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3日报导】亚洲时报焱桦9月23日报导，中国城镇居民90年代前罕闻有看不起病的，现在就连“城里人”看病也常捉襟见肘，看病顿时成了洪水猛兽。“城里人”尚且如此，一向都不富裕的“乡里人”则往往一看病就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
看病，为何从以前的“小事一桩”，变成了现在昂贵得连城里人都不敢奢望的高级待遇呢？尤其在经历了一场非典型肺炎SARS灾难后的中国人越发意识到，现在“一般人”生不起病了。这与医院的天价药费不无干系。一篇题为《医院药价为何居高不下–一位老药剂师的思考》的文章里，一位在医院药房有40多年工作经验的老药剂师，根据自身经历和思考，从医院的角度解读了药价居高不下的奥秘：
“首先是由卫生部颁发的《中国药典》、《基本药物目录》难以执行。虽然医务工作者都知道二者是经过专家反复论证，最具权威性的参照书，但目前在事实上执行中却变了味。比如，对于一般感冒采用的基本药物—阿司匹林，每片只有两分多钱，医院并非没有，但医生在开处方时却说没有，以一盒6元多10片装‘巴米尔’取而代之，其成分就是‘阿司匹林’；又如，缺铁性贫血常用药–硫酸亚铁，过去1元钱可买100片，如今在医院难觅踪影，只有20多元每板7粒的商品药‘福乃得’，其成分还是‘硫酸亚铁’加上若干维生素（价值几分钱）而已；再如，当前盛行的‘补钙’药从医疗角度看，100片乳酸钙或葡萄酸钙加服维生素AD总共不过几元钱，其疗效不啻每瓶30片40多元的‘××钙’之类（此类药品的成分其实就是普通钙加维生素AD）。医院一般不给患者开普通钙片加维生素AD，而热衷于开高价的‘××钙’之类；更让人气愤的是，对于一些青霉素适应症患者，几角钱一支的青霉素理应首选，却偏要你打近百元一支的进口药，一些并非疑难病症的普通疾病，动不动就要你作CT检查等等……患者不懂医，若实在看不起病，就只好听天由命了。”
“其次是医德医风太差。我早期从事药房工作时，药品价格一直很规范。那时在医务工作者的心目中，医德医风是至高无上的，药品毛利率被严格控制在15％至18％，即使医院自制的药剂，也不得超过成本价的50％，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否则将被视为犯了政策性错误。有些患者盲目追求用好药，医生还得耐心地做合理用药的宣传工作。如今却出现了怪现象：不作科学宣传，反倒搞价格欺诈，改了名称的普通药，价格竟翻了上百倍没人管，就连医生们对此也很有看法。明明知道‘巴米尔’的成分就是‘阿司匹林’也无可奈何。因为医院没有‘阿司匹林’，只有‘巴米尔’。不少医院为了鼓励医生多开高价药，竟把处方权与医生的经济利益挂钩，强迫医生做违心事。更过分的是，许多药品的出厂价并非实际出厂价，批发价也非实际批发价，‘暗箱操作’是各级医疗管理部门心照不宣的问题。厂家有厂家的苦衷，医院也有苦难言，其结果是纵容了暴利行为大行其道。据我了解，一种名叫‘迪恩安’的干扰素，每支50元，还包含了邮资费（该厂是卫生部批准的专门生产干扰素的厂家）。但在一些大医院见到的另外一厂家生产的干扰素，品质一样，每支价格却在180元。后中央电视台曝光了此事，该药才恢复了正常的零售价格（每支66元左右）。显然问题主要出在流通环节上。中央电视台不可能对每一种药都追踪曝光。常用的抗过敏药‘特非拉丁’，出厂价每板3．5元，到了医药公司手里就变成了7．3元，到了医院每板就是10元。常用于冠心病的药物‘卵磷脂’，在医药公司的批发价为每瓶91.30元，其实出厂价每瓶是50元。医院50元购进，零售价却卖到每瓶107元，翻了一倍。肝炎用药‘病毒唑’，出厂价每板6元，经医药公司一倒手，再到病人手里每板就成了16元。这中间的暴利谁来管呢？”
这位老药剂师的文章其实并非新推出，而是两年半前首发于《法制日报》，其后不断在网络上流传，至今不止。与此同时，老百姓对医疗高收费的怨声载道，也未见一刻停止。
除了老药剂师所讲的开高价药外，有的医院对一般疾病患者超量开药，开“搭车药”。一些并非治疗的必备，其实是“万金油”性质的药，被大肆推广于临床治疗当中，还有做各种不必要的检验问题等。
有论者甚至认为，“医疗产业化”除了无情地把中国人民分化两极–有钱看病阶层和无钱等死阶层，还带来了一系列“副产品”。医疗产业丰厚的利润吸引力了无数投机者，为了降低成本谋取最大利润，催生了不少“三无”医疗器械小作坊。从此重复使用血液透析器导致患者染上肝炎，输入不洁血液导致患者染上爱滋病；河南省上蔡县出现了好多村庄整村人因为卖血导致患上爱滋病等恶性事件频见报端。
于是，近来民间舆论把以上诸种现象之祸首矛头直指“医疗产业化”，从而引发是否应该进行医疗产业化的热烈讨论，为之鼓与呼者和强烈反对者各执一辞，互不相让。
正方大都认为：众所周知，国家每年对医疗的投入根本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为了使医疗系统运转起来，国家对医院药房的高价买药现象也一直采取默许的态度，因为药品收入事实上是作为国家对医疗投入不足的一种补充。然而这种情况经过媒体反复曝光，显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中国不可能把所有公民的医疗费用完全承担下来，就连美国也不能做到这一点，而患者的医疗费用仅仅是医疗行业所需资金的一小部分而已，所以医疗所需资金除了市场别无来源。
反方极力反驳：由于公立医院过多，政府财力有限，公立医院不得不自负盈亏，于是追求经济效益成为各公立医院办院的指导方针之一，这就出现了“没钱不看病”，推诿病人，医疗事故频发，医患关系紧张等恶性事件。而且，“医疗产业化”下，医院是药品流通中的一个特殊环节：一方面对于药厂，它是买方市场，药厂必须巴结医院；对于患者，它又是卖方市场，因为患者不得不唯医生命是从。这样特殊的地位，导致了医院拥有无尚权力，既可以低价买进，也可以高价卖出–这是不正当竞争，必须有法律限制其暴利，医疗体制真正是到了非改不行了的地步了。
正反双方争论的主要焦点围绕着，规范医疗市场是否就要把大部分医院推向市场，但同时双方又达到一个共识：公立医院应该由政府全资财政补贴，慈善福利体系辅助，以及医疗保险三结合；必须完善医疗领域的立法，让医生对其医疗行为负主要责任，以法治的手段管理医疗市场，让医疗走上法治化管理的道路。
只稍回首之前SARS肆虐期间，医院无偿收治SARS患者的实施情况：瞒报、推诿，患者是各级医疗管理部门都心照不宣的问题。眼下SARS再次来袭，这场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医疗产业化”之争将再次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