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3日讯】辞旧迎新之际，中国却既没有“辞旧”，更没有“迎新”，而是在膜拜暴君毛泽东阴魂的同时，大肆铺张对胡温的歌功颂德，与国际接轨的国内外十大新闻评选，居然也“洋为中用”地变成了本年度“政绩工程”的压轴大戏，央视出炉的2003年国内十大新闻，与其说是“新闻”评选，不如说是献给胡温的赞歌：排在前八位，不仅全是报喜，且全是现政权的功绩。
政绩，已经成为陷于合法性危机的中共政权的镇山之宝，御用精英们为现存秩序辩护，借助的就是“政绩合法性”王牌。无论是对毛泽东阴魂的膜拜，还是对胡温新政的献媚，“政绩合法性”辩护所遵循的，恰恰是“成王败寇”的野蛮政治观，所掩盖的正是道义合法性的残缺。
的确，独裁政权的维系主要靠统治者的能力和魅力，谈论独裁政权的政绩就必然要谈论魅力型领袖。然而，就独裁者的治理能力与政体合法性之间的关系而言，虽然统治者的品德和能力可以影响治理效率的高低，但决定治理效率的关键因素则是政体本身，所谓“制度比人强”，说的就是这一常识。
实行自由宪政制度的社会，主要依靠制度本身的德性之善和法治规则，靠个人的、社区的、民间组织的自治，就能保证社会稳定和治理效率，而根本不必乞灵于明主仁君的出现。完善的个人自由、民众授权、权力制衡、法治约束、舆论监督和民间自治等机制，一方面，使执政者必须审慎地行使手中的权力，稍有闪失就可能失去权力。另一方面，使民间的个体和自治组织充满创造性活力，社会治理也必然有效率。而且，其局部失误也能够得到及时的补救，不可能让局部的失灵蔓延为整体危机。在宪政民主社会中，既不需要每天都呼唤英雄的道德高调，也不需要终日高喊“为民造福”的救世主，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有权利、有能力、也有责任自主地谋划和追求自己的幸福。
而实施独裁制度的社会，政体的德性之恶和人治秩序，致使民众处于依附状态，无法自主地决定和追求自身的幸福，也就只能在一个个政权的兴衰中和社会的治乱循环中乞灵于救世主。“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古训，说明了古代贤达对明主的预期多么漫长。一种无法激励个人创造性和无法形成人们稳定预期的人治制度，无论是个人对未来收益的预期，还是群体对统治阶层出现仁君的预期，其兑现都是偶然的小概率事件。而且，如前所述，越是在独裁制度下有所作为的君王，就越容易形成“唯一人”的绝对权力，其任意而为的统治就越具有破坏性。而且，绝对独裁者的建设性大都是局部的偶然的，而其破坏性则是整体的常态的。
一种政治制度和一个政权的维系，在根本上来自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普世人性，自由与否，已经成为当代人类评价个人幸福和政体德性的首要标准。只有善待个人自由的政体和政权，才能在根本上增加人民福祉，也才能具有持之久远的合法性。所以，自由体制中的政府和政客，不需要自奉为伟光正、不需要整天将政绩挂在嘴边，不需要编造谎言来欺骗人民，不需要挥舞刺刀来恫吓人民，也不需要让人民每天都感恩戴德，就在于其执政的合法性不需要政绩的支撑。
而政绩合法性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它以取消个人自由来维持统治，它与人性的本然状态和普世追求相违背，缺少支撑政治制度的超验之维。之所以，独裁制度下的政府，总要自称多么地伟光正，总把每一点点成绩挂在嘴边，总是强迫民众感恩戴德，总是对人民编造谎言和挥舞刺刀，实在是因为它对自己政权的合法性缺乏信心。得不到被统治者真诚的自愿认同，就只能通过强权式的暴力、谎言和收买取得被迫认同。中共接受民众基于恐惧的违心承认，也是出于无奈，因为现政权也已经意识到获得真心认同的不可能。所以，这种只靠政绩支撑的统治，也就只能是鼠目寸光的政权，是汲汲于狭隘的实用性和短暂的即时性的机会主义，在根本上源于没有超越性的稳定的道义来源，也就不可能获得持之久远的合法性。其统治必然表现为缺乏长远目光而过于急功近利，没有博大胸怀而尽显小肚鸡肠，缺乏为政从容而经常手足无措，罕有政治智慧而陷于利令智昏。
2004年1月2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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