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7日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日前就美国、加拿大部分地区断电事件发表谈话，声称他代表中国政府对美国和加拿大人民在停电时所经受的痛苦表示关注和同情。这番说辞似乎表明中国正在加速融入国际社会，正在变成一个有道义感和同情心的国家。
图片说明：8月14日大停电后的纽约。法新社。
我不知道美国和加拿大人民是否会听到孔泉这番款款的慰问，并对此作何感想。但是，作为一个仍然生活在中国的中国公民，一个仍然过着没有自由和尊严的生活的中国公民，我感到孔泉的这番表达过于奢侈、过于夸张了。孔泉以及孔泉背后的党和政府，更应当关注的不是美国和加拿大人民，美国和加拿大人民自然有他们的政府为他们提供服务、为他们解决困难；孔泉以及孔泉背后的党和政府，更应当关注的是自己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包括公民的生存权。
前不久，在四川成都发生了一个名叫李思怡的三岁女孩在家中被活活饿死的惨剧。居民向警察报告说，旁边一户人家中传出阵阵恶臭。当警察强行打开门时，他们发现一个三岁女孩已腐烂的尸体。门上有她的手指抓过的痕迹。一位政府官员认为女孩死于干渴或饥饿。
次日,《成都商报》刊登了李思怡死亡的故事并寻求她失踪母亲的线索。记者很快找到了答案。思怡三十九岁的母亲李桂芳，从六月四日起就被警察监管。虽然李桂芳给警察下跪哀求，请他们通知家属，帮助照顾家中的小孩，但遭到警察粗暴的拒。
派出所在李桂芳二姐家对面，距离不过一百米，但在李桂芳哀求之后没有警察去通知她。直到十七天之后孩子的尸体被发现。目前，李桂芳还在被拘捕中，她将来有一天应该记住以下这些名字：金堂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值班民警黄小兵、王华麟，城郊派出所辖区刑警队长、副所长王新，副所长卢晓辉，青白江区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实习警校学员穆羽——她直接和间接地向他们哀求过。记住这些名字不是为了有朝一日对他们进行报复和审判，记住这些名字是为了更深入地思考罪恶是如何发生的。罪恶不是孤独的个案，罪恶深藏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之中；同时，罪恶也不是抽象的存在，每一桩罪恶都是由具体的人实施的。我们所有人都是可耻的参与者，没有人真正能够置身于事外。《华盛顿邮报》评论说：“李思怡之死是一系列突出中国司法系统缺陷的最新的一个案例。”网络上一位学者愤怒地质问说：“整件事体现出我们的系统冷酷的本质。这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
我想，能言善辩的孔泉先生应该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来说，没有他们回答不了的问题。在我看来，孔泉最应该谈论的不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停电事件，而是像李思怡事件之类的、正在中国发生着的惨剧。李思怡之死，不是一个偶然事件，类似的事件每天都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着，它的被披露却是偶然的。同样，几个月之前发生的大学生孙志刚被警察拘捕并殴打致死的事件，也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只是淡淡的一抹血痕。学者任不寐写道：“李思怡走了。一个三岁的小姑娘。我们对她的悲惨的死完全无能为力，只有默默垂泪，心魂惧裂。任何繁琐的论证都是愚蠢无良的，是国家及其精神杀害了她。国家又一次凯旋了。我们在这个国土上找不到为孩子放一朵白花的地方。我祈祷上苍把这白花放在更多人的心里，并选择一个日子让所有的心灵在那里汇集。我们将在那片草原上哀悼和忏悔，然后走向天安门广场，把李思怡在那里高高举起。”李思怡是我们的孩子，她死于冷漠，死于残暴，死于我们的“习惯”。李思怡死了，而外交部发言人的谎言依然在按原有的模式有条不紊地运作。我的问题是：一个连自己的同胞、连死亡的孩子都不同情的官僚，有什么资格去同情彼岸的人们所遭受到的一点点生活的不方便呢？作为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孔泉难道不应该为李思怡惨案的发生向全世界表示愧疚和忏悔吗——以他背后那个号称“三个代表”的党和政府的名义？
然而，孔泉先生的同情心仅仅是“似乎过于充沛”而已。在面对像李思怡事件这样的“国耻”时，孔泉要么死不承认，要么顾左右而言他，再也不肯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同情心来。他把官职看得比同情心更加重要，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他的心里话。
像他这样的官僚不会有耻辱感。同情心与耻辱感紧紧相连，一个没有耻辱感的人，又怎么会有同情心呢？我想进一步追问的是，孔泉先生为什么不同情那些“六极|”死难者和他们的家属呢？直到今天，“六极|”大屠杀已经十四年了，死难者们依然死不瞑目，家属们依然连公开谈论和悼念自己家人的权利都没有。以丁子霖女士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们，不断遭到安全部门的骚扰、恐吓、跟踪和囚禁。杀了人家的孩子，还不许人家哭泣，这是一个多么具有“同情心”的党和政府啊！我还想追问的是，孔泉先生为什么不同情那些受到残酷迫害的天主教、基督教的家庭教会信徒和法轮功修炼者们呢？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做任何违背宪法和法律的事情，仅仅为了坚持单纯的信仰，而被专政机器搞得家破人亡。不仅要管制人的身体，而且还要控制人的心灵，这又是一个具有什么样的“同情心”的党和政府呢？
说到底，孔泉的“同情心”不过是“同情秀”而已。其实，这也怪不得他。既然连李肇星这样的“当代红卫兵”都能出任外长，在每个外交场合都强词夺理、信口雌黄，那么，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的孔泉又能够好到哪里去？在这样一个极权的政权之下，哪一个官员又能够维持完整的人格和基本的人性呢？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的结尾处写道：“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出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鲁迅之后的时代，中国人的鲜血继续淤积着，从“文革”到“六极|”，再到今天的小女孩李思怡。李思怡不知道什么是“三个代表”，而政治局的会议室里的巨头们也不会知道她的悲惨命运——与他们讨论的那些“军国大事”相比，李思怡的生命轻如鸿毛。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在千千万万黎民百姓的心目中，李思怡的中国显然比“三个代表”的中国更加真实；李思怡的生命显然比那些政治巨头的生命更加珍贵。
李思怡走了，她用他们的名字标志了我们的时代，我们必须为这个时代的耻辱和残忍负责。若干年之后，我们的后人会在编年史上发现李思怡的名字，并且会愤怒地谴责这个逝去的时代的野蛮和邪恶。而作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我们将被钉在历史的十字架上。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以深深的忏悔洗干净自己沾满鲜血的双手，然后去拥抱还活着的李思怡们。我们要成为合格的父亲和合格的母亲，我们要成为不与邪恶合作的人，让我们发誓——以李思怡的名字。
(二○○三年八月十六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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