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7日讯】据亚洲时报曾慧燕1月27日报导/猴年伊始，照天干地支排列，2004年是甲申年。甲申年在香港重读郭沫若60年前所撰的《甲申三百年祭》，颇有点鉴古知今的味道。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写于1944年，说的是当时的300年前、明朝于甲申年灭亡的故事。明朝末年，崇祯帝治国有心无力，天灾人祸接二连三，“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民不聊生的状况也造就了李自成及其“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的诞生。郭沫若说的，正是李自成崛起、败亡背后的因由。
郭沫若文中论到，李自成本来只是“高迎祥部下的一支别动队而已”，他在初发难的十多年间时胜时败，甚至数度试图自尽。而促使他后来从此一帆风顺，能够陷北京、覆明室的，就是投靠其麾下的部将李岩。
李岩为李自成建言，劝其要管束部下以收拾人心，李自成听信其言，“收拾人心”、“散财赈贫，发粟赈饥”；又明下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正正是这些严而律己的策略，令众百姓“视贼如归”，李自成才能节节胜利。
郭沫若认为，李自成最后为清兵胜之、使其“功败垂成”，也是由于李岩对李自成的忠告不获接纳。李自成攻下北京，建立“大顺”朝统治。李自成进京后，李岩上疏，要李自成严肃军纪、用政略解决吴三桂的问题。
然而，李自成没有听进谏言，其部下牛金星“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忙于筹备登基大典，“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几十万大军上至一品权将军刘宗敏、下至小兵小卒屯于京城，抢掠民财，尽情享乐，使其军纪大乱。最后李岩因牛金星向李自成下谗而被杀。
郭沫若认为，假使李岩的谏言被采纳，先给吴三桂父子以高爵厚禄，而不是刘宗敏式的敲索绑票，三桂谅不至于“为红颜”而“冲冠一怒”；即使要对吴三桂不客气，也应由刘宗敏那样的一等大将应该亲领人马去镇守山海关，以防三桂的叛变和清朝的侵袭。然而事实却恰得其反。防山海关的只有几千人，庞大的人马都在京城里享乐。故此，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
李自成故事最大的教训，在于其没有管束部下牛金星、刘宗敏的胡作所非为；天下太平、大功告成的自满情绪大膨胀，毫无居安思危的思想准备，过分陶醉致使其后来一旦面对攻击即手忙脚乱、兵败如山倒。
《甲申三百年祭》写成于1944年，当时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有预兆，共产党也预计自己能在国共内战中胜利。该文写成后，毛泽东大加赞扬，特别印制此文并称“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换言之，就是要共产党员莫要只顾沉醉在胜利中、急于分功，“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香港特别行政区回归六年来，特首董建华的施政越见捉襟见肘，其中一处困难，即来自所谓“爱国人士”向其需索权力的压力。甲申年读《甲申三百年祭》，不难发现 360年前史实和现今状况何其相似。可笑那些急于分享权力的人们对于自己行径触动民愤仍不知收敛，反而扬言要中央来“一管到底”，为他们撑腰。“历史重复自己”一说，大概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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