共和国”。 第三个﹐民进党厌我﹐因为在我的理论里﹐在我的立场里﹐在我对事实的剖析里面﹐我是把连同台湾在内称作我自己祖国的﹐我是把台湾当做我自己祖国的一部分的﹐我是一个坚定的民主统一者﹐而且我坚定地追求民主统一﹐反对专制一统﹐所以“台独”的势力们对我当然就看不惯﹐也看不上眼。 还有那些被称为“民运人士”﹐实际上是中共专制统治体制内出来的一些朋友﹐不是全部﹐他们当中一些人看不惯我。
当然困难还不只所谓“四面楚歌”﹐比如说﹐ 一九九九年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持有者﹐我被香港大学和其他大学请去讲课﹐联合讲演﹐却被香港政府拒绝入境﹐理由是我对这个国家有颠覆作用﹐会造成国家不安全。 可妙在妙在半年以后﹐当我的书出版几个月以后﹐国内有一个非常大的中共的人物﹐却派人在纽约找到我﹐要我回去参加政治特区的的改革工作﹐并且明确的告诉我﹕必须反对法轮功。不要再讲过去了嘛﹐眼睛向前看。 被我干脆回绝﹐为什么? 我说了一句话﹕你们不真改﹐你们如果真改﹐就是让我回去坐牢我也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